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下旬，蒙自地界连天的暴雨暂时停歇，天气放晴，无论是联大师生还是城内的土著皆以不同的方式活跃开来。
蒙自小城之南、联大分校附近有一片洼地，周围遍种杨柳，大雨过后，积水成湖，当地人称为南湖。湖四周有人行道，中有菘岛等景点可供游览。每到晚间，月亮升起，轻风微拂，杨柳飘荡，湖水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南湖月夜”遂作为蒙自八景之一写进县志。善于描写风物韵致与捕捉女子风情的吴宓，在日记中有过文笔生动的描述：“南有瀛洲亭，北岸为蒙自师范学校及Kalos洋行楼房，东为由校入城之石路，西侧为堤，有桥，有树。堤西更为巨湖，有荷花红白，极广且盛。更西南为菘岛，遥南为军山公园，湖岸环以柳槐等树，南岸有三山公园，又有昔法人布置之墅宅，以花树覆叠为壁，极美。夏日水涨，湖光鲜艳。”如此妙湖美景，自然成为联大分校师生课外时间闲游之所。在入南湖的堤上，有一横匾，上书“秋至杨生”四个大字，匾后是两排茂盛的杨柳。据历史系教授钱穆回忆说，初时，钱与联大教授皆不知此匾何所指，后来才知蒙自一入春便是连旬滂沱的雨季，雨季过后便到了秋天，这个时候杨柳才开始发芽，直到绿条成荫，与湖光水波构成一绝佳之景色。柳树本应春天萌生发芽，此处却独为秋生，令人惊异。有了这般胜景美色，钱穆“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而每当在环湖散步，“远望女学生一队队，孰为联大学生，孰为蒙自学生，衣装迥异，一望可辨。但不久环湖尽是联大学生，更不见蒙自学生。盖衣装尽成一色矣。联大女生自北平来，本皆穿袜。但过香港，乃尽露双腿。蒙自女生亦效之。短裙露腿，赤足纳两履中，风气之变，其速又如此”。有一富家出身的女生，本好打扮装束，自香港经安南一路到蒙自，学业没增长多少，装束与整容方面的业绩却上蹿了许多个档次。当这位女生一袭红白相映的新衣出现在南湖岸边时，游湖的师生惊为天人，继而恍于梦中突遇仙女下凡。只见这位仙女顾盼生辉，满面春风地含笑向自己走来、走来……众师生眼望垂柳摇曳的倩影伴着少女的花容月貌在眼前晃个不停，无不心跳加速，面赤腿软。——许多年后，当时有幸一睹芳容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还牢牢地记着这位女生的名字——王慧敏。只是这位名动一时，号称“交际花”的王生，后来花落谁家，后半生一度出任台湾当局“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浦薛凤没有探听到确切消息，遂成人生一大憾事。
打扮艳丽的女生耀眼夺目，联大的男生也较劲儿般，各不相让兼加醋兮兮地跟在女生屁股后头尽展风流。就特色言之，北大的男生喜穿长衫，文质彬彬如同乡村学究；清华学生不乏西装革履者，如同归国华侨或时髦商人；南开学生则多穿夹克，头戴软底的小礼帽，有的还戴一墨镜，如同美国电影中的侦探，既神秘又恐怖，用北京话说，很是唬人。每有空闲，教授结伴游湖，男女学生也成群结队地在湖岸四周溜达，有调皮的男生还专门弄来蒙自特产的藤木拐杖拄在手中，像阔老一样西装革履、大摇大摆地走在前边，后边跟几位着丝绸旗袍，足蹬高跟皮鞋的女生。当地士兵有游湖者，认为来者是省府或地方的要员，情不自禁地向男女生立正行军礼，并一脸严肃、紧张地呼曰“长官”“太太”“小姐”等。男生们听罢，装模作样地点点头继续前行，女生们则羞涩地扭着高翘的臀部，以手捂住白齿亮丽的嘴巴，啼笑皆非地跑开。据当时在蒙自分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对他的学生回忆说，女生们从香港带到学校的奇装异服，尤使当地百姓感到惊异，有的顽童甚至包围女生，俯视旗袍之内是否尚有内衣内裤，其风气可想而知。刘强调：“这些顽童绝不是小流氓，只不过是惊异而已。”
除了顽童的取闹，面对如花似玉的丽人，动邪念者也不在少数。向来对美女和发生在美女身上惊险故事特别热心收集的浦薛凤回忆说，有一女生不知何故于晚八时许单独入城门回宿舍，途遇穿制服者二三人，喝问女生皮夹内有何物，女生以为遇到了打劫的盗贼，不敢反抗，乖乖将包递上，说：“可以将钞票取去。”其中一人接过皮夹看看，突然从袖中拔出一只手枪，对女生喝道：“随我来玩玩。”女生这才意识到对方不仅劫财还要劫色，环顾四周一片寂静，女生不敢强抗，只好跟随几个贼人往指定地点走去。来到一个拐弯处，忽见一老妇迎面走来，女生趁机一把抓住老妇之手大呼救命。老妇踉跄几步差点倒地，几个贼人就此溜掉。此事惊动了联大与地方当局，有人谓正是女生们装束及修饰太显讲究和新鲜，才惹得贼娃子想入非非，差点酿出祸端。于是，学校一面严令女生不得单独外出行动，一面要求穿着打扮不要追求时髦。前一项做到了令行禁止，而后一项却无效果，即是女生们不刻意装束打扮，对于当地人来说也如睹天外来客，新奇得不得了。其结果是，联大学生的装束打扮，不但令蒙自女生群起效之，蒙自城内的中老年妇女也深受影响。此前，当地妇女长裙及地，长袖及腕，无论冬夏，皆是如此。新娘子上街必打“遮羞伞”，青年男女上街不得并肩而行。自联大女生到来后，不但新娘子的“遮羞伞”送回了她姥娘家，即是一般妇女也开始穿起短裙，与年轻学生们争奇斗妍，甚至于争风吃醋。而联大学生还有更加出格的事情发生，如一男生被当地一咖啡店老板女儿姿色所惑，索性弃学入赘，当起了咖啡店的二老板。另有学生一男一女，晚自习散后不回宿舍，竟胆大妄为地借着月色在教室桌上拥在一起呈碌碡样来回滚动碾压，结果被好事者发现并报告学校当局，二生被勒令退学。
当然，这种性饥渴严重并饥不择食的学生仍是少数，大多数学生较为理性平和，在穿越饱受战乱的祖国山河后，深切感到自己的学习空间与时间，是散布在祖国各条战线上浴血奋战的将士所赐。时长江中下游两岸正炮火连天，武汉保卫战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民族存亡在旦夕，遂珍惜每一分时光用于读书学习，课余时间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慰藉心中的灵魂。到蒙自不久，哲学系学生刘兆吉与中文系学生向长清等人，联合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自发成立了诗社，取名南湖诗社，聘请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导师，社员有查良铮（穆旦）、周定一、赵瑞蕻、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王般、向长清、陈三苏等20余名青年教师和学生，诗社不定期地出版诗歌壁报《南湖诗刊》，举行诗歌朗诵会、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创作方向与前途等问题。
