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楚了这些问号，王安石的辞职原因，宋神宗为什么会答应，才有头绪。王安石是很伤心的，也是太累了。

    仅仅5年时间，改革法令涉及帝国的财、政、军各方各面，每走一步都要与所有人为敌，甚至要和小皇帝也唇枪舌剑，这种累法不是每天跑一个马拉松那样简单的。尤其是心灵的压抑，王安石己不再是6年前那个“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意气风发之人。

    他一连上了四封辞职奏章。宋神宗挽留了很久，显得非常有诚意，可最后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还是同意了呢，他不想再改革了吗？不是的，宋神宗一生对强国富民念念不忘，为之竭尽全力，为之英年早逝，在理想上一直未曾动摇。他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信念，而是见识、能力上的不足。

    失败的种子，就埋在了这时同意王安石辞职时。

    在他来想，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一，他顺从了奶奶和妈妈的要求。妈妈说得多么通情达理啊。

    “王安石诚然有才，可树敌太多，让他暂时外放，你实在喜欢他，过段时间再调回京，不也一样吗？对王安石本身，也是一种爱护。”

    宋神宗认同。现在局面太紧张了，缓和一下是有必要的。同时让王安石回南方调养一下，几个月之后再回来，精神焕然一新，正好投入工作。如果说首相任免，不能太频繁的话，根本不用在意。宋朝官场的特色之一，就是首相来回换。

    第二，关于新法，一方面全国推行，一方面由王安石指定接班人接手。比如首相是韩绛，副相是吕惠卿。这两人是新法的核心人物，一个是“传法沙门”，一个是“护法善神”，暂时接替王安石的工作，不是很稳妥吗？

    的确很稳妥，王安石也很放心。在他想来，改革己经走上了正常轨道，不管他本人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新法都己经形成规模，只要宋神宗本人坚定，这个趋势必将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那么就走吧。

    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底，王安石一家轻车简行，悄悄离开了京城开封，没有惊动一个官员和百姓。

    飘然而去，不慕浮名，走得非常潇洒。只是他和宋神宗两人都不知道，宋朝就此失去了最后一次振作的机会。来日大难，不仅是宋人就此沉沦，就连华夏民族，也从此一蹶不振。

    因为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弱点。

    人性的弱点。从概率上讲，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法真正洞察身边人的心灵。比如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视其为父，当他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变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苏联如此，宋朝也一样。

    王安石走后，首相韩绛是一位非常沉稳，很有包容力的人。由他总揽大局，不是要他以出色的领导能力继续改革大业，而是要他来稳定改革派内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之下，才是精明强干，能力超群的吕惠卿。

    注意吕惠卿。王安石没走之前，反对派就把他定性为奸邪，甚至于他的位置凌架在王安石之上，按宋史里的说法，是他蛊惑王安石，以超级巧妙的手段支配王安石，进行的熙宁变法。

    也就是说，王安石只是个傀儡。

    总而言之，他是这样的让人不放心。可是，第一个跳出来窝里斗的变法派人物却不是他，而是曾布。曾布，字子宣，南丰人。他大有来头，其职场寿命、官职都非同小可，甚至对北宋的灭亡都负有直接责任。就算在这时，也是变法派里的骨干力量。

    这样的人物，我却一直没提。在最初时介绍熙宁年间与王安石有关的那几位大人物里，也没有他的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让人讨厌了，他不配称为王安石的战友。这并不是说，作为王安石的战友有多荣耀，而是说，他的人品有问题，贯穿一生都有重大缺陷。他位列于宋史的奸臣传里，还真是不冤枉他。

    好了，说下他的来历。曾布13岁时变成了孤儿，家里很穷，可是在读书受教育上，他有着得天独厚，和苏轼兄弟差不多的好运。他的哥哥就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

    有这样的哥哥来当老师，曾布的学问不必怀疑。他进入新法集团后，脑筋超级清醒，第一时间提出了变法的核心问题所在。

    他对神宗说，当此变法大计时，皇帝一定要让臣民知道“主不可抗、法不可侮。”要确立威信，不然大臣们不服命令，比如富弼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推行青苗法；小臣们随意议论，反正言者无罪。这样的氛围下，根本没法改革。

    这样的意见让神宗很惊喜，王安石很喜欢。他平步青云，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他是三司使。己经是国家第三把手，堂堂的计相了。这么高的位置，突然间变法领袖离职了，大家想想看，曾布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怕了。

