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当时砍的人大义凛然，义愤填膺，满头满脸的正气。其理由既有远古圣人的训言，又有近代圣人的发现。

    ——谓之“天人合一”。

    这四个字超级经典，相信每个中国人，以至于外国人都知道。不过和汉学的兴盛无关，倒是拜中外影视剧所赐，连《功夫熊猫》里都能运用一下。

    具体到宋朝，就是各种自然界灾害，都能和皇帝、臣子、政治、军事挂上钩。至于为什么挂上的，内蕴就太丰富玄妙了。当时就没几个人懂，现在……现在还有谁认为汶川大地震、海地大海啸之类的现象和人类的思维意识变化有联系吗？

    所以一切的“天人合一”，都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猜测。可惜却总有人坚信不移。熙宁年间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熙宁六年。新政在国内如火如荼，王韶、章惇、熊本在边境上连战连捷，可是华山突然间地震了，泥石流翻滚而下，灾害相当不小。

    这立即就被文彦博等人抓到了现行。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下，华山崩塌，原因就是政治昏暗，百姓受苦，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有了宏观根据，文彦博还能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他给神宗上了一份奏章，说的是他某次闲暇出去散心的所见所想。

    那次他去大相国寺上香，嗯，很风雅，也很有宗教信仰。不过好像一直以来儒家独尊天下，“吾乃孔门弟子，誓不与和尚为伍！”这样的口号流传好多年了，难道文彦博不知道？并且多年以后，各位君子大贤还以王安石信了佛教，来抵毁王安石的人品，不知用的是什么样的双重标准。

    闲话又多了些，回到正题。文彦博峨冠博带，宽袍飘然地从主殿出来，心情大好，顺便向附近的贸易市场走去。

    他看见相国寺内，以及御街商行里，市易司的人员在紧张忙碌。或许是态度过于认真了，让文彦博非常不爽。

    “瓜果之微，锥刀是竞，竭泽专利，所剩无几。”这样分毫必争，哪还有我大宋朝的威仪？其结果，只能是伤损泱泱大国的国体，使自己国民离心。更要紧的是，这里离外宾下榻的使馆很近，让他们看见了，会耻笑我们的！

    大家什么感觉？按文彦博说的改正，这些都倒过来，纯粹就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最可鄙视的卑贱虚荣心理。明明宋朝立国之本就在钱，没钱早就被周边的虎狼异族给吞了，结果认真赚钱居然是丢脸！

    当时各处战争吃紧，宋神宗顶住了压力没太理会。可是第二次时，神宗第一个害怕了。熙宁七年，宋朝北方大旱，一连七八个月一滴雨都没有下。查一下史书，这次干旱的规范是超大的，不仅宋朝北部这样，连更北方的辽国也旱得一塌糊涂。

    只是辽国人口密度小，疆域太广大，不是纯粹的农耕经济，对旱情的反应没有宋朝这样大。尤其是，他们没有宋朝这样的“文明”，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把旱情上纲上线，弄个“清楚明白”~

    宋神宗的性格特点在这时显露，此皇帝胜不骄，却备加小心，时刻提防敌人报复；败，或受挫时勇于自我折磨，不用敌人施压，他自己就会把可能中的后果上升到灾难的程度上。于是不管是胜还是败，每时每刻都忧心忡忡，提心吊胆。

    后来，他就死在了这上面。

    面对旱情，他不用臣子们提醒，自己就整天的念叨，抓住一个大臣问一次。爱卿，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像“保甲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输法等等法”都应该废除呢？

    大臣们这时经过为时5年的新政改革，都有了一定的政治心得了。他们一律躬身静听，面色沉重，若有所思，绝不开口。大家都清楚，这事儿轮不到他们说话。

    终于有一天，神宗问到了王安石。

    面对宋神宗的恐慌，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说，天旱、水灾这样的事，就算在上古圣君，如尧、舜、禹、汤时也在所难免，都只是些自然现象。我们尽力而为就是，根本不必担心。何况这5年来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按比例来说，现在的干旱也只是偶然出现。

    总而言之，这都是小事（细故），上天有它的意愿，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益修人事）。

    这种回答，以我们现代人来看，王安石说的半点错都没有。本来嘛，尧、舜、禹时的大水延绵几十年，只要以人力抗争，不仅会战胜，更会留下万年不灭的美名。可是具体到宋神宗的身上，他这番话就错了。错得非常彻底，可以说，这是5年改革以来，他和宋神宗的思维差得最远的一次。

    神宗说，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我们都做错了！

    错了？王安石稍微有了点惊疑，却绝对没有再往深里想。他有那么多的事要去做，尤其是他始终相信，神宗和他的约定，会全心全意地协助他。两人是坚定的战友。

    于是他只是再次强调，只是小事，一点细故，没什么大不了！接着就又放眼天下，寻找可以生财致富，教化国民的好办法去了。

    在他身后，当时年仅27岁的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王安石的态度更加印证了他的担心，不畏天的人，怎会被天所原谅？这5年来做的事，不仅人不同意，看来连天都反对啊……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安石一如既往地改革做事，宋神宗开始写罪己诏，承认自己这些年做事对人错误深重，请天下臣民共同替他回忆，都错在了哪里。