事实上，这个以诗交友和励志的文学社团，自北平南迁湖南衡山时已初具规模，只是没有创作出几首新诗，未成气候便仓促撤离，倒是冯友兰的一首旧体诗，给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诗的灵感来源于一次课外爬山，冯友兰与几位教授走到一个叫二贤祠的地方，据说是朱熹和张栻聚会之处。祠里正房叫“嘉会堂”，堂中立了一块横匾，上写“一会千秋”。冯友兰触景生情，作了几首古体诗，其中两首是：
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朱自清以深沉微颤的声调朗诵了这两首诗，全体师生受国破家亡的情绪感染，顿有凄怆悲凉之感，有的悄悄流下了热泪。
南湖诗社成立后，社员以写新诗、研究新诗为主，但不反对旧体诗，只是不在诗社主办的壁报上刊载。据诗社骨干成员、曾在长沙至蒙自步行途中收集民间歌谣并出版过《西南采风录》的刘兆吉说，像查良铮、赵瑞蕻、刘重德、李敬亭、王般等人都是外文系吴宓的学生，吴也是一位颇有名声的诗人，且曾翻译过不少英美诗人的著作。于是社员们想请吴为诗社的指导老师，后来怕这位《学衡》派主将，不仅反对白话文，还反对白话诗便作罢。
当第一期诗刊以壁报形式贴出来后，吴宓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津津有味地品评。十几年后，当刘兆吉对吴宓谈起这段往事并为没有请吴作为指导老师表示歉意时，吴说自己反对的是不像诗的白话诗，而用白话写诗古已有之，算不得什么新发明，如李白的“窗前明月光”，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等等，都是优秀的白话诗。刘兆吉听罢，对吴宓的博学心悦诚服，也为当初的拘谨和对老师的误会感到一丝愧疚。
尽管刘兆吉为当年邀请了闻一多与朱自清而未邀请吴宓做指导感到不好意思，但就当时的情形论，刻板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吴教授，确实不是新诗创作指导的上乘人选。从“南湖诗社”走出来的诗人后来言谈与发表的文章看，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位指导者，是一位长鼻子的英国佬、著名诗人、学者燕卜荪。抗战前，刚过三十岁的燕卜荪应北京大学外语系之聘来华任教，未久抗战爆发，燕卜荪随校来到长沙、蒙自。此人饮食起居都很随便，休息的日子常独自一人到蒙自城四郊漫游，有一次在乡间小路上不幸遇上了贼人，钱物皆被劫走，但他舍不得常叼在嘴里的那把烟斗，居然不顾安危，又追上去要了回来。别看这个外国佬纯真率性，吃喝住行满不在乎，讲课却很认真，据说全部莎士比亚背诵如流。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奇才，具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他在联大开的那门《当代英诗》，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奥登、艾略特、叶芝。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燕卜荪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是书上找不到的内部实情，加上他对于语言的精细分析，与一般学院派大为不同，学生们受到的启迪也就自然非学院派可比。学生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而“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这些年轻作家迫切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在燕卜荪影响下，一群现代派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如“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在蒙自作的《南湖短歌》，以新颖别致的题材和艺术技巧，映射出联大师生当时的灵性和心境：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
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差不多与此同时，“南湖诗社”社员穆旦创作了《我看》《园》两首诗，以新奇的眼光，捕捉着进入这座边陲小城所看到大自然舒展开来的鲜活生命。《我看》这样吟道：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O，逝去的多少欢乐和忧戚，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
O！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永在寂静的谐奏里勃发。
也许远古的哲人怀着热望，曾向你舒出咏赞的叹息，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去吧，去吧，O生命的飞奔，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几年后，“南湖诗社”社员的诗名由昆明传向全国，风行一时，其中杰出代表穆旦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的大量诗作，深受时人追捧热爱，穆旦一跃成为诗坛一颗亮丽的明星。抗战后期，穆旦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丛林与日寇作战，归国后以椎心泣血的情感，写出了一大批反映远征军战地生活的震憾人心的现代诗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1945年1月，穆旦诗集《探险队——献给友人董庶》，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其中收入了蒙自时期《我看》与《园》两首。