    之所以能爬到现在的位置，都是因为变法。现在王安石倒台了，权力层必将重组，那么他曾布要给王安石作赔葬品吗？不，这绝不行。曾布想了又想，决定重新站队，他要让皇帝知道，他和从前也不一样了。

    开封城内这时的矛盾焦点就在“免行钱”和“市易法”上，这两条彻底断了皇族、贵臣财路的新法被疯狂围攻。在王安石离去，变法派空前弱势，最急需团结的时候，曾布选择了向内部开炮。

    炮打司令部，攻击的就是掌管市易务的吕嘉问。

    吕嘉问，字望之，寿州人。不管他以后怎样，在当时他是一个变法的坚定拥护者。说来这一次被曾布攻击，毛病也就出在了过份积极上。他火上浇油，本就闹得天翻地覆的免行钱，他违反规定，多收了。不过没贪污，而是全部上缴国库。

    这么做，明显的是追求业绩，讨领导欢心。

    曾布不管这些，只要你是违法就好了。他展开弹劾，直到这一刻，他的真面目才暴露了出来。因为他弹劾的不止是违规的吕嘉问，他的重点是王安石的新法。

    ——免行钱、市易法这两项法令，自从秦、汉两代以来，连最衰弱混乱的时代里，都没有出现过。他曾布在大街上随便叫住几个人，询问看法，行人居然是流着泪来控诉！

    他这么说，惹火了两个人。第一个自然是宋神宗，不管他允许王安石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本人都是喜欢新法的。证据极端确凿，因为终他一生，都在坚持着新法。

    还要别的证据吗？

    所以呢，有人攻击吕嘉问没问题，攻击王安石也没问题，但别拿新法说事。尤其是改革集团内部的成员。神宗火了之后，命令由吕惠卿去调查此事。这一次，皇帝可真是找对了人，他怎么就不翻翻老黄历，找一下各位同志历年工作的恩怨关系呢？

    吕惠卿早就看曾布不顺眼了，很早的时候，他就认定了曾布和他唱对台戏，一心颠覆他的地位。

    那是在改革初期，最紧张的时刻吕惠卿家里出事了，他的妈妈病故，按历必须守孝。可新法的进程不能被耽搁，于是之前叫“置制三司条例司”，后来改成“司农寺”的新法核心部门就换了主管。由曾布暂时代替吕惠卿。

    在吕惠卿来想，这只是代替。等他回来后，官职照旧，权力照旧，他还是改革集团里王安石以下第一人。可是在曾布的心里，这就是个机遇。

    必须要把握住！

    曾布积极参与工作，把吕惠卿做过的工作都升了级。比如吕惠卿殚精竭虑想出了“助役法”，嗯，这不够，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免役法”。不管免役法是不是比助役法更好，变得更彻底，在当时的工作范畴里，曾布就徒然间站到了吕惠卿的肩膀上。处处显得比原来的男二号，风光无限的吕惠卿高出一头。这样的事，别说是强悍精明，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吕惠卿，换成随便哪个办公室里的小科长，都没法忍受。

    当他守孝期满回到开封之后，敌视的目光就一直盯紧了曾布，只是因为有王安石存在，改革集团一直都笼罩在王安石对事不对人，公平无私的气氛里，才暂时相安无事。

    王安石一走，就像仁宗皇帝死后一样，各色人等的本来面目都突然间显露。难得曾布自己找死，送上了门来。吕惠卿按皇帝的命令去调查，那还等什么，公报私仇是件很合法的事。

    尤其是以处理变法集团内部叛徒的罪名去办。

    吕惠卿出手，立即就让朝廷上下都冒冷汗。与其说王安石是拗相公，从来不听别人的话，是很可恶的。那么吕惠卿是更上一层楼了，他是根本不让别人说话。他比王安石有脾气多了，改革这么多年里，里里外外是凡与新法结仇的，与他本人结仇的，都别想好。

    一朝权在手，快意雪恩仇！

    先是对内部。曾布、吕嘉问被各打五十大板，一起贬官，到外地反醒去。这让曾布和吕嘉问结成了终生的死仇，再也没法化解。期间曾布飞黄腾达时，吕嘉问一直被打压，等到晚年，曾布失势时，他在吕嘉问的手里抄家治罪。

    同时曾布、吕嘉问两人也把吕惠卿恨到了骨头里，变得终身势不两立。这些吕惠卿毫不在意，管它以后怎样，至少在眼前，打压掉这两人，他真正确立了王安石走后的改革派大当家的地位。

