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殷海光如果活着，他会被气死；如果他死了，他会死不瞑目。

    □被气死、死不瞑目的原因不在他被人肯定，而在他被人不由分说，硬把他排排坐在一些假货中间。

    ■举个例。

    □龙应台对李登辉说：

    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在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湾人”，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的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

    龙应台开出的名单，假货之一就是柏杨。我深知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给他太太的密件里，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党中央的深厚关系。柏杨离开救国团后到《自立晚报》，虽然开始另有调门儿，但正如姚立民《评介向传统挑战的柏杨》所说：“柏杨批评台湾政治，批评传统文化是实，但对‘元首’父子则毫无指责侮辱之处，与陈琳、骆宾王二人檄文中之偏重人身攻击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姚立民自然没有看过柏杨给他太太的密件，不知道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中华日报》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画，画是美国原稿，我只担任翻译对话说明……被调查局认为有影射总统及蒋部长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侦讯，肯定的认为我是出于恶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这段话，极值得我们注意。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的背景与素质，即使入狱前后，亦未少衰。

    以上所说，当然还有许多旁证。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国内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回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在《自立晚报》发表的，竟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的马屁之作！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混人硬当作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即使是回护他的孙观汉，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在《连政治犯的“罪”都谈不到》中，也明说了柏杨案的这一特色。龙应台说的“对民主发展”、“对自由主义”如何如何，其实柏杨完全沾不上边。龙应台全是胡说八道。即使柏杨出狱后，仍二次发表对蒋政权捧场之文，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由于我对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卑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