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4岁的穆旦遇到了生命中一个重大转折。这年2月，他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入伍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名噪一时的中国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纵览中国抗战八年历史，校园内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从军热潮共有两次。第一次是1942年年底到1943年夏秋；第二次就是日本军队打到贵州独山之后的1944年下半年。

    首次大规模学生参军的背景是：1941年年底，日寇继珍珠港事件在太平洋暂时得手，又以精锐师团横扫东南亚，英美军队望风披靡。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势如破竹，缅印战场告急，中国唯一一条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在英、美两国元首建议下，中国政府于1942年2月以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准备进入缅甸与驻缅英军协同作战。远征军以中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由中国战区参谋长、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人乔·史迪威（Josepilwell）将军任总指挥官。部署初定，日军得到情报，于3月8日以精锐师团抢先攻陷缅甸首都仰光。3月12日，英国政府急电蒋介石，请求中国远征军火速入缅作战，以支持溃不成军的英国军队。蒋介石下令成立不久的十万中国远征军向缅甸挺进。在罗卓英、杜聿明率领下，远征军先头部队仓促开赴缅甸战场，以迎击扑来之敌，抗战以来中国国民党军队首次在境外打击侵略者的序幕由此拉开。远征军以劣势装备之单兵种——陆军（机械化部队仅装备一个师），在缅甸战场同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联合兵种展开了殊死较量。

    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五军戴安澜师长率领的第二百师在同古（现缅甸东吁，或译东瓜）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遭遇。狭路相逢，大战随之展开。自3月18日正式交火，中日双方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死打硬拼，战事越演越烈，一时呈胶着状态，难决胜负。据时为中国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王楚英回忆：“刚刚入缅的远征军第二百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城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第二百师）以集束炸弹、汽油瓶同数倍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的猛攻，歼敌近5000人。”这次战斗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后遇到的第一场正面攻防战事。当时国内战局已进入中日相持阶段，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急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而国际上，盟军的处境亦非常艰难，同样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拖住日本，避免其抽调兵力进入其他战场，打乱盟军整体战略计划。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同古之战的局势意味着中国远征军成为日军强有力的克星。遗憾的是，在连续予敌以重创之后，由于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战略目标不甚一致，统帅部对曼德勒会战估计错误，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不够统一，致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动，补给断绝，最终导致功败垂成。杜聿明不顾史迪威反对，毅然命令该师放弃同古，于30日拂晓渡河撤退转移。中国远征军的首次战役，就这样铩羽而归。

    更为糟糕的是，战事延至4月底，中国远征军东路力战不支，被迫分两路向国内和印度境内撤退。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向导，撤退军队在茫茫热带雨林中迷失了方向。远征军所属第五军军部、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共几万人，在日军尾随其后、穷追不舍的情形下，由杜聿明、戴安澜等将领率领，被迫翻越气候环境极度恶劣的野人山。经九死一生，远征军残部终于撤往印度与滇西。此后，这支部队被纳入盟军国际战场。而在此之前，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印度。未久，根据蒋介石命令，与国内最新开进的青年军一起被整编为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简称“驻印军”。由于战事失利，原中国远征军正副总司令罗卓英、杜聿明被撤免召回国内，由美国人史迪威将军和中国将领、黄埔一期出身的郑洞国接替指挥。当此之时，英美的先进武器和机械化设备陆续赶运至印缅战场，为适应盟军作战需要，史迪威、郑洞国两将军要求中国国民政府迅速征集一批会英语，懂机械化设备和先进武器的青年学生入伍，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接受战前训练。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空军部队如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等来华助战，在桂林、昆明等后方相继设立基地，亟须大批翻译人员与懂机械化设备的后勤人才协助，国民政府开始在西南各高校动员学生入伍。一大批学生纷纷响应，投笔从戎，来到空军基地从事各种服务性工作。包括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女儿梅祖彤、儿子梅祖彦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就是这个时候先后离开联大，投奔到美军驻昆部队和空军基地服务的——这是第一次高校学生从军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参军的学生在集中接受短期训练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接踵而至，号称十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全国高校中，除学生之外，还有部分青年教师自愿报名应征入伍。在所有参军的青年教师、学生队伍中，后来被外界广为所知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有以诗文名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青年教师穆旦。

    当穆旦与其他学生兵进入杜聿明部队后，杜氏对这批年轻知识分子特别关照（南按：杜之态度，与其女儿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多少有些关系。1944年，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高中的杜致礼认识了数学代课教师杨振宁，后二人在美国相逢、相恋并结婚），当他得知穆旦是西南联大教师兼诗人后，关系更加密切，在难得的作战间隙，不时让穆旦作几句现代诗在军前朗读，供大家欣赏，借此活跃一下单调枯燥的军旅生活和鼓舞大家的斗志。当国民党军第二百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东瓜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抗击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3月30日晚，杜聿明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正面埋伏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此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十二个波次之多，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以人员、装备的极大消耗为代价，国民党军达到了以少胜多的目的，此役作为中国远征军一个罕见的战例而载入抗战史册。

