官场的冰山法则告诉我们，官场上，隐秘的利害关系是盘根错节的，许多人在一个地方沉浮一生，都未必能够了解清楚。然而正是这些隐秘的力量主导着现实的结果，许多人的失败往往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因为你不知道这种力量的强大，无心的冒犯与随意的讥刺，都有可能将你彻底地摒除局外。
中国古人笃信灶神，认为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也藏着一双激烈抖动的耳朵，自己与家人说的私房话，都会在第一时间传到决定自己命运的人那里。这固然是密探时代留下来的心理伤痕，但也不排除中国人饱受人际利害关系的折磨，稍有不慎就开罪于人所带来的警醒。
一般来说，只要一个人留意到别人的存在，注意不要拂逆别人，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那么人生的成就，往往会比你所预期的要更大。
南北朝时，少数民族的军事武装横行北方，晋室被迫南迁，逃到南方的皇家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得到了北方世族王导的支持之后，终于登基为帝，开辟了东晋小王朝的半壁河山。
司马睿登基之后，对王导感激不尽，就拉着王导的手，和他并排坐在龙椅之上，时人言称：“王与马，并天下”。意思是说王氏世族的势力及影响力，已经波及了权力的最高端。
那么，王导既然能够与帝王相并，他到底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呢？
让人惊讶的是，王导唯一的本事，就是夸奖别人。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夸人高手，患有严重的夸人癖症，一天不夸人，就浑身上下不舒服。
王导做扬州刺史的时候，曾经大宴宾客，来的足有几百人，对每一个人，王导都夸奖有嘉，最高妙的是他夸得恰到好处，恰好夸到对方的心里，让众人尽皆大喜。但是，在座的有一个临海人叫任禺的，没有得到夸奖，还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客人，不懂汉语，看众人欢天喜地，脸色就有些难看。
看到这情形，王导先走到任禺的座前，和颜悦色地对任禺说：“阁下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自打临海出现了你之后，临海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和你相比了。”
任禺大喜。
然后王导又走到那几个少数民族客人的座前，模仿着对方的语言说道：“兰渚。”这句话是少数民族用以夸奖别人的专用语，意思跟王导对任禺说的话差不多，几个少数民族兄弟听了，顿时眉开眼笑。于是满座皆欢，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幸福快乐之中。
渴望听到别人的赞美，这是人之本性。究其原因，是因为人在本体意识上的一种虚无感。当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之时，他就会面临着几个相当严重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真的存在吗？如果我不存在了的话，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吗？尤其是最后这个问题，最是让人揪心扯肺。古代的帝王和现代社会的罪犯，都是在最后这个问题上犯了糊涂，由于他们误以为自己死了之后，世界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才会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甚至连子孙后人的福祉都不理会。
同样地，因为人的心灵无法把握自身，人格处于随时都会动摇的状态之下，所以人需要强力的外部肯定性信号输入，以证明自身的存在。
这表现在普通百姓身上，就是他们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很强，我有理由获得成功，我是这世界上不可或缺的风景……”但是残酷的现实不断地摧毁着他的自信，所以每一个人都存在着近乎无限制的肯定性需求。
对于高高在上的掌权者来说，他们的心里更是恐惧。他们的心灵会不断地质问自己：“你是谁？你有什么本事？你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你不也是一样地要吃饭，要睡觉，头磕到墙壁上会痛，刀子捅进去会淌血……可你为什么居然主宰了别人的命运？”
所有的这些问题，永远也不会浮现到意识的层次上来，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能够感觉得到。所以掌权者时刻需要肯定，需要听到别人对他们的歌功颂德，需要听到别人赞扬他们的智慧与英明——正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具智慧，更为英明，所以他们才成为了公众的救星。掌权者的内心急切地渴望着这种肯定，以维持他们那摇摇欲坠的自我人格。
人格原本是一个虚幻的心理存在，而这种肯定性刺激一旦过于强大，就会产生过度自大的症结。元代有一个叫畅师文的人，此人有洁癖，因担心别人的手不干净，他吃的食物，都是自己亲自下厨做的。他喝水的时候，只喝挑夫担来的前面一桶水，是因为担心挑夫放屁，污染了后面水桶里的水。有一次，他正在洗脚，忽然有两个朋友来访，于是畅师文愉快地招呼朋友坐下吃桃，可是桃子还没洗，畅师文就拿起桃子，在自己的洗脚水里洗了洗，递给客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洗脚水都比别人干净。
这畅师文一个普通人物况且自大到了这种程度，掌握了权力的人物，就更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多患有严重的自大狂症，例如有名的暴君隋炀帝，其人残暴无比，自大到了疯狂的程度，他曾三次大举对高丽动武，三次大败而归，部将小心翼翼地进言，希望他能够按照战争的规律来打仗，却不想话刚一开口，隋炀帝就斜着眼睛看着将官们说：“连我都摆不平的事儿，你们又懂得个什么？”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畅师文，他们都具备灯塔式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中心，俯瞰整个世界，自以为高高在上：我是最具智慧的，最聪明的……最要命的是，世界上的人，除了极个别的智慧型学者外，几乎都是这种思维方式，都认为自己智慧过人，掌握了权力的会认为自己获得的一切顺理成章，没有权力的百姓，则易于变得愤世嫉俗，认为命运待自己不公。
所以，官场中人，哪怕是有一句话稍不小心，都会触犯到对方这个心理忌讳之上，开罪于人，往往连自己都不知道。
揭示这一规律的，最有趣的事例莫过于明朝南山县县衙里发生的一桩趣事。
南山县县令的妻子姓伍，而县丞的妻子姓陆，还有一个主簿的妻子则姓戚。有一天县令夫人会见衙中属员的眷属，以期联络感情。县令妻子先问县丞的妻子姓什么，回答说姓陆。再问主簿的妻子姓什么，回答说姓戚。县令夫人登时就火了，大发雷霆，退进了内室。众眷属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吓得大气也不敢喘，等待在门外。县令也是觉得奇怪，就进去问妻子。
妻子回答说：“外边那些女人，在戏弄我，你看看我姓伍，县丞老婆就说她姓六，主簿老婆就说她姓七，别人我就不能再问了，再问下去的话，肯定是姓八姓九和姓十了……”
县令听得哈哈大笑，仔细地解释过，才让他的妻子消了气。
这件趣事，就是我们最经常说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家只是说出自己的姓氏，县令夫人就认为这是在嘲弄她。只因为这件事情说开了，误会解除了，所以记录在历史里，权当笑话让我们一笑。可是官场之上，尽多你永远也不明究竟的冲突与伤害，仅仅是因为这些事情当事人没有说出来，所以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官场之上，成功者或许还能够说出他们成功的因由，而失败者，多是陷入懵懂之中，实际上推究起来，导致一个人人生失败的，往往并非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些早已被当事人忘到脑后的细枝末节。这些枝节虽然小，但在对方心里引发的动荡却极大，所产生的后果，也是超乎我们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