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蒙自后，吴宓把在南岳滋生的悲观情绪一同带来，且比衡山犹甚。陈寅恪与吴宓于教课之余经常往南湖散步，并有诗文唱和，从流传于世的几篇诗作中，可见其悲戚哀伤之情。

    据吴宓日记载：1938年5月，“阴雨连绵，人心已多悲戚，而战事消息复不佳。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于是陈寅恪先生有《残春》（一）（二）之作，而宓和之”。

    残春（一）

    陈寅恪

    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

    残春（二）

    陈寅恪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残春和寅恪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作于蒙自吴宓阴晴风雨变无端，折树摧花未忍看。

    小胜空矜捷坦堡，覆军终恐败师丹。

    降心苟活全身易，异志同仇御侮难。

    一载颠危能至此、何堪回首梦长安。

    诗中吴宓自注：“捷坦堡今译坦能堡（tannerberg）。”此句指发生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能堡会战，又称坦嫩贝格战役。1914年8月17日，俄罗斯第一、二军侵入东普鲁士，向首府哥尼斯堡进发。俄军成功进入德国，直到德国第八军在8月20日反击。德军设计了一个陷阱，让俄国第二军提前进入德国后，在后面反击其补给线。9月2日，俄军放弃整个作战计划，坦能堡会战后，没有再向德国领土进攻。虽然德军在坦能堡会战得胜，但德军原先并没有准备俄罗斯会在8月中旬开战，因此德军用了两支部队来抵抗俄军，造成德军的资源被分散，继而影响西线对英法联军的战事。吴宓诗中的师丹，一译绥丹（Sedan），今译色当，是发生于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拿破仑三世因兵败向普鲁士投降。诗中的“小胜空矜捷坦堡，覆军终恐败师丹”，当指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捷，而徐州很快失陷之事。据吴宓日记：“因忧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不能圆满合作，故宓诗中有‘异志同仇’之语。而寅恪又有《蓝霞》一诗。”

    蓝霞

    陈寅恪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

    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愁。

    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按吴宓的说法：“蓝霞”二字出吴文英《莺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则指蓝衫党，通称蓝衣社及红军。“寅恪之意，吾能识之。吾爱国并不后人，而极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观念，而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日本俘虏亦有能言此者，见报。此则二十余年来学术思想界所谓‘领袖’所造之罪孽，及今而未已也。”

    未久，吴宓与陈寅恪又于南湖散步之余，以“南湖”为题各赋诗一首：

    南湖一首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吴宓

    南湖独对忆西湖，国破身闲旧梦芜。

    绕郭青山云掩映，连堤绿草水平铺。

    悲深转觉心无系，友聚翻怜道更孤。

    亘古兴亡无尽劫，佳书美景暂堪虞。

    南湖即景

    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蒙自

    陈寅恪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据吴氏解释：“宓以南湖颇似杭州之西湖，故有‘南湖独步忆西湖’之诗。寅恪以南湖颇似什刹海，故有‘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之诗。皆合。惟当此时，日军已攻陷开封（时已六月中上旬之间）据陇海路，决黄河堤（中日两军互诋，孰为决堤者，莫能知）。死民若干万人，我军势颇不利。故寅恪诗有‘黄河难塞黄金尽’（指国币价值低落。据云，语出《史记》封禅书或河渠书。）之悲叹，而宓和诗亦有‘舜德禹功何人继，沉陆殴鱼信有哉’之责机。”

    陈寅恪诗尚以多典、隐晦著称，几乎无诗不典，不弄懂诗中引用典故，则难窥其堂奥。吴宓诗受陈寅恪影响颇大，当年吴、陈二人在哈佛时，吴曾向陈请教过作诗的奥秘。1919年5月25日《雨僧日记》载：“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又，“寅恪习惯，以诗稿持示宓等后，不许宓钞存，立即自撕成碎片，团而掷之。但寅恪在美国所作之诗，宓皆能背诵”。另据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言：“父亲很注意收集寅恪伯父的诗作，从哈佛同学时开始。他常说，寅恪伯父作诗不多，但很精美，寓意深长，不熟悉历史典故，不具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不对其人有非常的了解，很难确切领会其诗深邃的含义。寅恪伯父关于诗词的谈论，语多精彩。如为诗作笺注，详叙当时情事，以贻后人，寅恪伯父谓之‘今典’。谈唐诗与唐代文学的特点，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的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

    透过这些记述和追忆，可见陈对吴在学术上和为文作诗方面影响之深。从已发表的吴诗看，大体沿袭了陈诗的路数，作为一代自由知识分子，陈、吴之诗字里行间透着国破家亡的哀愁与忧戚。但就诗的整体质量和艺术价值而言，吴诗比之陈诗稍逊风骚。陈寅恪《残春》一诗之深意，除吴宓简单提及，需解者尚有“读史早知今日事”“过江愍度饥难救”等句。晚年的陈寅恪栖居岭南之际，曾有《柳如是别传》一书问世，开篇有云：“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平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又《赠蒋秉南序》云：“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拣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陈氏赠蒋文中，有两个名字属于难以直言的隐指，这便是辛有、索靖。辛有为周朝大夫，周平王迁都洛阳时，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不及百年必将沦为戎人居住之地。辛有死后，后秦、晋果然迁陆浑之戎人居于伊水之滨。唐代诗人吴融在《金桥感事》中用过此典。诗曰：

