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两个字，向来是合在一起用的，用以表达人的思维认识空虚模糊的情形。

    懵就是无知，就是大脑中一片空白。而懂则是知道，是明了。懵懂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说你知道，你明明不知道；说你不知道，你又好像知道，总之是非常难以说清楚的一种智力状态。

    再细究一下，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两种智力状态我们都熟悉，而懵懂则是居于二者之间的，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呢？

    这种奇特的思维状态，是指一个人的思维已经成熟，但人格却仍未发育健全。这种状态下的人，只是因为那为人处世的简单道理，是我们打小就被老师和家长耳提面命，重复过无数次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家长老师还没有开口，我们就已经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程度了。但是，这种“知道”完全是外部强加于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肯接受的话，家长会闹老师会罚，搞得严重了还会有警察介入进来强拖着我们去监狱，所以我们是被迫知道。这种被迫知道的状态久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就都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

    这种不知道，主要表现在我们的人格不肯接受上。我们的人格之所以不肯接受，那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人格是在推翻外部的权威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一个人的成长，在幼年时间是没有自我人格的。那时候孩子完全是家长意志的延伸，没有主张自我权力的可能。等孩子到了七岁，他的自我人格就要形成，建立起自我人格，就意味着首先要把自己从父母的附庸中独立出来，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就开始不服管教，他们在身体上已经做好了脱离父母与家庭的准备，只是心智还不够成熟，更没有谋生能力，只能暂在虎穴勉强息身，蜷伏爪牙默默地忍受。

    等到了十四岁左右的时候，孩子的自我人格开始成熟，生理书上管这个阶段叫青春期，并且提醒家长说：青春期的孩子叛逆意识强烈，开始了有意识地对抗父母与老师，脾气比较大。但正如我们所知，仍然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个年龄的孩子在与父母的斗争之中，注定是要失败的。更可怕的是，不唯父母对孩子自我人格的形成进行压制，整个社会的力量也从各个角度对孩子进行“剿杀”，孩子的自我人格还远未成形，就已经感觉到了四周的杀机弥漫。

    然而孩子却一定要形成他的自我人格，这个自我人格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倘若一个人连灵魂都没有，那他还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在这一阶段成功建立了自我人格。他们被称为神童，因为他们在青春时期就已经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问题，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成长权力。于是他们就能够自觉地将有关这个世界的规律与社会的法则，融入到自己的人格之中，于是他们很快就“成熟”了。

    但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他们的资质只是普普通通，还无法在少年时期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现实强迫他们必须要成为父母的附庸，而他的人格又在主张着自我的独立。这样无奈的现实导致了大多数人的自我人格与外部强行输入的信号展开了激烈的绞杀。确切说来，天才的儿童能够自觉地接受社会规则，因为那是他们人格的一部分。而绝大多数孩子却不得不抗拒正常的社会规则，因为这些东西正在摧毁他们的人格。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年轻人一种奇怪而复杂的矛盾现象。说到社会的法则，他们知道的丝毫不比成年人差，甚至比成年人说得更精确，更到位。但当他们做起来的时候，却恰恰相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和自己所表达的观念反着来，仅仅是因为，这种观念是他们被迫接受的，而且是他们的自我人格极力抗拒的。

    这种说起来比谁都明白，做起来比谁都糊涂的年轻状态，就是懵懂的懂字。也就是说起来懂，做起来不懂。说别人懂，说自己就不懂。你说他不懂，他比你还懂。要说他真懂，其实真不懂。到底懂不懂，说起来真懵懂。

    这种所谓的懂，是语言与行动的背离，是愿望对思想的叛逆。这样一个言行不一，眼高手低的人到了官场之上，想要成功，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说懂而不懂，说不懂却又懂的怪异智力状态，也绝非是年轻人的专利。不管你胡子多白多长，年龄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只要是自我人格仍然存在着缺陷，那么你就无法走出这种中间状态。所以我们在官场之上，尽多见智力处于这种奇妙阶段的异事。

    唐朝时，有一个叫王及善的人，此人才学平庸，行为猥琐，精神迟钝而不清醒——这就是最典型的懂的状态。史书上说这人脑子不清醒，可是他居然做了中书令。难道那提拔他做官之人，也是脑子不清醒的吗？眼见得这么一个脑子糊涂的人，竟然身居高位，众官愤愤不平，曰：“这是大乌鸦落在了凤凰池里……”群众的反应终于被上面听到了，于是圣上有旨，将王及善提拔为宰相。这下子百官吓呆了，连反对的话都不敢说了。如果你说王及善脑子不清醒，那你清醒怎么就没当上宰相呢？

    总之，脑子不清醒的王宰相，彻底否定了群臣的智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又看得人跌破脑壳。那王及善做了宰相之后，并不去管理国家政务大事，而是天天蹲在都省官署的门口，见到有驴子经过，就上前驱赶。众官封了他一个留名千古的雅号，叫驱驴宰相。

    懵懂之人也能够当上宰相，这可应了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或者有人会认为，这王及善是一个特例。但是这种观点却是错误的，王及善不仅不是特例，而且是官场上比较普遍的现象。如王及善这种半精半傻的怪人，遍布史书。比如说雍正年间，皇帝要求百官都要轮流向皇帝奏事，这一奏事，就奏出来一个南郭先生。有一官员越众而出，诚恳地向雍正建议说：“朝廷应该下旨，禁止卖煤的人横骑在骆驼背上，因为这么个骑法，万一跌下来的话，会摔疼屁股的。”当时雍正听了，呆怔良久，才知道自己的属下居然都是这种水平。

    如果雍正认为这位骆驼御史的水平低，那他就错了，相比于顺治时代的官员，这骆驼御史绝对算是有水平的领导了。

    顺治年间，歙县有一位县令，他不识得字，到了公布判案布告的日子，就让书吏教他写。书吏写一画，他就写一画，书吏写一竖，他就写一竖，写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结果写到一个“七”的时候，这知县大老爷把钩给弯到了相反的方向，应该向右弯，他却给弯到了左边。书吏抱怨了一句，县令登时火了，忽然将布告翻过来，说：“弯错了方向有什么打紧，你把这布告反过来贴，这不就正过来了吗？”

    听了县令的话，书吏当时就哭了。他哭什么呢？他哭，是因为县令只知道将布告翻过来贴，“七”字是正过来了，可是别的字却全都反了。

    赶驴的宰相，驼煤的御史，是一种非常纯正地懂，而最后这位县令，却已经超过了懂的境界，进入了无知而愚蠢的地步。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他们都能够在官场上获得一席之地，那么只不过暂时处于懂之中的善良年轻人，又有什么理由不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