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之所以入芝加哥大学，与他的女友周与良已先在该校就读有关。
周与良原籍安徽东至，曾祖父周馥发迹于李鸿章的淮军，清末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家业随之兴旺发达。祖父周学海，1892年进士，官至浙江候补道，《清史稿》有传。周学海、周学熙兄弟曾师事李慈铭，李氏在日记中说周氏兄弟无贵族子弟气。周学海性喜医学，刊有《周氏医学丛书》三集。周与良之父周叔弢乃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藏书家，后辗转青岛与天津，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周与良兄弟姐妹十人，分别是：长子周一良、次子周珏良、三子周艮良、四子周杲良、五子周以良、六子周治良、七子周景良、长女周珣良、次女周与良、三女周耦良。因是名门望族和财富充盈的书香之家，十个兄弟姐妹皆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与良后来皆成为著名教授、学者，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其政治、经济、文化、医学、宗教、收藏、戏曲等领域，时常见到周氏家族中人的身影。而周与良的大哥周一良，更是名噪一时，被学术界认为是继承陈寅恪学术衣钵的最得力人选，只是“文革”时期在北京大学参加江青组织指挥的“梁效”写作班子而名声扫地，与陈寅恪的学术衣钵彻底绝缘。周珏良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出身，与穆旦属同班同学，战后和穆旦的另一位同学王佐良同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正是因为这一关系，穆旦于1946年在周珏良家中结识了其妹、时正在燕京大学生物系攻读研究生的才女周与良，并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1948年年底，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穆旦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也算顺理成章。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芝加哥大学就是中国留学生主要集聚地之一。若以大的历史框架划分，像战前在此就读过的饶毓泰、叶企孙、查良钊等人属第一代，而战后进入该校的应算第二代，而第二代学生人数远胜第一代数倍。当穆旦进入芝加哥大学校园的时候，在此就读和访学的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李志伟、邹谠、卢懿庄夫妇、周与良的二哥周珏良、傅斯年的侄女、傅乐焕胞妹傅乐淑、陈梦家夫人赵萝蕤，以及刚由哈佛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转入芝大教中文的王伊同、娄安吉一家和在芝大教数学的陈省身，另外还有一个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巫宁坤等。许多年后，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又说：“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巫宁坤比穆旦早到芝加哥大学一年多，因而与周与良、赵萝蕤等女生相识并成为朋友，当穆旦到校时，赵萝蕤已经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二人并未于芝大谋面，而赵的丈夫陈梦家更是提前归国，周与良的哥哥周珏良已受清华大学之聘归国，在行至旧金山时与赴芝加哥的穆旦相遇，穆旦还把带在身边的几十美元让周带给北平的母亲。应当说，当穆旦进入芝加哥校园大门的时候，战后赴美留学的高潮已经退却，已经到了决定是走是留，是回归大陆，还是投奔台湾这一关系人生命运的最后关头。
1949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杰史逊维尔（Jacksonville）结婚，结婚仪式极其简单，在市政大厅登记后，由周与良的四哥、时正在哈佛大学动物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周杲良，以及两位美籍导师做证婚人。婚后，夫妻二人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即返回芝加哥大学，先是同芝大经济系的李志伟合租一套公寓，后又与巫宁坤合租一套有两间的公寓。正是这段同学、同吃、合住的经历，使穆旦夫妇与巫宁坤结下了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1950年，国内大局已定，穆旦夫妇的去向也渐趋明朗，即一旦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便共同返回祖国大陆，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因了这一决定，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在西南联大时代，穆旦曾学过俄文，还一度选修了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的俄国文学课。据当时在芝大的同学傅乐淑回忆说：“这门课程，每天六个小时，天天有课。从字母学起，到能读俄国文学作品、报纸新闻、政府公文为止。选这一门课，等于平时上三年的俄文课。”1947年6月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傅乐淑，因俄文功底太差，被这门课程弄得焦头烂额，异常痛苦。但在外文系出身的穆旦看来，并没有多大难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阅读能力就超过了美国本土的研究生，为此经常被导师提名在课堂上做阅读示范。遥想在抗战时期，穆旦由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过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再度上演了当年的一幕，在一年的时间里，一部俄文词典已被穆旦背诵完毕。而此时的穆旦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他作为自费生必须半工半读，白天上课或自修，夜间到一家邮局从事只有黑人才肯干的繁重的运送邮包工作，以此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家休息，为了省钱，每当休工回家，只是到黑人区买一个5美分的“热狗”充饥，有时实在太过劳累，当“热狗”拿在手中，不觉悲感交集，流下泪来。