    必将改正，争求上天的谅解，获得减刑处罚。

    诏书经过中书省，王安石还是不在意。有什么大不了的，水旱灾出现，哪个朝代的君主都会这样做。比如近些时的宋仁宗，除了罪己诏，都能给自己加肉体惩罚，大半夜光脚到外边站着去。所以神宗皇帝这样做，也很正常，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站在王安石的立场上，的确可以这样想。试问，皇帝是同党，政迹很突出，外战超辉煌，政敌？司马光之流早就被踢出京城，到外地残喘去了。最近连唯一敢对抗的文彦博都被贬到外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多做事，做好事，把眼前的难关尽快度过去，才能让年青、心慌的小皇帝镇定下来。

    从而对改革的信心更大！

    但是现实状况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对他不利的事从这时起，一件接一件，不断地涌现出来。第一个，他的老朋友司马光从远方加急送了一份奏章，积极响应皇帝的挑错号召。

    他一共总结了6条，眼光独到，我们实在有必要一条条地详细研究，才能看出大名鼎鼎、光辉伟大的司马温公有多么高超。

    1，“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不知他从何得出这种结论。宋史的资料残破离乱，深究文字绝对没法证明出谁对谁错。可是后来人从宏观上就能辩明真伪。比如这一句，就算是民间因为青苗法苦不堪言，而官府居然一无所得？

    那32间封桩库的钱帛是从哪儿来的？

    2，“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说得不准确。上户的役是免了，可一样交钱。真要是不让上户交了，可能就没这样唠叨了。敛下户之钱不假，可按户分等，各有税款，只要不是东明县事件里别有用心的人，把等级故意搞混，有什么不公道的？养浮浪之人，这句是最脑残的一句话。

    按司马光说，那些无正当职业，无不动产实业的，都是浮浪人。好，东京城里做小买卖的，夜市上的人，是不是都是浮浪人了呢？这些人就算都浮浪了，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那么国家出钱，雇佣他们做事，一来有了正当职业和身份。二来这样做了，他们就都不浮浪了，从此社会加倍安定，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3，“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简直逻辑混乱，市易法的确与民间贸易抵触，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北宋自由商业的高度运转，走回头路了。可是要注意，对国家快迅积累资金却有着极大的好处，军费，这条最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均输法还是青苗法，都没有市易法来得快。

    司马光居然选择无视了，“实耗散官物。”说梦话吧。

    4，“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最让人忍无可忍的就是这一句。敢情只有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了，才能走出国门，去收复失地？那样还需要关注敌人对态，寻找最佳的出兵良机了吗？最起码的战争常识都没有，不知这人写时是不是有另外一副脑浆。

    另外“侵扰”，用词多好。作为历史大师，河湟之地与中国是什么关系，他居然不知道！“得少失多”，他住的洛阳离边境更近，吐蕃人和西夏人走得有多近知道不？不知道，那么闭嘴。知道，说了这些话就是该死。王韶开战前，这两国的首脑贵族都开始通婚了！

    5，“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凶器，看来农民的本份就是种地，刀枪之类东西一律禁止触摸，以免变得暴戾。嗯，这个想法很好，和后来元朝蒙古人不谋而合，最好是让农民们提前100多年就七八家合用一把菜刀，那样就真的“纯朴可爱、便于畜养”了。

    他怎么就看不见，没有保甲法之前，北宋每隔几年就会闹一次民变或者兵变，实行保甲法后这几年里，没有一启造反事件，连带着民事犯罪率都在下降。在他的眼里，居然是“疲扰农民”了。就算是疲，也是疲了有特殊身份，知法犯法的人。就算是忧，也只是忧了司马温公这样的“圣贤”！

    6，“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让数字说话吧，“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合计约三千六百多万亩。其中官地约20万亩。这些土地都是假的？哪来的什么狂狡之人，怎么能说到是“妄修水利”？！

    多余的话还用再说吗？大家一起欢呼，司马光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您身体健康吃嘛嘛香，不多不少就比王安石多活一年，好把北宋的大好乾坤像童年的那口缸一样砸碎……

    每条都不成立，可每条都搏得了巨大的欢呼。5年了，终于有人为曾经无比荣耀，现在被逼进绝境的士大夫阶层说出了心里话。

    只不过，心里话并不等同于真实话。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年人都知道，没有几颗心灵是完全出于道义良知而说话的。为的，都是生存所必须的利益。

    面对司马光的突然袭击，王安石没在意。他没就此事和宋神宗会谈，也没写专门文章反驳。帝国千头万绪，改革初见成效，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呢。这么一个手下败将，突然写封奏章，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仅仅几天之后，新法，全部的新法就被突然间罢除！

    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王安石被震傻了，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甚至整个变法集团，包括号称才干突出精明强悍的吕惠卿、奸诈诡谲无耻钻营的邓绾等等反面角色，也都没有查觉出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一切都翻了天。