    对外，吕惠卿做事精明强干的一面全面展示，他先是要求神宗向全国颁布诏书，王安石的离职与新法无关，绝不会开倒车。接着他狠狠地打压了一个叫李师中的人。这人当时的官职是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一个馆阁人员，天天都能和皇帝见面。

    于是天天和神宗唠叨，现在天旱啊，现在百姓苦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马上招回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老臣，让他们重新治国。最起码也要把苏轼、苏辙两兄弟叫回来，这个国家还是得由君子做事，才能有好日子过……

    吕惠卿冷眼旁观，手心发痒。好日子，嘿嘿，你先操心自己的好日子吧。还以为是王安石时代，你们说什么都没事吗？李师中被贬出京城，到和州去当团练副使，令当地州府严加看管他。

    这只是个开头，他在向四面八方示威，要天下人知道，首相韩绛是个废物，眼下的天子第一重臣是我，吕惠卿！

    可是没人买账，那位特别喜欢画图，喜欢较劲，喜欢拿脑袋说事的郑侠又跳了出来。呵呵，就算是王安石俺都敢弹劾，你吕惠卿算什么？

    郑侠现在今非昔比了，他不再只是个看城门的，而是一位抗暴的志士。一个忠于理想，体现仁义，坚贞不屈的硬汉子！

    简单回顾下不久前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会有个问号。就是如果那场暴雨是不存在的话，为什么郑侠还活着呢？他不是应该在10天之后就被砍头的吗？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么您可真是太傻太天真了。宋朝的祖宗家法是什么，“言者无罪”。

    别说是奏章里写了“十日不雨请斩臣头”，就算是“臣以全家、举族担保”、“臣罪该万死”之类的词出现了，也没见真的杀了谁。

    就是个一本万利，没有风险的好买卖。

    这时眼见成绩良好，王安石倒台，只剩下了一群虾兵蟹将还自相残杀，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郑侠决定再接再励，把美术进行到底。

    这次由于有经验了，他的准备更加充分，内容更加丰富。先是画图的出发点，那真是非常的严重，不由得他不画。因为上天又一次愤怒了。

    王安石当政，上天是10个月不下雨；吕惠卿当政，京城刮起了超级大风，天上下起了雨夹土。对，是土，不是雪。两者相加，到地上变成了稀泥，有好几寸厚。于是郑侠又一次最先反应了过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对宋神宗说话。

    照例还是奏章加美术。画图方面，以唐朝的几位最著名的宰相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为蓝本，题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用来影射现在宋朝的几位当朝宰相。有人说这涉及到历史知识，谁和谁怎么对号啊？

    超简单，回想一下，在之前像吕诲、唐坰等威猛人类不止一次地把李林甫、卢杞重合到王安石的身上，那些弹劾奏章都当成了反对派们的党章经典，所以这次谁也不会误会。对号入座，心知肚明。

    奏章方面就更炉火纯青了。郑侠在前后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找出了原《流民图》所附奏章的不足之处，添上了5000多个字，完成了这次的大作。

    不要小看这5000个字，里边全都是最新版的宋朝政治黑暗事例，以及民间苦难纪实。想想真是佩服他，是什么渠道让他这样迅速地掌握了那么多的第一手资料呢？只能说明他很有才，他的才华集中体现在了文章结尾处的收官之笔上。

    ——王安石都是吕惠卿带坏的，现在真正的首恶浮上了水面，陛下您要加倍的提防！从前唐朝天宝之乱，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还活着，当时都说奸贼的本体还在。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一样。

    吕惠卿就是最大的那个奸邪！

    吕惠卿只觉得怒发冲冠，凭栏处，差点气出脑膜炎。这个该死的东西，第一次时怎么就不真杀了他，都是王安石手软留下了祸根！

    十几天前郑侠上《流民图》的时候，改革派把他恨到了骨头里，可是一来罪名不大；二来王安石凶狠得有限；三来宋神宗喜欢。搅尽脑汁想办法，也只是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小小处罚下了事。只不过就是送奏章的渠道不合法而已。

    这一次不同了，事情落到了吕惠卿的手里。政治是个非常深奥的学问，同样性质的事，发生在同一时段，由不同的人来执行，就能搞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来。

    在王安石时，郑侠毫发无伤，并且搏得天下大名。在吕惠卿的手里，这副《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就真的要了他的命。

    郑侠被罢免职务、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编管汀州。汀州远在长江以南，接近福建，这人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再也没露过面。

    郑侠上路，开封城里的政界大佬们都松了口气，认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那他们可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不再是王安石。