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而穆旦与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在学习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关注。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tle treasury of orld Poetry），收入了穆旦的两首作品：《饥饿的中国》（From here Is NoNearer Nearness）中的部分章节，署名查良铮（ChaLiang-cheng）。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也就在这一年夏初，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几乎与此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南按：时穆旦的族兄查良钊为德里大学教务长）。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若到南部大学任教亦不繁难。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否则，绝无出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这一心境和志向，在穆旦归国后致原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时正下放山西劳动的“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信中已明显流露，信中说道：“我把拜伦的长诗又弄出‘锡隆的囚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两篇，这种叙事诗很可为我们的诗歌借鉴。我最近还感觉，我们现在要文艺复兴的话，也得从翻译外国入手。你谈到你的学生看你的‘冬与春’而‘不易懂’，欣赏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为他光喝过白水，没有尝过酒味。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
然而，祖国大陆已经改色，因中共已明确表示倒向苏联一边，要在此时回返已不是件容易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盛，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因而不得不设法求人，四处打听能回归的办法。折腾了一个段落后，终于“找到一位犹太律师，花钱代向移民局疏通，加上我的导师B.Palser教授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
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萧珊夫妇的宴请。1940年夏，穆旦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时，结识了考入联大外文系不久的陈蕴珍，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现代作家巴金夫人的萧珊。因对文学和诗歌共同的热爱，穆旦与萧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穆旦夫妇从芝加哥归来时，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老友相遇，于谈天说地中自是谈到一直挂在心怀的文学之梦。当穆旦说自己准备译介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时，得到了巴金与萧珊的鼓励，希望尽快译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文学转型和读者的口味。穆旦听罢，自是以感激的心情应诺。
这年2月底，穆旦夫妇由上海抵达北平，穆旦暂住教育部招待所，周与良回天津家中。穆旦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间隙，开始着手翻译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当此之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已回国并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营，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韦批准，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怀揣满腔激情和几年海外苦读的沉甸甸的收获离开芝加哥大学，于7月初来到旧金山等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并在巫氏搜罗来的装满左派书刊的几个铁皮箱和纸板箱上，端正地写上了“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等字样。
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同学好友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就在二人相互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一句话冲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太在意，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氏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而巫氏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然，这是后话。
巫宁坤于这年的8月中旬自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与分别两年多的赵萝蕤见面并顺利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此时巫宁坤心中有一种忐忑不安、坐卧不宁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是由于对北京和燕大校园以及人事而来，而是发乎一种看得见又辨不分明、忽隐忽现的底色之中。或者说，当他风尘仆仆的身影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冲入心头，而使他突发这一预感的则是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自己的赵萝蕤。面对书生们心目中仙女下凡般的一代美人赵萝蕤，巫氏却“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巫宁坤到校不久，赵萝蕤即安排其教授“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的四年级课程，并鼓励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北京市委工作组进入校园，要求“人人过关”，并且发动全校批斗赵紫宸、陆志韦，以及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与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赵紫宸女儿和陆志韦干女儿的赵萝蕤自是不能幸免，成为讨伐批斗的对象，又因为巫宁坤是赵从美国引荐而来，巫氏也就很难“过关”。其结果是所教的课程下马，继之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因燕大与北大部分科系合并而被扫地出门，“发配”到了南开大学。对于这段经历，巫宁坤在回忆中说：“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南按：三人指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营，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尽管赵萝蕤伤心欲绝，无奈大厦已倾，除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夫复何言？