    这暴露出了王安石，以及其集团的最大弱点——警觉性太低，政治手段太劣。

    众多的史书都说王安石此人品行高洁，私德无亏，连他的政敌们都说不出他的坏来。这一点暂时存疑，我会在后面专门论述，其实他在生前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了。万事都要讲证据，单就眼前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幼稚。

    政治，不止是治国，更重要是治人。就是怎么整人。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事例证明，两派相争，根本不必驳倒对方的见解主张，只要在肉体上消灭了对手，就等于彻底胜利。

    王安石就倒在了这上面，他身为帝国首相，总揽大权近5年，这是什么权威。纵观北宋历史，之前的赵普、吕夷简等宰相的任期比他长，可没一个人做到他为相时的权威。到了这种程度，居然让命根子一样的新法突然被废，都不知道怎么出的事！

    还有比这更呆的吗？换句话说，还有比这更天真更纯良，不整人不搞事的首相吗？

    两天之后，谜底被宋神宗解开。那根本与司马光无关，而是一个与王安石有些瓜葛的无名小卒暗中搞的鬼。这个人叫郑侠，当时的职务是个守城门的。

    简单地说下这人的生平。郑侠，字介夫，福建人。宋英宗治平年间考上的进士，先到光州（司马光生地）当司法参军。后调进京城，在安上门当差。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刚调进京时王安石非常器重他，可是交流了几次之后，发现时隔几年，心灵变迁，郑侠己经不是当年的弟子了，而是一位坚定的反改革派。

    两人不再往来。其过程未出恶言，未见恶行。

    这时中原大旱，各地的灾民涌向都城，郑侠站在城门上，一眼望去，只见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的灾民无边无沿，他心里顿时极其痛苦。

    这都是王安石的新法害的啊！灾民就是证明，人民在受苦；大旱更是证明，连老天都愤怒了！于是他写出一份奏章，里边历数王安石新法弊端，声称罢免新法，苍天必雨。如果10天之后还不下，可以把他砍了。又把千万灾民苦难状画成了一幅图画，名为《流民图》。都写好后，开始发愁。怎么才能让皇帝看着呢？这是个问题！

    他职务太低了，尤其是走正常途径必须得先由中书省王安石过目，这不行。他想了个办法，先到开封城外，声称这是密奏，以加急驿马，送进银台司。

    神宗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年青的小皇帝被《流民图》所震撼，史书称彻夜不眠，第二天早晨谁也没和谁商量，就下令全国罢免所有新法。

    这是事情的基本始末。现在简单分析下，第一，神宗为什么被震撼了呢？貌似我在说废话，灾民可怜呗。但是有一点，有资料显示，此皇帝终生没出过京城。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见过灾民啥模样。唉，人生的第一次都是不假思索，感情用事啊；

    第二，郑侠为什么这么激动？又是废话，灾民可怜嘛。但是，我们抛开新法是否得罪天地混帐可恶，只提一个问题。请问，新法时遇到天旱，和从前旧法时遇到天旱，两种情况下的灾民有区别吗？

    新法是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流离失所，旧法时大家满面红光穿绸挂缎开着房车出来旅游？！见他郑侠的活鬼，难道你活这么大只见过一次大旱，只见过这一群灾民不成？

    以前怎么就不见你画什么《流民图》？！

    郑侠走的是非正常途径，宋神宗怕是当时的真理——上天意志。这是熙宁变法第一次失败的官方原因。可是，里边还发生过一些非常微妙的“小事”，它们的决定性更大。

    首先是一次家庭谈话。

    史书记载某一天阳光明媚，天气良好，宋神宗到后宫去看望老妈和奶奶。几句家常话后，从前的曹太后，现在的太皇太后说了句话：“我从前只要听到民间的疾苦事，都会告诉仁宗皇帝的，仁宗都会批准我，让民间好过些。现在也应该这样。”

    神宗非常警觉，回答了四个字：“今无他事。”奶奶要干政，立即就堵死。

    但是奶奶继续说，“我听说现在民间青苗法、助役钱都不合理，你应该罢免它们。”

    神宗回答：“这是利民，不会苦的。”

    老奶奶直接提出最重要要求，“王安石的确有才，但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要真爱惜他，就让他暂时出京补外职吧。实在想用，过一年再招回来。”

    神宗再次驳回，“不行，现在的大臣里只有王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

    每句话都被驳回，太皇太后的老毛病发作，她泄气了，像当年被韩琦等人欺压一样，不再说话。这时神宗的弟弟岐王站在旁边，插了句嘴：“太皇太后说的都是至理名言，真理啊。皇上，您得多想想。”

    这时神宗满腔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对弟弟吼了一句：“是我败坏天下吗？那就换你来当皇上！（汝自当之！）”

    岐王哭了，他非常伤心，说：“至于这样吗？”（何至是也）。

    大家看完上边的记载有什么感想，觉得神宗小题大做吗？我们来真正映射神宗的真实感受。无论是他的奶奶，还是他的弟弟，都在做着封建时代里最危险、最恶毒的一件事。

    ——干涉皇权。

    居家是父子，临政是君臣，这才是皇权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说话，曹老太太，和岐小弟，都是在找死，犯了祖宗家法。