    这年4月，由于罗卓英的错误指挥，致使日军攻占了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远征军的大后方。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自5月到9月，青年中校翻译官穆旦亲历了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因对当地环境缺乏应有的了解，第五军撤退路线皆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补给困难，蚊蚁成群，蚂蝗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其间又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杜聿明本人也感染重病，几乎丧命。堪称国民党军精英的第五军出征时兵力约四万二千人，战斗死亡人数为七千三百人，而撤退死亡人数竟达一万四千七百人，其悲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最后，撤退的残兵败将总算逃出了死亡之谷，活着到达了印度利多。对于这段泣血锥心的战斗经历，杜聿明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自6月1日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洪水汹涌，既不能渡河，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爬）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令人触目惊心……”

    跟随这支远征军残兵败将撤往印度，继之于1943年初撤回国内的穆旦，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很少向人提及，只是对自己的恩师吴宓和几位好友偶尔作过叙述，深为惊骇感动的吴宓在日记中有“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之语。

    时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的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后来在一篇纪念穆旦的文章《一个中国新诗人》中有一段涉及此事的回忆。王说：

    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　 　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

    王佐良所说“五个月的失踪”，即穆旦跟随的这支撤退部队与军部指挥系统和兄弟部队失去联系后，独自在茫茫如海的热带雨林中穿行的经历。后来这支部队被美国军队派出寻找的一架直升机发现并作向导，幸存者才于茫茫丛林中摆脱了巨蟒、毒蛇、蚂蟥与奇异爬虫的威胁与血腥的吞噬，侥幸走出了死亡交织的胡康河谷。

    此次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约有10万人，伤亡为6。1万人，其中约5万人死在了撤退中的野人山与胡康河谷。首次与敌军在同古交火的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柳树人和凌则民等将领，戴是与敌作战中受重伤而亡，其他几位将领则是被敌弹击中或与敌肉搏壮烈殉国。但就整体战况而言，与敌作战伤亡的官兵比例极小，没有倒在日军枪炮下的无数中国远征军将士，却在撤退途中遭巨蟒缠身与毒蛇吞噬而倒地惨死。在与日军正式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未损失一名团长以上军官，而在撤退中竟连损四员优秀指挥员。没有倒在日军枪炮下的无数中国远征军将士，却倒在了茫茫苍苍的山谷和望不见尽头的原始丛林，野人山也因此有了“十万军魂”之说。

    踏着堆堆白骨逃出野人山与胡康河谷，由印度转往昆明的青年诗人穆旦，对这段酷烈的经历不忍追忆，却日夜感受着死去的战友直瞪的眼睛追赶着自己的灵魂那种毛骨悚然的恐怖与痛苦，在极度惊悸与哀伤中，他以诗人的激情，于1945年9月，创作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展示了战争、战争中人的命运和诗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

    人：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死去了世间的声音。这青青杂草，这红色小花，和花丛里的嗡营，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游鱼，陆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人：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象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饱醮热血与激情，吟出了一曲凄婉哀绝的——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生命的无奈，飞速流逝的时光，大自然的无情，以及意象中沉痛绝望的恐怖之美，只有在野人山的胡康河谷才能发生，也只有发生于中国远征军将士的身上，才更令人感到这一悲剧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篇蕴涵着痛苦、沉重、悲悯情怀，闪耀着一种宗教式的神性光辉的诗篇刚一问世，立即震撼了读者心灵，引起广泛的传诵和关注，被誉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伟大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稍后，诗人又创作了纪念中国远征军苦难历程与不屈精神的《阻滞的路》等闪耀着人性光辉和鲜明时代特点的作品，也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不朽篇章。

    当穆旦以血泪凝成的情感在纸上挥毫走笔，酣畅淋漓地释放挤压在心中已如卵石般坚硬的悲壮人生之际，自然不会意识到，正是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在他人生历程中埋下了潜祸，种下了置自己于绝地的种子，只待一个风雨之夜，这枚种子将以神奇的速度和魔幻的方式结出暗含毒汁的恶果，令其吞尝。

    自远征军撤退回国，穆旦欲回西南联大任教已不可能，只好继续在驻昆明与曲靖的国民党第五军服务，其间因流转的关系几度失业。至1945年5月，转入青年军驻云南曲靖二零七师任中校英文秘书，后升到由二零七师改编并移驻沈阳的第七军，任上校英文秘书兼任《新报》总编辑。随着国共内战爆发，东北战事迭起，穆旦辞去军职，回到北平家中闲居并作出国留学的准备（南按：原在天津的老屋已于抗战中卖掉，父母迁往北平租房居住）。1948年，穆旦先后在上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南京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驻南京办事处，以及南京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一个短暂的时期，1949年赴曼谷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英文译员，同年8月由曼谷登轮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从此开启了另一扇命运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