    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

    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今欲过山东。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

    据《唐诗鼓吹评注》释读，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进据邢、洛、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反对，采纳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焚掠晋、绛、河中一带。百姓家破人亡，赤地千里。大顺二年春正月，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了这首诗。吴融生在藩镇割据时代，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但他不可能直陈其事，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同时昭示世人，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又有什么用呢？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作为诗人的吴融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吴诗人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此次对李克用的用兵方略。

    另一历史人物索靖，乃西晋时期著名书法家，累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号庄。当西晋行将灭亡前，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伤感地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唐代诗人李商隐有《曲江》诗，曾以索靖所指人事隐喻唐王朝的时势。诗曰：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渐趋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年）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　 　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写于事变后第二年春天。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李诗中的第六句“老忧王室泣铜驼”，承起首“望断”句与颔联，以索靖忧西晋之亡，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整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而“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皆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

    陈寅恪用辛有、索靖二典，谓其青少年时代即预感到中国将乱，外敌入侵。此两段回忆正可与“读史早知今日事”相互印证。而《残春》一诗，则暗合了李商隐《曲江》“伤春”之意。但与陈诗意蕴更接近的是陈寅恪的本家——南宋陈与义的《伤春》。

    靖康之难，金兵入侵，权奸误国，高宗南逃，陈与义流落江南，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表达了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国家复兴的希望。陈寅恪《残春》诗中的“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当自陈与义的《巴丘书事》“未必上流须鲁萧，腐儒空白九分头”而来，表达了作者面对国破家亡，自己无力匡扶大厦之倾而只能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的郁愤之情。此种心情从陈氏同首诗中的“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句中可见要略。

    诗中的愍度，因避讳亦作敏度，即支愍度，西晋僧人。据梁慧皎《高僧传》载，两晋及晋宋之际，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诵经”、“兴福”、“经师（转读）”“唱导”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义解”高僧的人数最多。两晋时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晋成之世，（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敏度等过江”。《世说新语·假谲》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叙述了上述南下、过江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动，如“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伦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当时南下过江的僧人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他们凭着自己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流亡云南边陲的陈寅恪以支愍度南渡，喻自己漂泊西南，以授课为生计的无奈之举。正如他致史语所历史组劳榦、陈述信中所说：“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此话虽有自谦的意味，但正迎合了伧道人“治此计，权救饥尔”之意。

    陈诗后一句所说的“弃世君平俗更亲”之“君平”，乃西汉蜀郡人严君平，名遵。道家学者、思想家，《汉书》记其人于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以惠众人。日得百钱足自养，即闭门读《老子》。精老庄之学，终身不仕，著书十万余言。年90余，以其业终。

    据与陈寅恪友善的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说，在蒙自时，陈氏曾手书《残春》诗以赠，但与后来流传者稍有差异，其中上二句为“伧僧义旧饥难救，曹社谋亡梦已真。”前一句与“过江愍度饥难救”用典相同；后一句典出《左传·哀公七年》：“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社：曹之国社。后以“曹社之谋”，指灭亡他人国家的阴谋。北周庾信《哀江南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即出此典，藉此可见陈寅恪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陈氏的悲观之情，与《南湖即景》中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可谓一脉相承。

    所谓“南渡”，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政府与人民流亡西南，为第四次南渡。“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陈寅恪对此次南渡的前途深为悲观忧虑，于是有“北归端恐待来生”之语。

    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致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清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陈寅恪与学界大腕丁文江、胡适、蒋廷黻，甚至抗战初期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包括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者流，具有相同、相通之处。

    就在陈寅恪于蒙自南湖岸边感时忧国、徘徊苦吟之际，他曾经的上司兼好友、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正猫在国民政府实际中心汉口的一间房子里，埋头撰写《中国近代史》。在这本作者称为“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的薄薄的小书里，蒋氏谈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结果众人皆知，中国战败了。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蒋廷黻因之说“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惯用笔法，蒋廷黻此处所喻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仍无非是避战、慎战等与胡适、陈寅恪类似的战争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欲吞并华北，继而全面征服中国的企图，胡适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力主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军力不足以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故“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竭力主张国民政府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这一主张使胡适成为“主和派”的靶子而为“主战派”群起攻之，并有司法院长居正要将其逮捕法办的激愤之语。许多年后，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又说“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日本外相］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报告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求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的。”

    为了应付这一险恶局面，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此议得到了蒋廷黻等《独立评论》派的赞成，认为这样做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蒋氏说：“《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仁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仁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可以感到［丁］文江胸中的激愤，也可感到胡适心中的忧伤。”最后，蒋廷黻以惋惜的心情说道：“日子一天天过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来越失势，迷信武力的主战者越来越抬头。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热狂，呼吁作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我认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计划或可代替人民主战的情绪，但是政府无力及此。我想《独立评论》的同事们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时他们表示出来，有时不表示而已。”