    自赵匡胤开始，到赵光义成熟，宋朝的制度就是皇族不许插手政务，连当上了驸马的人，也终生只有闲职。就算是宋朝的皇帝超宽容，不会因此而治他们的罪，他们自己也要明白犯的错有多大。

    可好玩的是，老奶奶无动于衷，心安理得。而小弟弟居然还哭了，貌似他哥对他太残暴，让他伤心了？！真是活见鬼。

    不是血亲的奶奶，和一个不懂事的破小弟，这两人意见神宗可以忽视，可以怒吼，可轮到生身母亲出场了，情况就会不一样。

    未来无比神勇彪悍的高太后第一次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态度居然很煽情。她哭着对儿子说，你就让王安石走吧，他把天下都搅乱了，快没法过日子了！

    宋神宗默然，上天发火，后院也起火，让他怎么做嘛。就在这时，《流民图》、司马光的奏折相继出去，让他彻底失去自制，把苦心经营了5年新法全部罢除。

    以上是关于皇宫内部事件的经过，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另一件事。神宗的奶奶、妈妈、弟弟是出于什么原因说的这些话。传统的史书给出的答案是，王安石的确非法乱政，搅乱天下，三位顶尖皇族出于天下公义，才冒险这样做的。

    这让人联想到反对派们的一句口头禅，他们每说一句话，都会加个注解——“天下皆以为然”。动辄一副官场代言人，举国代言人的架势。

    好，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有个非常准确的数字。王安石当政6年，改革5年间，反对派们被贬出京城的官员总数是30人左右，其中包括13位台谏言官。这个数字和宋朝超级庞大的官员总数相比，宛如九牛一毛吧。就算他们都是京城大佬，每人都有大批人脉关系，就能达到“天下汹汹”的程度？

    真要像他们所说的，全体官场都反对王安石，那么5年间这么多的政绩都是由谁干出来的？

    很明显，出于公义根本不靠谱。这些躲在皇宫里表面上任事不管的富贵散人们，其实就在半年前被王安石砍掉了命根子，断了财路。

    总体来说，王安石得罪了士大夫阶层，而士大夫阶层只是个统称，里边还有各种详细的划分。比如地主阶层、官僚阶层等等。新法多种多样，把它们得罪了个遍。

    如青苗法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免役法损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市易法损害了大商人的利益；伤害了神宗奶奶、妈妈、弟弟利益的新法，叫“免行钱”。

    话说东京是全地球最繁华的地方，想在这个地方过着最享受的生活，得用什么办法呢？就比如皇帝、皇族、大臣，这些人上之人，看中了某些好东西，要怎样得到呢？

    拿钱买？开玩笑，那还是权力阶层吗？宋朝的办法非常巧妙，是收税之外的再摊派。也就是说，在开封城里做生意，除了要交正常的税之外，官府需要的物、料、人、工，都向各个相关的商行无条件、无支付地索取。具体的做法有盘剥、索贿、贪污、参与垄断经营。

    这就是他们能保持在繁华之都的顶层享受最佳生活的奥妙所在，他们不是参与劳动，而是直接当上了最大的没本钱的老板。可“免行钱”把他们的梦幻生活突然间砸碎。

    免行钱，就是政府在正常收税之后，按一定标准再收一笔钱，这笔钱之后，商行不必再向任何方面交任何钱。

    相当于一刀砍断所有皇亲国戚京城大臣的发财之路，从此之后，他们全体贵族、上流人物都只能凭有数的工资过日子，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不是把人往死路里逼吗？

    于是，才有了奶奶、妈妈不顾皇权流泪劝告，弟弟更是敢于挑战哥哥的至高无上地位，对国家的法令说三道四。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这次皇宫内院里罢免王安石事件的真正内蕴，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这事情太隐匿了，除非他像以前的吕夷简、文彦博那样和太监交情深厚，才能得到些警告，不然，只能蒙在鼓里。

    可是，熙宁六年五月时实行的免行钱，熙宁七年四月间他罢的相，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是受过非常刺激的事件来警告的，仍然没有醒悟，仍然没有提防，就只能说明他太不善于“整人”了。

    对政治的危险性严重估计不足。

    那件非常刺激的事，发生在熙宁七年元月的花灯节上。历史上非常有名，是著名的王安石劣迹之一。其过程充分表明了王安石有多么的骄狂跋扈。

    当时神宗下令登城观灯，百官一齐出席。作为宰相，王安石显得很特殊，他骑着高头大马，带了很多的从人，到了皇宫的宣德门了还不下马，进了城门仍然不下马，再往里走，将要出城门进入皇宫内部了，终于被当值的侍卫喝止。

    侍卫非常生气，在怒喝的同时，出于愤慨，抽伤了王安石的马。截止到这里，是不是应该说侍卫们的举动非常合法呢？毕竟皇权至高无上，哪有作臣子的骑着马进皇宫的道理？侍卫们就算粗鲁了些，也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嘛。

    有功无罪。

    而王安石的反应，就与之正相反了。不仅不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化骄狂为撒野了。

    王安石大怒，下马去找皇帝，要神宗把执班的侍卫都送交开封府治罪，不知什么原因，还牵连到了一个御药院的太监，也一起扭送。

    神宗都答应了，可是开封府尹蔡确却不同意，其理由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侍卫忠于职守而已，真要处罚的话，以后还有谁敢为皇帝站岗呢？