巫宁坤被当政者踢出燕大校园，于1952年11月秋风萧瑟中，携带老继母和简单的行李由前门火车站乘车驶往天津，进入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正是这段因缘，当巫宁坤得知当年的同学好友穆旦夫妇归国的消息后，在校方缺乏师资急需用人的情况下，经巫氏牵线、校方与教育部批准，穆旦夫妇于1953年5月双双跨入南开大学的校门，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为生物系副教授。这对年轻的夫妇算是所学有成，叶落归根了。穆旦夫妇任教南开之后，分配的宿舍与巫宁坤相邻，经常相互串门聊天，从清华到燕京，从西南联大到芝加哥大学，从提前归国的陈梦家、赵萝蕤，到迟迟观望尚未决定动身的杨振宁、李政道等，另有南开大学的过去与未来……有的是回忆，有的是话题，有的是憧憬与梦想。归国时的孤独与寂寞消失殆尽，有的是在新的天地里奋起的身影和理想。在这期间，因先前得到巴金夫妇的鼓励和新形势的需要，穆旦在授课之余，加紧从事翻译外国名著。继1953年12月译完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之前两部分《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并由巴金主持的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之后，1954年2月，穆旦又翻译并在平明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季摩莫菲耶夫的《文学发展过程》。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上述工作，是因为穆旦早在芝加哥大学时，就已经通读了俄文原版并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翻译笔记。上述三种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国内文学理论家的注意和好评，被许多高校作为文学概论课教材选用并受到师生的喜爱。
当然，作为诗人的穆旦，最为倾心和喜爱的自然是诗歌创作与翻译。自1954年3月到年底短短的9个月时间内，穆旦翻译并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等系列作品，其翻译和出版速度之快、质量之高、读者群之广大令人惊叹，一个“普希金热潮”旋即在社会上掀起，穆旦的声名除了在象牙塔的学术界小圈子引起瞩目，在更大范围的读者群体、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这一情景，几年后在穆旦写给诗友杜运燮的信中有所表露：“我也有时听到人们欣赏普希金诗的情况而为之鼓舞。总之是‘特别’爱好，不同于一般。工厂里三十多岁的工人师傅，在南大开门办学去时，问老师们认识不认识这译者（并不知我在南大），他想见见。一个译者能有此幸会，确实不易。就是这类偶然的小事使我增加了力量。”
因译诗受到工人师傅们喜爱而“增加了力量”，心中增添了学有所用的成就感，并且还想以此业绩，“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好”的穆旦没有想到，属于他的人生春天马上就要过去，即将到来的是酷暑与寒冬。许多年后，周与良回忆说：“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然而，很不幸的是，“业务拔尖”、“书出得多”、“课教得好”、“受学生欢迎”等，却无意中引来某些人的“不能相容”。这种出于嫉妒而不能相容的心态，很快便借助于政治的威力爆发出来。随着1954年年底南开大学著名的“外文系事件”，穆旦的厄运就此到来。
在发生这个著名的事件之前，南开大学像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随着一个波次接连一个波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俞平伯研究错误思想”等批判。为在全国做出表率，南开大学领导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马列主义夜大学”，勒令全校教授必须夜间到这所特殊大学听报告，接受“洗脑”性质的思想改造。一位被南开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年轻男教师返回南开后，作为“教授的教授”向包括巫宁坤、穆旦在内的全校各系教授，朗读他在人大“深造”时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校方规定，凡听课的教授人人必须做笔记，期终还要考试。一时间，弄得教授们十分疲惫又感到无聊至极，有的教授在听课中不停地抽烟，有的干脆以打瞌睡的方式进行抵制。如此连续不断的十几个夜晚下来，听课的教授开始表达不满情绪，年轻气盛的巫宁坤在夜校散罢之后回家的路上对年长的同事们叽咕道：“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想不到第二天就被人打了小报告，校方领导派人找到巫宁坤，指责其“思想落后”，并严厉警告只许老老实实听课，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按反对马列主义分子处理。
因了这一系列的政治改造、批判外加学习运动，人与人的温情越来越淡薄，同事与师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直至发展到相互猜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甚至水火不容，非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残忍、恐怖局面。面对这一恶劣的政治、生活环境，穆旦感到极为不适和沉闷，在致萧珊的信中，他直白地道出了心中的愤慨、厌恶和无奈的心境：“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我上封信里的话想你也看到了，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杜运燮不但觉得得罪了我，也觉得得罪了巫宁坤，等我把这话和宁坤一提，他说哪来的这回事。……我这几天气闷是由于同学乱提意见，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每到学期之末，反倒是特别难受的时候。过得很没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
正所谓人生不易，死亦难。延至年底，“外文系事件”终于是在长期郁闷压抑中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