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所建的东汉，除了《汉书》和《论衡》之外，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什么光彩的事迹，却由于外戚和宦官为祸之惨烈成为此后各朝的前车之鉴。党锢之祸就是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争权夺利造成的。东汉桓、灵两帝年间，发生两次党锢之祸，正直士人和太学生受到极大打击，影响深远。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使宦官很害怕，于是出手镇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必然退隐山林。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读书人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耕田里，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学中数以千计的学生十年寒窗而无用武之处，他们有感于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太学遂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乃国之栋梁。如非判刑不可，则我等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慑于群众压力，只好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等人向其敲榨不遂，就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坐视对手宰割，他们伺机反扑。“张成事件”的发生，恰好成为他们动手的借口。张成知道皇帝将要大赦，就指使儿子趁机杀人，李膺搜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杀之。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之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滂等200多人被捕。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堵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就上书力谏桓帝赦免党人，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皇帝权衡利弊，不得已于永康元年（167年）赦免200余人，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到此结束，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耀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竟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他在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成百人因此受牵累而家破人亡。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考察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使东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党锢事件的发生，使得正直之风顿熄，奸佞之气陡长。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以争取民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平元年（184年），灵帝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但要基已乱，民心已失，汉王朝的灭亡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