    尽管说得有理，可仍然有10个侍卫被打了板子，与之相对应的王安石骑马擅入皇宫之罪却不了了之，皇帝根本不过问。

    上面的就是流传得最广的上元夜宣德门王安石骑马入皇宫事件始末。公道地讲，真要是这样的话，王安石没有什么好说的，真就是骄狂成性，不知羞耻，做出这样的事，太丢人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这件事的版本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内幕，哪一个说起来，都和这个版本截然不同。

    第一个，是关于宣德门是不是必须下马的讨论。

    事发之后，王安石在宣德门的通道里被打伤了座骑，连同他的从人们也被打伤。当时他并没有发作，而是想着或许真的犯错了，等见到了神宗，他先是回忆往事。在他执政之前，他跟着首相曾公亮入朝，从来都是进了门才下马。

    他执政之后，这些年里也一直是进门才下马。为什么偏偏这一天，侍卫们突然间找事，不由分说，面对当朝首相，先是喝骂，接着鞭打，出手之重，从人和马匹都受了伤。

    这是怎么搞的？

    神宗听了也很疑惑，他也回忆了一下。当年他作皇子时，入朝的班序在宰相之后，也是进门之后才下马。可见城门内外之争根本不存在藐视皇权的罪名。

    君臣二人都在努力想事，这班侍卫是怎么突然间抓狂的呢？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照例在旁边插了一句，老臣俺入宫上班几十年，从来都是在门外下马……只此一句，再没其它。

    宋神宗和王安石一起郁闷，这明摆着是说，你们两个小毛孩子，知道什么惯例，记得哪些往事，就算你们一直都是门内下马，也只能说明你们一直都是错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谁是谁非必须得有个说法了。不然王安石不仅是白挨了一顿臭骂，创下了首相上朝挨鞭子的记录，还得被扣上无知蠢材，犯法都不自知的丑名。

    下来之后，王安石先翻史料，浩如烟海的各部门记录中，他终于找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间行首司的工作日记，里边记载所有大臣都在门里下马（并于门内下马）。有了书面依据，他又去找副宰相冯京。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与王安石同龄，迟两届考中进士。

    考中时天下轰动，为北宋年间科场的传奇人物。在三级考试中，连得解元、会元、状元，号称“三元及第”。这份殊荣，远超一切名臣，是北宋年间首屈一指。这样的年青才俊，连富弼都动心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说来真是非同小可，看他在这件事情里的表现。冯京仔细地回想，想了又想，再想再想，终于开口说话：“安石，非常遗憾，我忘了。”

    三元及第的脑子居然把每天上朝的礼仪经过给忘了！最绝妙的是他又加了一句：“……我又隐约记得，曾经在门外下过马。”

    多么成熟的政治修养，先定下原则——“我忘了。”就此推开所有可能的罪名，接着又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赞同文彦博。

    王安石面对软中带硬的牛皮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再去找线索。这次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切实，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资料。有线人说，中书省驱使官温齐古曾经亲眼所见宣德门当天值班打人的侍卫们事后聊天。一个说，把宰相的马和从人打伤，这罪名可不小啊。

    另一个叹了口气，我难道不知道吗，只是上面逼得紧，无可奈何！温齐古听到后，立即报告给了另一位副宰相王珪。

    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进士，资历相当深厚，在翰林院里一干就是18年。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其文闳侈瑰丽，自成一家。”在文字高手不计其数的宋朝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其能力可想而知。呵呵，看他的做事风格。

    此人后来当上首相，有个外号叫“三旨相公”。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己得圣旨”，是一位再乖巧不过，听话好使唤的好同志。

    这样的妙人遇到了宣德门宰相被抽事件，只会有一种反应，那就是王安石得赶紧跑，最好一瞬间就出现在温齐古面前，抓紧时间问。要不然，王珪就有本事把证人同化了。

    事情果然是这样，等王安石赶到后，温齐古己经神情痴呆，一脸懊丧，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怎么就这么多嘴！那是多大的火坑，自己跳进去注定尸骨无存！

    王安石无论怎样问他，他的回答都只有一个，我记不得当时说话的是哪两个侍卫了……王安石凝视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何苦为难一个芝麻小官！王安石不再追问什么，让这条线索断掉。

    这个版本也就此打住了，王安石是否应该在门外下马，察遍史料、证人都没有正解，成了个无头公案。下面看第二个版本。

    上一个有头无尾，看得很闷，这一个就机灵巧诈，显示了当事人聪明伶俐的一面。话说在这个版本里，王安石不是一个人进宣德门的，而是由一位地位显赫的亲王殿下半拖半拉带进去的。

    这位亲王就是前面提到的岐王。当天上元夜君臣欢聚赏花灯，不仅邀请了宰相重臣，连亲王、太后、太皇太后等皇族也一起出席。王安石来的时候，正巧遇上了岐王，不管王安石是想在门里还是门外下马，岐王“搀”安石先入。