    再没有半点的恕道可言，也没有所谓的雍容大度的宰臣气量。有的，只是牙眼相还，还本付息式的报复！这时郑侠正在发配的路上，突然间被叫了回去。开封城里有了新的说法，吕惠卿灵机一动，决定把他致于死地的同时，再发挥点余热，把朝廷里一直做对的人也拖下水。

    话说有两个人一直是吕惠卿的死敌，一，冯京；二，王安国。冯京是公事上的矛盾，这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郎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的和王安石谈话。由于学识渊博，态度良好，所以说了什么也不受处罚。于是就变成了改革派脚下的一条细腻温存的绳子，无论做什么事，都绊腿。

    吕惠卿、曾布、邓绾、李定等人恨透了他。

    王安国是个好玩的人。他是王安石的亲弟弟，可是处处和哥哥作对，无论是政见，还是私下里的交际往来。比如他总是在公开场合和新法唱对台戏，刚开始人们总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给首相点面子，不去计较。可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终于有一次，曾布说话了。说，你是安石的弟弟，国家变法，与你何干（何预足下事？）。这句话半点错都没有，曾布说得非常堂皇。因为国有国法，官有官职，你只是一个私人身份，就算首相是你哥，你也没有干扰政务的权力。

    可是王安国勃然大怒，说出了另一番理由。他说，宰相是我的哥哥，宰相的父亲是我的父亲。宰相都是因为你们这班小人的搬弄才做了错事，将来家破人亡，全族遭祸，甚至会波及先人，连坟墓都保不住，这还不关我的事吗？！

    这番话的对错，我不予评论。中国人一向都有把工作的成败和个人遭遇挂钩的习惯。比如说商鞅变法，秦国从此变强，直到统一天下，都没改动他的法令。

    可以说，他是成功的吧？

    不，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他太失败了。因为他被秦孝公的儿子五马分尸，和秦始皇的宰相李斯下场差不多。于是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形像就差劲透了，绝不是个好榜样。

    孰对孰错，众说纷纭，这里先不讲，别偏了题。接着再讲王安国别的行径，比如他和吕惠卿。

    曾布都让他愤怒，吕惠卿还想得好吗？这是王安国心目中最可恨可危险的坏人。某天吕惠卿在王安石家里商谈政务，两人谈得正欢，突然间院子里有人吹笛子，曲调相当讨厌，以王安石的涵养都受不了，探头一看，正是三弟王安国。

    王安石在屋里说了一句：“宜放郑声。”

    院子里王安国回了一句：“愿兄远离佞人！”说完笛声依旧，该吹还吹。佞人，小人也，当时吕惠卿恨得咬牙，明知是说自己，可没法发作。只能都记在心里。

    这个版本比较多，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国在西京洛阳作国子监的小官时，被司马光等遗老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每天里和向往已久的正人君子们不得相见，痛苦之余，开始放浪自弃。主要就是烟花柳巷，声色犬马什么的。王安石很生气，以大哥的身份从京城寄去一信，里边写“宜放郑声。”

    而王安国回了那句“远离佞人”。不管是哪个版本，都明文记载了吕惠卿大怒。

    其实吕惠卿真的没必要大怒的，王安国不仅对他们这样，对自己的亲哥哥也没手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堪称人间少见。

    据伟大的历史学家，严谨的私人笔记记录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说，王氏兄弟曾有次争吵。王安国把宋朝改革的局面归纳为天下汹汹，大祸将成。而这一切，都是他哥哥的错。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哥哥一定要听他的，把变法停止，最不济也要抽身而退。

    要不然会家破人亡的！

    王安石没听，王安国太伤心了，他转身泪奔，跑到影堂里向祖先们哭诉——不是我不孝，实在是大哥太固执，才让咱们家灭门的啊！

    这件事要先确定是不是真有。两种可能，第一，有。

    如果真有的话，王安国以宰相的弟弟身份，不管官职够不够，都可以在家里，以私人干扰国事，这还有半点的国家公务严肃性吗？

    在这个前提下，王安国不管以什么理由，哪怕是他真的有理，也说错了场合。他完全可以在办公场合公开反对。尤其是到影堂里向祖先哭诉，我不知在他身后王安石是什么心情。

    一般来说，农村妇女们掐架时这招常用。

    第二，这事没有。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转念一想就明白了，事情出自《涑水记闻》。请问一直隐居在洛阳写书的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王氏兄弟在家里，影堂附近的争吵的呢？除非是当事人向外界宣扬，那样就会尽人皆知，何以只有司马光的笔记里才有？