    蒋氏所言大体不差，除了《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者，像陈寅恪、叶企孙、金岳霖甚至吴宓等清华一些较理性的教授，所持观点与上述基本相同。1932年4月，陈寅恪在《清华周刊》发表《高鸿中明清和义条陈残本跋》一文，借古喻今，文章最后提醒国民党当局并警示世人：“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藉，以为参证如此。”金岳霖在1951年12月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公开检讨：“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

    对于这些不同的论调和声音，正如浦薛凤所言，知识分子中主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主和派，对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预料”。因而才出现了“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的争持。而这个时候，无论主和还是主战，皆是政治策略上的主张不同，属于个人对时局的识见与判断问题，即政见之差异，当然不能一提主和就目为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设若以不损失主权为前提，以较小的代价与日本谋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只是事实上又如胡适后来所言：“和比战难”。而一般群众总是赞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旦果尔演成全面战局，则民族国家根基时感动摇，力不如人，气不足靠。因而，抗战爆发后，在蒙自的浦薛凤曾作过这样的推想：“最高当局内心恐本来宁愿忍辱一时，不愿轻启戎祸，只因一般高调论者，似乎非此不觉痛快。不得不孤注一掷。”

    浦氏之推测自有道理。早在1932年，国学大师黄侃在《牡亡》一诗中就喊出了“羞与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掷乾坤”的声音，后来全国军民特别是知识群体中的学生，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曾产生了北平学生南下逼蒋抗日之举。在如此人势汹涌的潮流中，若说蒋介石是被这种声音逼上了抗战之路是合理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在发表的《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特别指出：“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这个讲话已透露出蒋氏内心的良好愿望与迫不得已的做法。而一旦战争打响，蒋介石却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孤注一掷，壮士一去不复还了。1937年12月29日，蒋介石对于右任谈话，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与战败而亡。”即是蒋的性格、决心与抗战的态度。

    不可忘却的一个关键是，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渴望英美等大国施以援手，共同驱逐日寇，他派胡适、蒋百里等人出国即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只是对于这一方针，汪精卫一派人物并不以为然，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伪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的樊仲云曾发表一篇《和与战》的奇文，樊氏在文中大放了一番战难、和亦不易的厥词之后，以宋人南渡为个案剖析抗战得失并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战不容易，和亦非易。这是严肃的事实问题。诚如李纲之言，必须‘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若己无能力，而欲利用他人而求一旦的侥幸，如宋之借金灭辽，借元灭金，或者以为这是中国以夷制夷之上策，其实却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于慎行《读史漫录》中论曰：‘童贯助金灭辽，徽宗不纳种师道之谏，辽灭而北宋随亡。孟珙助元击金，理宗不能乔行简之谏，金灭而南宋亦亡。人病赢顿，不养其元气，壮其筋骨，而强举函鼎之重，则喘绝立毙。金，世仇也，中原，故土也，灭之而收其旧疆，其言非不正且顺也，然以江南半壁之积疲，蒙古新造之方锐，是病羸顿而举函鼎也。’所以感情与事实二者，必须慎重斟酌，度量轻重。屈己求和，诚不免于耻辱，尚得救亡图存，乘时自振。若其不然，贸然出于一战，则直亡国耳，岂有他哉！南宋之亡，便是如此。南渡之初，宋诚有可以一战之势，然而秦桧却专执和议，结果宋固由此而存，而一般心理对于和议，遂更深恶痛疾，几于不愿闻问。于是到了末季，舍和而战，遂以亡国。和战之不易言有如是哉！赵瓯北论宋之和战问题曰：‘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成，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所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祺。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廿二史箚记》）不能不说是持平之论。”

    按樊仲云的观点，中国的抗战时局恰似北宋、南宋面临的危局，面对强盛骄狂的日本，中国既不能守亦不能战，是无能力。蒋介石欲求他人（英美）以夷制夷，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相当于“病羸顿而举函鼎”，汪伪政府所谓“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是识时务之俊杰的图存之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樊仲云此文刊于《天地》第八、九期，时为1944年5月、6月，而不是胡适与陈寅恪声言“主和”观点的战前与抗战之初了。此时，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成为日本人手中的鹰犬和实实在在的帮凶，自然不是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春秋大义空头议论所比拟的。对于汪精卫这一变节行为，与汪直接打过许多交道的蒋廷黻曾说过如下几句话：“以人而论，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阳国难会议，讲了好多次话，我仍不能获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晓得他是反对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做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我们《独立评论》的同仁于获悉汪氏出长行政院时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对中国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汪为了他个人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是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

    蒋廷黻最后两句话，算是点中了汪精卫的死穴，而樊仲云等辈的言行，公开为汪伪政府和汪的叛逆行为张目，已远离了政见之争，不但缺乏爱国之心和对国家的真诚，实质上已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成了典型的汉奸卖国贼外加反革命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