    亲王赏脸，总得接着吧，王安石就是这样被拖进了城门洞里。接下来就发生了抽马事件。考虑到皇宫深处奶奶、妈妈、弟弟强迫神宗贬王安石的过程，岐王这种“搀”扶举动是不是早有预谋呢？事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岐王被送交开封府等待处理，王安石自动请求离职。

    耶——————！目地达到了！宋朝的宰相必须温文有礼，举止端庄，大家都应该记得，两个宰相互相吵一架，都得各自贬职，何况是和亲王发生了打斗场景！

    如果真的是两败俱伤，也就没什么了。好玩的是岐王的等待处理等出了别的花样，不仅没有罪了，还能坏事变好事，给另一个人铺出条升官之路。

    事情交到了开封府，府尹是蔡确，每天里各种公务忙得没完没了，突然间被皇帝召见。神宗问他，岐王的罪名定了没，怎么处理啊？

    蔡确突然间怒了！他愤慨地说：“陛下你错了。开这个花灯节，为的是让太皇太后、太后欢乐，顺便友爱兄弟，给天下臣民做出表率。王安石是首席大臣，应该带头响应。现在反而因为打伤了几个从人，就治亲王的罪，让太后们怎么乐得起来？”

    注意最后一句话——“若必以从者失误，与亲王较曲直，臣恐陛下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矣。”他是说，不管王安石有没有委曲，都不能处罚岐王。不然，神宗本人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会达到从此失去至尊无尚的地位的恶劣程度！

    神宗大吃一惊。是啊，不仅是他，每个看到这段的人，相信都大吃一惊。因为蔡确说的太有逻辑了。以他的论点，是这次处罚了岐王，王安石会加倍的飞扬跋扈，宋神宗再也治不住他了，皇权不再权威。多好玩，换个角度来想呢？

    如果不处罚岐王，这次亲王的地位会怎样变化？连国家首相都敢欺侮，且没有责任，他得牛到什么程度？还会畏惧自己的哥哥，神宗皇帝吗？

    要知道亲王与皇帝只有一线之隔，都是同一血脉，要篡位，有亲王的也没有王安石的。就以当年王莽篡汉为例，他也是当时太后王氏的亲侄儿，以王安石这种光杆资历来说，哪有说篡就篡，说成功就成功的？由此可知，蔡确纯粹是在颠倒黑白。

    可是回到史书里，神宗的惊讶非常耐人寻味，一惊之后他很喜悦。

    ——“卿乃敢如此言安石耶？”

    蔡爱卿，你竟然敢这样说王安石？宋神宗大大地欣赏蔡确，认为其有胆有识，忠于皇权，体贴皇族，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臣子。

    从此之后，决定重用他。

    综上所述，非常无语。抛开蔡确言论正确与否，单看宋神宗的反应，就知道这个版本的真假。改革5年以来，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以国家兴亡托付，要说大权旁落，那早就己经旁落了，会用这点小事、5年光阴之后才猛醒？

    不必再浪费笔墨了，混乱的逻辑，加上不附实情的“忠贞”，只能证明这是宋史编纂过程常见的无耻勾当——造假。用来毁掉王安石的形象，给日后为宋神宗推脱改革干系做准备。我们忽略它，再看第三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最刺激最微妙的一个。在这个版本里，王安石带着从人来到了皇宫宣德门左边门外，正要往里走（将入），侍卫执事官出现了，他拿着一种仪仗叫骨朵的东西，吆喝王安石下马。注意这个骨朵，它形状像个长把的小铁锤，其功能也比较相似，在赵光义的时代里它曾经出过一次风头。

    在辽国那边，萧太后的情人韩德让曾经在金殿上，用骨朵把一个辽国皇族的脑袋打碎。这时侍卫老哥拿着这种东西走向王安石，命令他下马。王安石很明显没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拗相公性格发作，继续向前走（马势不止）。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出场，是位大有历史、历久弥新的大太监，名叫张茂则。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回忆下宋仁宗最后几年里，有一次突然发疯，披头散发冲出皇宫门口，他当时大喊：“皇后和张茂则谋逆！”

    皇后，就是现在的太皇太后，上次皇宫谈话里的主角儿；张茂则，近10年之后再次登场。他突然出现，对王安石大喝，王安石立即就停下了马。这不是胆小，而是规矩。皇宫里太监说话，绝大多数不是他本人在说，而是在转诉皇帝的命令！

    这时张茂则用目光命令侍卫官把给王安石牵马的从人抓住，拿骨朵狠打。打的过程中没有记载王安石的反应，他反没反抗，求没求饶都不清楚，记述的重点是那位打人的老兄，该侍卫官打着打着突然间转移目标，大叫了一声：“相公马有何不可！”

    举骨朵把王安石的马也打伤了。

    张茂则非常欣赏这个举动，他及时地发表了打人打马的合理性解释：“相公怎么了，他不是臣子吗？这样蔑视皇帝，是不是想当王莽？！”

    堂堂首相被一群侍卫和一个太监突然横加侮辱，并且是暴力式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事发现场时，王安石忍了。他选择见了皇帝再说。

