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性恶说告诉我们，人是一种极为脆弱的动物，他们始终无法抑制内心中恶的冲动，无法抵御心灵深处那暗黑的召唤。只要是心灵上的警醒稍有松懈，人就会滑入寻欢作乐、为非作歹的渊薮。

    比较明白这个道理的，大概是东晋晋武帝司马炎了。他虽然是皇帝，却颁布了一条怪异的法令：州郡官员等人，如果杀了人，抢劫了财物的话，只要上缴一定比例的金银，就可以平安无事。明明自己是个皇帝，却非要拿自己当土匪头子，只是因为晋武帝既无意抑制自己心里的邪恶，也无意控制官员内心的邪恶。

    相对来说，像晋武帝这样的异类皇帝为数不多，而倾向于呼唤人们内心中的善良的皇帝与官员，数量却很多。历史上，哪怕是再昏暴的皇帝，再邪恶的人，也不愿意让别人将自己视为恶人。所以官场之上，主流始终是正面的，向上的，积极的与阳光的。

    但在这正面、向上、积极、阳光的遮掩之下，隐藏的却是芸芸众生那痛苦的内心，即使是圣人者流，也逃不过灵魂的拷问。

    孔子的传人曾参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段话，透露出儒家学者对于心灵深处那暗恶的警醒与无奈。看看这位曾参，他知道自己最经常犯下的三个错误是：背叛，欺骗别人与欺骗自己。人一旦被这三种错误控制，就会彻底颓废，从此滑入低级趣味的泥坑中，难以自拔。

    所谓的低级趣味，是指那些能够愉悦感官，让身体产生强烈的震撼和快感的娱乐方式，而这些娱乐方式太接近于本能，所以品位自然不高。

    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镐的人，官拜山东提督学政。由于此人贪杯嗜酒，父亲专门写信来，吩咐他万不可贪杯误事。接到父亲的书信后，陈镐经过认真的思考，便命工匠铸造了一只巨大的酒碗，碗中能装两斤多酒。碗上还刻有八个醒目的大字：父命戒酒，只饮三杯。

    陈镐无疑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既不想拂逆父亲的劝诫，却又无法拒绝美酒的诱惑，想出这么一个高妙的法子来，也亏他煞费了心思。

    相对而言，美酒对于人性敏感度的刺激，远不如赌博。要知道赌博这种事情具有莫大的悬疑，而且进入门槛极低。腹有诗书万卷者在赌桌上和大字不识的老粗是完全平等的，再加上赌钱远比辛苦地劳作更易于见结果，更刺激人的大脑神经，所以古往今来，举凡有人的地方，必然有赌局，只不过分为秘密的与公开的两种。

    赌局不唯不分场合，而且也不分年龄、男女。光绪末年，上海有女总会，是专门供女性赌徒一掷而快的地方，而且参与赌博的全都是名门闺秀。白天的时候，这些女孩子在家里闭门不出，等到了夜里，就悄悄坐着马车来，掷起骰子来吆五喝六，那动静比男人吵得更欢实。

    酒与赌这两桩东西，都有着一个聚众的特点，所以经常地会合在一起。清朝末年，恭亲王负责京师安全，突然有一夜率巡警冲入一家秘密赌场，当场捉住朝中重臣四十余人，将这些人捉拿到皇帝面前，皇帝也只能是装聋作哑。尽管没有受到任何处置，但这些人以后的晋升之路，就算是彻底堵死了。

    人性中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诱惑，更易于毁掉一个人的前程。清同治年间，江西某县令为了表功，治化一县，就严禁读书人私自进入妓院。忽一天，接到线人密报，说是有一个书生偷偷地溜入了妓馆。县令即刻颁下令签，令衙役将人犯拿来。过不多久，衙役们横拖竖拽地捉来一个面目陌生的人，穿的衣服也极是奇怪。县令喝问其姓名，此人支支吾吾，含糊其辞。这惹火了县令，不由分说将其暴打了三十大板。

    隔日，县令前往州府，拜见自京师而来的京官太史，却听说太史患病，郁郁而归。又隔了许多日子，县令突然在一个场合遇到了太史，吃惊地发现此人正是那一夜惨遭他三十大板的书生。县令当时惊得目瞪口呆，而那位太史，见到了县令之后，更是尴尬得掩面而走。此事传出，轰动一时，成为了官场上难得的笑料与话题，而这位倒霉的青年太史，从此也在官场上淡出了。

    相比于官场上的老油子，初入官场的年轻人，最需要提防的就是酒赌色这几个致命陷阱。因为老油子已经在官场上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而且也早已绝弃了晋升之望，就算是犯了事，上面主事的人看在情面上，也不好追究。年轻人却不然，官场原本就对年轻人忌惮三分，唯恐年轻人会影响到官场的主流价值走向，让自己无所适从，所以一旦年轻人犯下这几桩错误，立即就会传得沸沸扬扬，主事之人也会格外严厉地惩罚，让年轻人永远丧失晋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