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俞大絪自杀的当天夜里，有一个人正在闷罐一样的黑屋子里悄悄服下了大量安眠药，欲了结性命。此人便是与俞氏同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赵萝蕤之夫，同时也是曾昭抡、俞大絪夫妇共同的朋友陈梦家。
1944年9月，陈梦家自西南联大携原燕大校花、年轻的妻子赵萝蕤赴美后，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开课内容为中国古文字学，赵萝蕤进入芝大英语系攻读。就当时的陈梦家而言，此次赴美讲学只是个名分，主要目的则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收集百年来流散到北美和欧州的中国铜器资料。
在芝加哥大学选读陈梦家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陈梦家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记者问时所言，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陈氏在讲学与随后逗留北美的三年间，长途跋涉，历尽艰辛，遍访美国的公私藏家所藏殷周铜器，并且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省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稍后又飞渡大西洋，访问英、法、瑞典、荷兰四国首都，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陈梦家以一个杰出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与气度，通过各种信息和线索，全方位收集铜器资料，得以亲手摩挲了千余件中国铜器，费尽心血摄取图片，打制铭文拓本，记录器形尺度与流传经过。面对祖国流失海外的大量珍宝，陈梦家悲感交集，睹物思人，于痛心疾首中越发激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故国情怀。
1947年，陈梦家将几年来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以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分别留存与寄送朋友并作回国的准备。对这段经历，赵萝蕤在一篇短文中回忆说：“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又说：“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1947年10月，陈梦家认为赴美的一件“大事因缘”业已完成，乃回绝了芝加哥大学欲长期聘其执教并留美定居的约请，毅然决定先赵萝蕤一步归国，重返清华大学。陈梦家如愿以偿，归国后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在校内筹建了藏品可观的文物陈列室并自兼主任。陈氏在海外工作期间，曾得到古董巨商卢芹斋的鼎力相助。卢氏原籍上海，后赴法国、美国等地经商，以倒卖中国古物闻名于业内。1919年，经与袁世凯二公子袁寒云过从甚密的古玩商赵鹤舫，将盗运至京的唐太宗陵前著名雕刻“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经袁世凯庇护运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此举令卢芹斋在发了一笔横财的同时，也在业内暴得大名。陈梦家赴美并与卢芹斋取得联系后，卢氏除了介绍同行所藏器物，还将自己收藏的312件中国历代青铜礼器秘密示陈并许摄影。此前，自知一生贩卖中国青铜重器于海外罪孽深重的卢芹斋，为洗刷恶名，减轻罪过，心灵上得些安慰，开始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善举。1947年应即将归国的陈梦家提议，卢氏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重器嗣子壶，陈氏将其带回国内。这一行动，被视为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全面复兴所作的贡献之一。
当陈梦家进入清华园之时，遭到毁坏的建筑物大都修复，有的校舍正在修建，各项事宜基本恢复了战前的模样，教授们也各就各位，开始了新的生活。孟子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在归国的陈梦家看来，所谓故园者，非谓有乔木也，乃有世友之谓也。当他满情豪情步入草木葱茏的清华园时，荷塘碧渊尚在，只是见不到当年的恩师闻一多了。睹物思人，不免有一种痛楚与伤感。正所谓：“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1948年冬，赵萝蕤完成了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即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此时中国内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平津局势紧张，赵萝蕤怕万一国共两党形成对峙局面，再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割据情形，很难抵达北方，与家人团聚和服务于燕大的心愿也必成泡影。赵氏归心似箭，毅然决定提前乘船回国。当时美国工人正在闹罢工，轮船停开，待罢工结束，才搭乘一条名为“梅格斯将军”号的运兵船离开西海岸驶往上海。赵氏登船时就从广播中得知，船上有三个人的目的地是北平，而此时的北平西郊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及周边地区已被解放军拿下，傅作义部队已陷入重围，国民党军溃退在即。
1948年12月31日，赵萝蕤乘坐的运兵船进泊上海黄浦港。此时解放军围城正紧，北平已是孤城，地上跑的、水里行的与天上飞的人造物体皆不能进城。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许多人困兽犹斗，千方百计地逃离围城。赵萝蕤得知消息，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冲进围城。几年前，赵萝蕤随陈梦家在昆明郊外居住时，与迁往昆明的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查阜西相识并成为好友，为能尽快抵达北平，赵找到战后迁回上海的查阜西想办法。很快，查阜西打听到有一架给傅作义“剿总”司令部运粮食的飞机正要飞往北平，经这位经理疏通关系，赵与另外几人搭乘这架完全没有座位的简陋飞行器向北平飞去。当飞机抵达天津上空时，被中共军队发现，当即用高射炮射击，飞行员沉着冷静，在天空划了几个大大小小的半圈，终于避开了密集的炮火抵达北平上空，最后于天坛一片柏树丛中安全降落。赵萝蕤从舱口爬出没有舷梯的飞机，从临时捆绑、离地还有二尺的竹梯跳下，暂住北大教授汤用彤家中，又到骑河楼清华办事处托人带信给陈梦家，告诉他自己已平安归来，只要城门一开，赶快前来接人回清华园。
三个星期后，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编，赵萝蕤趁此机会出城，赴清华园与陈梦家相会。未久，赵被聘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当时系内有老一辈教授胡稼贻和青年教授吴兴华，以及晚些时候自香港返国的俞大絪，加上赵萝蕤共四人，组成了燕大的外语班底。1951年，受赵萝蕤邀请，由芝加哥大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巫宁坤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翌年便被调整到南开大学，算是未名湖畔一行旅般匆匆过客。
以赵萝蕤为首的燕大西语系虽人数不多，但相互团结友善，此为赵氏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为了照顾夫妇生活，学校把校园东北部朗润园一幢中式平房分给了陈、赵夫妇，这对才子美人算是有了一个正式团聚和接待亲友的独立空间，生活像花儿一样幸福。当此之时，刚从美国归来进入燕大的巫宁坤住房尚未分配，暂住在陈家，受到赵萝蕤温馨殷勤的款待。许多年后，巫宁坤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深并动情地回忆说：“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赵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e Land（）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既是天命，也与人事有关，天命人事交织在一起，铸成了一曲不堪回想的哀歌。