    见到神宗，王安石说了经过，陈述张茂则等人打伤了他的坐骑和从人。宋神宗的回答让每一个精研宋史的人都愕然。当然最愕然的还是王安石本人，宋神宗居然说：“哦，打伤了？真的打伤了？好，派人去验伤……”

    王安石立即如坠冰窖，这是比宣德门打马事件更大的侮辱，以首相之位，位极人臣了，受到这样的欺侮，皇帝居然还不相信！此朝廷再没有立足之处。

    王安石立即提出辞职。

    第三个版本到此结束。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答案举世皆知，因为王安石的确辞职了；另一方面，张茂则是否受到处罚，就没有半点明文史料可查。在他的宦官列传里，没有这件事的记载，自然也就没有处罚记载。只有纵其想象，才能稍微联系到一些。

    在第一个版本里，除了宣德门打马的侍卫们被仗责外，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御药院太监也被处罚，只是没有记录下他的姓名。那么，这个太监会不会就是张茂则呢？

    而张茂则一直是仁宗的曹皇后，这时的太皇太后的亲信，联想到太皇太后和神宗的谈话，会不会有很多的疑团升起？

    ——免行钱毁了京城里皇亲国戚的财路，曹氏也无法幸免，在她出头之前，由她的亲信太监先出马羞辱王安石。能赶走再好不过，赶不走再出曹氏出面。

    这个计划的步骤怎样？

    这样详细地介绍宣德门事件，不是为了替王安石叫屈，为改革派出气，而是在说王安石的失败原因。3个版本无论哪个是真的，都传达出一个信息。

    即王安石失败的必然性。

    他实在是太大意了，强敌环绕身侧，与所有旧势力为敌，有了宣德门外赤裸裸的攻击行为，居然还没有先发制人，半年之后，还让敌人捣了鬼，新法废除了整整两天之后，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他不失败，谁失败？

    回到郑侠上《流民图》时，这人说了皇帝罢除新法，10天不下雨，可以把他砍头。之后的事让千百年来拥护新法，站在王安石一边的人极度郁闷，因为仅仅3天之后，一连憋了10个多月的雨，竟然真的瓢泼而下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人家郑侠就是对的，新法就是错的，老天爷给出了最大的真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对此抱以问号。第一，看大雨之后的结果。像宋神宗这样谨小慎微、敬天畏命的人，如果真的面对上天如此真切的灵迹，他会怎样做事？毫无疑问，他会把新法罢免到底，从此只讨老天爷的欢心嘛。

    但真实的历史人人知道，宋神宗在两三天之后，也就是大雨刚下，或者刚刚下完时，就180度大转弯，宣布除了“方田均税法”之外，新法全部恢复。为什么会这样呢，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改革派的无耻。

    两个大奸邪吕惠卿、邓绾跑到神宗面前痛哭流渧，说皇帝您这些年废寝忘食，日夜努力，好容易达到了现在的局面，怎么能因为一个狂夫的乱语，就罢免新法呢？于是神宗回心转意，出尔反而，全面恢复新法。

    只要有点起码理智的脑子都会看出这假到了西伯利亚去。用最起码的逻辑就能推算出史书里这段记载的真伪。试想面对最神圣的苍天意志，连王安石制定下的新法都被废除，那么皇帝怎么会给王安石两个手下这么大的面子，来扭转乾坤，翻转局面？

    怎么可能？！

    所以这场大雨根本就没有，是不存在的。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有三个。第一，大雨之后旱情并没有缓解，当时宋朝北方的干旱继续，辽国燕云地区的干旱继续，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第二，数字太微妙了，让人浮想联翩。

    3天，3这个数字很好玩，为了强调某个意义，它是重复肯定加重意义时用得最普遍最直接的数字。比如随处可见的现代歌词：“……加，加，加，加德满都。”这是近代欧洲发现了尼伯尔的雪山探险活动后，流行的一首曲子。

    中国本土在古代时用得更多，不列举了，大家自己回想。

    第三，宋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天气的灵异。我们知道，狄青之死有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重大水灾闹出来的。开封城被水淹了，欧阳修等人说这是“武将阴气太重”的结果。其实这并不是只针对狄青一个人。从前领袖朝廷达数十年之久的吕夷简也在这上面栽过跟头。

    当年与西夏开战，范仲淹等人顶到前线，吕夷简坐镇中央，为了政令的统一，有一阵子他身兼首相与枢密使，成为宋朝东西两府的唯一大首领。

    这实在是犯戒了，帝国权柄集于一身，以他当时权倾朝野的实力，正邪兼顾的手段，也出现了反对声音。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记录了当时开封城里的异常天气变化——“天地昏冥，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风里异声不断，使人股栗……”就跟现代电影里妖精出场时一样。

    结果是吕夷简被罢免枢密使。如果这全是真的，史书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信，是不是这场大风和狄青死时的水灾，也都是真的有上天的指示呢？

    21世纪的今天，不会再这么迷信了吧！

    答案非常遗憾，现实世界告诉我们，不管是21世纪还是31世纪，情况都是一样的。该迷的永远都迷，区别只是迷的东西不一样。

    好像人类的基因里有些漏洞，导致自身永远都不自信，必须得迷点什么才能活得踏实。好了，言归正传，如果这一场雨，这场在宋朝之后，每一代史学家都公认的百分之百曾经下过的暴雨，竟然是个谎言，根本没下的话，那么宋神宗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呢？

