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世界有两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蒙、懒惰、迷信和野蛮。

    我是顺附第一派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家乡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他的部属。众人的宝库乃是“太阳之都”。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

    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罗曼·罗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是他获奖的理由。罗曼·罗兰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他最初的文艺创作是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转折期，他要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是其中最着名的几部传记作品。他的名人传的中文译者傅雷在《

    罗兰最有名的三部英雄传是：《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传记中的英雄主人公都对他的思想有过深刻的影响。他在书中主要写了这些文艺家、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为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受苦受难，表现了罗曼·罗兰的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他以音乐家的一生为经，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间的欧洲生活为纬。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音乐世家。克利斯朵夫从小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学习音乐。而具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的祖父不断向他灌输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他的舅舅则教他安贫乐道、真诚谦虚。两个人的影响矛盾地并存在他的思想中。他随父亲进宫演奏，崭露头角，受到赏识，他又非常反感封建贵族的骄横和专制。他鄙视豪门，攻击贵族和市侩，受到贵族社会的打击，他逃到巴黎。在这里，他发现巴黎的文化政治界同德国一样虚伪、腐化，对上流社会的颓废之风，他表示了极大的憎恶。他的傲慢自然引起上流社会的攻击和嘲骂。他到处碰壁，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唯一给他支持的是他的法国朋友奥里维，但奥里维和他一样是个孤独的反抗者。在精神探索中，克利斯朵夫把视线转到下层人民身上，可他虽然憎恶上层阶级的虚伪，却又无法改变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认为人民群众的的斗争不过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他认为艺术最崇高，从事艺术才是改造社会和促进民族和谐的最有力的工作。在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时，他的朋友奥里维死于警察的乱刀中，这对克利斯朵夫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万念俱灰，不问世事。晚年的克利斯朵夫避居意大利，不再过问社会现实问题，但求调和一切矛盾，一心致力于创作宗教音乐，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成，最后在追忆往事中死去。

    在作者看来，克里斯朵夫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无穷力量的、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的英雄人物，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优秀知识分子。克利斯朵夫无疑痛恨庸俗腐化的社会，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感到非常不安。他服膺博爱思想，把艺术看作是最崇高的东西，最能体现人类的爱，希望通过艺术来改造社会、缓和社会危机。他同情人民和工人运动，但他自己始终坚持个人的反抗，视民众为没有力量的群氓。他自己的心理非常矛盾，一方面主张艺术接近生活，接近人民，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在悲观失望时却逃避现实，企图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克里斯朵夫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所有前进知识分子的叛逆、彷徨、追求和幻灭的写照。

    小说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罗兰把心理描写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充分表现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矛盾。他善于描写人物对自然景物的感受，赋予作品以浓厚的抒情色彩，他把奔流不息的莱茵河作为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他强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感受而不强调行动，并以大自然的美来对照现实的黑暗，通过大自然的美衬托现实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小说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同作者的哲理思想相联系，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交织在一起。作者笔锋所至，再现了欧洲的社会图画，成为一战前后欧洲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