    像苏轼、苏辙等日记一族为什么都没录用？

    此外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影堂”。影堂，即家庙，祠堂，供奉祖先遗象、牌位的地方。这时王氏兄弟是在开封京城里，他们的祖先祠堂也搬进京城来了？这事是需要考证的，从常理来说，宋朝官员的升迁谪落是很频繁的，尤其是宰相。不管是谁，赵匡胤定下的制度，宰相必须快速轮换，防止专权。

    这样注定的调动，估计不会有人把祖先随身带着的。那样“回乡祭祖”一词就失去了意义。

    综上所述，这事如果是假的，诚信的代表、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先生的人品就有大问题了。捏造事实也就算了，难得的是他借了王安国之口说出了如此恶毒的话——王安石一族家破人亡！

    这是怎样的诅咒啊……

    抛开这件事的真假，王安国和郑侠之间有来往，这尽人皆知，都是因为他们太潇洒，太倜傥了。话说王安国一直用心良苦地拆自己哥哥的台，拆来拆去没效果，所以对能拆他哥台的人极其欣赏。

    《流民图》事件之后，郑侠某次上街，正遇上王安国骑马出门。骑得高，看得远，王安国先看到了郑侠，立即眼前一亮。

    他在马上举鞭示意，深施一礼：“君可谓独立不惧！”

    郑侠的表情很遗憾：“我也不是不得已。想不到宰相被小人所误，到了如此地步。”

    “不，”王安石出人意料地反驳了，或许他这时才想起来那是他亲哥哥。他说，“我哥哥做官，总是忠贞不二，他认为作臣子的必须要为朝廷当事，有成绩归陛下，有怨恨自己承担。这样才是尽忠于国家，所以现在九州四海之怨，都集于我兄长一人之身。”

    郑侠冷冷一笑：“你说得古怪。我从没听说过皇帝是尧、舜，臣子是夔、契，九州四海会有那么多的怨恨。”这时满大街的人都在听着，不由得一齐点头。

    好啊，郑侠说得好啊，有道理！

    这段谈话，把王安国和郑侠栓在了一起，这就是罪证，他们是同党。可仍然不够，冯京还逍遥法外呢。再想办法，吕惠卿从郑侠的第二封奏章里看出了破绽，那里面除了民间疾苦之外，还谈到了些宫廷内部的隐密事件。

    吕惠卿找到了神宗，说这很奇怪。像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都是举国皆知的事，郑侠知道不奇怪。可宫廷内部的事郑侠是怎么知道的？我得到了确切消息，是冯京告诉他的，副宰相指使他人诽谤皇帝，不信您把郑侠召回来问问就知道了。

    郑侠走到了半路被押回来，三堂会审，揪出了郑侠的门人吴无至，和集贤校理丁讽。就是这两个人给郑侠和冯京来回通信。

    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被贬到外地。郑侠最惨，在英州编管，人身自由都没了。冯京被踢到四川，瞬间之间从官场顶峰跌落到剑门关外，彻底歇菜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吕惠卿做到了这些，实在让天下人都悚然发抖。什么是狠人，这才是。与之相比，王安石实在是傻得很憨厚，善良得太懦弱，根本不像个政治家。

    好戏还在后边。

    吕惠卿一刻都没有停息，借着威慑天下的气势，他迅速提出了自己创立的新法——手实法。这个法充分体现了吕惠卿既精明又强悍的本性，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

    手实法是免役法的一个补充。免役法里根据宋朝的九等户籍，规定每等人出多少钱可以免除徭役。可是家产随时变更，不好统计。那么就来个彻底的统计。手实法规定，由中央政府定下来每件东西值多少钱，然后进百姓家里查到底有多少东西。

    这样每家每户有多少家产就一清二楚了。

    有了资产总数后，国家取息是“逢五取一”，也就是20%。在这里我得承认这实在是太高了，在各种税息之后，再取20%，这是个官逼民反的数字了！

    但是在吕惠卿的头脑里，还有办法让这个法迅速实行，家家户户争着抢着的实行。因为有威逼，还有利诱。手实法规定，谁家隐瞒了数字，被别人告发的话，以隐瞒数字的三分之一奖赏……谁家有仇人的话就得小心了，这是公报私仇的最佳时机。