新中国成立后，陈梦家对全国掀起的政治风浪和“思想改造运动”不以为然，且自视甚高，常以全新的重量级“海龟”自重，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不把一般的“海龟”放在眼里，更不能容忍一群头戴革命帽子的“土鳖”把持校政，对一切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深恶痛绝并怒形于色。陈氏的所作所为很快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遂成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活靶子受到猛烈批判。但诗人气质与天生俱来的性格，使陈梦家难以改变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依然我行我素。据巫宁坤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正从墙外路过的陈梦家听到后，当即愤然曰：‘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同奥威尔的小说并不是“反共的小册子”，而是“反对极权主义”一样，陈梦家在当时和之后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推行的制度，但他的言行还是与政治以及政治当权者发生了冲突，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凡属于帝国主义出资创办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位于北京地盘上的燕京、辅仁两所大学正属此类，于是，这两座实力雄厚的著名学府如同两头硕大的肥猪被绑缚在地，引刀放血，大卸八块，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学校，原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时为燕大西语系主任的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其部下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一同转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清华大学的文科并入北大，只保留一个工科，陈梦家被清华当权者借此机会踢出校园，“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并协助夏鼐副所长主持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进入考古所的陈梦家暂时收敛了一点个性与诗人的狂放姿态，开始埋头于适合考古所计划的学术研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高峰期。陈氏以他过人的天资和勤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精心收集了四万多片甲骨拓本，进行全面综合整理、研究，对董作宾此前提出的“贞人”说和甲骨分期断代“五期”说，以及“十项标准”作了补充和修正，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作出了新的开创性贡献。1956年，陈梦家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洋洋七十余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在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皇皇大著，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1956年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究甲骨学的精深造诣，对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经过、方法和内容，特别是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进行了科学论述，综合叙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内容，在许多方面较前代学者的研究有了新的开拓和突破，并为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部著作由此成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部《殷墟卜辞综述》的出版，给陈梦家带来崇高声誉和学术地位的同时，也为他后来的生命历程隐约地埋下了祸端。陈梦家以这部大作所得的八千多元在当时看来实为天价的稿酬（时一个工人的月薪仅为十几元至几十元），在考古研究所附近的钱粮胡同购买了一个拥有18间平房的大四合院，且一语双关地把自己的书斋取名“梦甲室”。与此同时，陈氏还利用剩余和后续的稿费不断收集、购买上等的明代家具，整个房舍俨然成了一座辉煌壮丽的小型博物馆。据赵萝蕤回忆说：“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陈梦家以一介书生突然暴富，引起四邻八舍特别是本单位人员的注意，而陈氏本人平时不好结交朋友，人缘较差。加之陈梦家生性吝啬，暴富之后不请客送礼，也不拿出一笔钱犒劳一下考古所的同事，请大家到上等馆子撮一顿儿，而他自己经常一个人，最多约上外面来访的一两个朋友下馆子喝绍兴黄酒，且喝得醉醺醺地唱着小曲回家继续写作挣稿费。如此这般，很快引起众怒，一时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但陈梦家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未久，陈氏以在西南联大时代的西周金文讲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开始撰写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对西周铜器进行详细的断代研究。其成果开始在《考古学报》连载，并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南按：四十年后，陈氏对西周铜器的断代分期，对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课题的研究，还曾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早些时候的《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等著作，也在这个时期出版或再版。此为陈梦家一生精力旺盛、得意潇洒、治学精进的黄金时代。天才加勤奋伴着那早已成熟在胸的古代文字与古器物学知识，使他的著述突飞猛进，其写作速度与显露的明断卓识，令同行为之钦佩，特别是小一辈考古学者更是感到震惊，视陈梦家为世间少有的天才学者，其学术著作后来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优秀成果。
对这一时期的经历和辉煌成就，赵萝蕤曾作过如此解释：陈梦家的兴趣很广，但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著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
赵氏所言并非虚妄或夸大事实，许多年后，已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对中国文化史学者刘梦溪谈起陈梦家的治学精神与成就时，仍深怀敬意地说：“陈是个绝顶的学问天才，他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不赞成死扣住一个课题不放。”赵萝蕤与徐苹芳的这个说法，再次印证了当年闻一多对梁实秋说的“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句话，陈梦家作为一个天才加勤奋的学者，在当今的学术界已成为不易之论。
1956年，陈梦家着手将过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见铜器资料，重新整理汇编为《中国铜器综录》，很快完成了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三集。原定全稿分编五集，英、法二集尚未来得及着手，“反右”风暴兴起，陈梦家倒霉的日子就此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