    前面说过，他迅速地180度转身，把新法又都全面恢复了。看上去很美，大家按部就班，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把改革大业进行到底嘛！

    对不起，主导人世间的事情的，永远都是思想、思路、心情、品德这些看似虚无飘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会瞬间改变的，而且一但改变，就再也没法恢复到当初。

    前后只是相差两三天，当事人的心情完全改变。焦点就在两个人的身上，一，王安石；二，宋神宗。王安石又一次提出辞职，宋神宗像往常一样积极挽留。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场景。身为皇帝，宋神宗可以说出下面这些话。

    ——爱卿，你每次辞职，都让我寝食不安，我想了很久，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够好（待卿不至之处）。你是不是因为宣德门打马那件事受了委屈？不要委屈，我查得很细，这事背后没人指使。

    王安石表示感谢，但辞职态度坚决。

    宋神宗继续说。

    ——不是宣德门的事……爱卿，那一定是你看出来我不是个成功的君主（必定是见朕终不能有所成功），所以才抛弃我。

    王安石摇头。不，不是的，你很聪明，很求上进，一定会成功的。而在我之后，也一定会有新的才俊来铺佐你。

    宋神宗更难过了，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时王安石强调，他身体有病，实在支撑不住了。神宗立即紧张，换了个追问焦点。

    ——爱卿得了什么病？京城里什么药都有，我派太医每天去给你治疗，这是在南方所没有的条件，你还是留在京城吧。何况天下的事刚有头绪，你一走，怎么了得？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尽管对我说（但为朕尽言）。

    王安石这次话都不说了，保持沉默。

    宋神宗还不罢休，他进而动之以情。

    ——我知道你之所以进京为官，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身有才能，要济世求民，不想白白埋没。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皆非为功名也）。我们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

    好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是宋神宗激动复激动，温馨再温馨，可王安石始终铁石一样，不为所动。

    看到这些，大家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王安石真是太傲了，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还不借坡下驴，真的把皇帝当成了妈，受多大的宠都理所当然了？

    嗯，这样想也没错，当年我也一样。只是再往深里想一层，与历史其它的改革事件对比一下，才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个人认为，宋神宗完全错了。他是个有为的君主不假，可也仅仅是想有为而已。在做的过程中，做得非常的糟糕。就以上面这些挽留王安石、理解王安石的话来说，他就错了冥王星上去了。

    改革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场战争。改革者是元帅，是唯一的指挥者。例子比如秦孝公与商鞅，商鞅为了法令的通行，把秦孝公的亲哥哥的鼻子都割了，秦孝公也没有二话。试问宋神宗做到这一点了吗？翻开宋史，关于某某人的提升，某某人的贬职，哪怕只是个太监，王安石每次都要大费唇舌，和皇帝辩论，还不一定成功，总被驳回。

    这算哪门子的支持？

    王安石的政敌，一个个都安然无恙，拿着高薪在洛阳盖别墅，天天小集团开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反对信息，这算什么政治环境？

    上面那些温情感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证明了他多次拆王安石的台，让王安石不爽，让改革进度迟缓的罪证。

    与其事后感人，何如当时认真。

    好玩的是，他们君臣之间的这些谈话，都成就了王安石的绰号——“拗相公”。成天和皇帝吵，无论什么事，皇帝都得听他的。

    参照上面的论点，可以知道，宋朝要改革，就必须得听他的。不听，你找王安石干嘛？宋神宗你自己会吗？不会还不听话，你想干什么！

    罪证之二，王安石和所有大臣吵，一点批评教育都不接受。按照人世间最正确也最操蛋的一个逻辑——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错误，都需要指教，来对照。王安石的“拗”感实在是十恶不赦！

    这条指责让人抓狂。

    世人都不完善，那是相对尽善尽美的神来说话。针对具体情况，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就是完善的，何况两派间水火不融，一定要让王安石从善如流，什么意见都接受，还改什么革？最凶残的是，王安石还不许回嘴，只要敢反驳，立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罪名。

    这实在是个强盗逻辑，吵过架的人都知道，你有来言我才有去语，才能形成争吵。何以两派一起在吵，只有王安石有了“拗相公”的名声，另一边就毫无责任？

    一直是王安石在独自骂街？在这里，熟读宋史的各位达人稍安勿躁，查年限可以知道，在王安石得到“拗相公”封号时，司马光的“司马牛”绰号还没到手，苏轼还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士大夫最高领袖的执政风采，没脱口而出骂了这句三字经。

    好了，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历史上的几大问号。即一，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怎样。答案是比一般好，但绝没到言听计从的程度；

    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意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意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坚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须的基础精神。

    三，王安石是不是过分跋扈，连皇帝也得听他的话。弄得君臣名份不清，终于最终反目。答案也很清楚，自古改革变法，皇帝从来都只是个助手，一个配角。要想成功，主角必须得是改革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话，王安石的所谓跋扈，是最基本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