    此风一涨，不知民间会有多少仇恨滋生。

    截止到这里，吕惠卿打击了异己，有了自己独创的业绩，不知不觉间他完成了角色的转换。连神宗皇帝都没有预料到，他这样快就达到了两个目的。

    第一，首相大人害怕了。韩绛万万没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副手。吕惠卿充分发挥了参知政事这个官衔的本来面目。它本身就是赵光义用来制约首相权力的。这时和吕惠卿同等职位的冯京倒了，每天办公时，韩绛无时无刻都在吕惠卿的压力之下。

    他如芒刺在背，可是无可奈何。

    第二，吕惠卿身边迅速地聚笼了一大群亲信，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这些人本来都是王安石的手下，变法集团内部的主力。

    这不用他刻意去拉拢，官场就是这样的奇妙，只要你在赢，在迅速的攀升，达到了能代表一群人利益的位置，那群人自己就靠过来，变成你的亲兵。

    在这里，有件小事要提一下。强者运强，在一个人走宏运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得利，哪怕是古代最怕的火灾。

    这段时期内宋朝的皇宫里起了一场大火，火场中心在三司。当时烈焰腾空，1800余楹的房子付之一炬。楹，古文里“列”的意思，知道火有多大了吧。神宗皇帝都被惊动，他担心会不会旧事重演，像他太爷爷宋真宗那样，一场大火把内库都烧了个精光。

    那是他改革5年来拼死拼活，没日没夜才攒下来的家当！

    可是这样的大火，在当时根本没法去救。有个前例，仁宗和他妈妈刘娥就差点烧死在火灾里。当天神宗站在西角楼往下看，急得恨不得自己跳下去挑水。满皇宫散乱奔忙的人群里，他突然间发现了一队人马有条不紊的奔赴火场，真的有人去救火了！

    为首的人是章惇，他结束了荆湖两江地区的平叛，回到开封城了。这时距离他到荆南时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他的功绩不必由我来说，用公认的历史大家王船山的话来总结再妙不过。

    ——“章惇经制湖北蛮夷……沣、沅、辰、靖之间，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地，迄今为文治之邑。其功岂可没乎？”

    答案是可以没，当司马光掌权时，这些都是错，必须得改回来。

    话说远了，章惇回京之后，当的官是知制诰，职务是军器监，当皇宫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后，侍卫们去保护宫眷，太监们实力有限，宫女们忙着练习尖叫，其他的官员？对不起，除了在金殿上吵架，回家写奏章之外，顶级大佬们啥也不干。

    只有章惇这样敢逗老虎玩，敢孤身攀悬崖，敢深入不毛之地平乱的人，才会率领有限人手冲向火场。他让神宗记住了他，大火之后，他接替原改革派人士元绛，当上了三司使。

    这是章惇的升职，更是吕惠卿的好运。换来换去，仍然是改革派掌握实权，而且章惇的资历很浅，根本没法和他分庭抗礼。

    天下，眼看就是他的了。

    为了真正拥有天下，吕惠卿在个人声望提高，实力加厚之后，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在年底的冬至日郊祀大典时，宋朝有惯例要赦免一些有罪犯错的官员，特殊情况的还有些恩赏，以表示朝廷的仁爱。这一次，吕惠卿显得非常忠于老领导，他微笑着提醒宋神宗，王安石的官职有点低，在这普天同庆的好日子里，您给他加上节度使的头衔吧。

    节度使，这是唐朝时实力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各地诸侯，可在宋朝就只个荣誉头衔，没有半点的实权。唯一的好处就是工资，高于当朝首相。

    乍一看真是件好事，毕竟王安石这时只是江宁知府，最大头衔是观文殿大学士。可是神宗猛然间惊醒，吕惠卿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而且把整个朝局都扯了过去，陪着他一起冒险！

    那一天，神宗盯着他，缓缓地说了一句话：“王安石离职不是有罪，为什么要用赦免复官？”这才是问题的焦点，真的答应了吕惠卿，王安石就变成了个罪人，从此之后，永远失去了当首相的资格。

    吕惠卿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皇帝的话代表了什么。这一步踏出，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他成了宋朝100多年历史里极其罕见的一个特例，他成了个叛徒，从里到外地背叛了自己的领袖——王安石。

    这和之前的曾布是不一样的。曾布是说了新法的坏话，可是那在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内，曾布是对法不对人，针对王安石而言，他始终都是信徒。

    吕惠卿不是了，这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官场仕途，从这一刻起，他注定了是王安石的敌人。此后，不管是改革派当权，还是反对派复辟，都跟他再没有半点的干系。

    他只剩下了自己另起山头，自负盈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