当时颇受青年学生推崇爱戴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已不再写现代诗，专事《楚辞》和神话研究，除授课外，埋头于歌胪士洋行楼上轻易不踏出房门，每到课休或饭后，教授们结伴到南湖堤上散步闲游，患有眼疾的陈寅恪也经常参加，唯闻一多不肯“入伙”。据郑天挺回忆说：“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
郑天挺所言只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并未提及。闻一多在1946年7月所写《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有过一个片段式的回忆：“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扬扬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琨，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就要遗臭万年等。另有历史系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云云。这种亡国与做汉奸未必不好的言论，自然得到了像闻一多之类热血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斥责。许多年后，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回忆道：“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对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这些发言，大体上不外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曲求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屈，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
从浦氏的叙述中可知，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不但在共桌吃饭时争论，即是散步游湖时也经常争论不休。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双方，时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中形成介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仁谑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闻一多，当为“主战派”的代表，面对“主和派”人多势众的压力，他不甘屈服对方的观点，又憋着闷气不能倾吐，索性在饭后“躲进小楼成一统，那管春夏与秋冬”，来个耳不闻，心不烦，也算是一个解脱的办法——这便是闻氏不愿下楼的真正原因。
至于蒲氏文中所说陈寅恪云中国人“非愚即诈”，实乃陈氏一生之观点，这个观点蒙生于幼年，形成于青年和中年，并在战前有多次披露。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对于这段话，吴宓的解释是：“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侨怯儒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相对陈寅恪的态度，吴宓似乎在战和之间摇罢，但精神颇为悲观，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按今兹事变，吾侪不能慷慨激烈，为国效力，已属可耻，下至个人亲友安全之计，虽多议论，亦少实行。日日虑祸变之来，而终无所动作，无所预备。因循郁抑，坐待事机运命之支配，呜呼，精神之颓丧不乐，可知已！”
7月21日，吴宓在记述当日所闻战事情况之后，对陈寅恪观点和自己的想法再次披露道：“6：3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又同出散步。陈寅恪亦来。熊电城中，并阅报，知宋完全退让，片面撤兵，日内平郊当可无战事。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此时的吴宓与陈寅恪观点仍不尽相同，他于悲观低沉中，寄希望中国有一位铁腕强人站起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倾，而这位强人自然是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急剧提升，无论是政客、军阀还是普通民众，皆认为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寇一拼者，非蒋介石莫属。正如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文所说：“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主席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随着平津、上海沦陷，南京弃守，吴宓同许多国人一样，对抗战前途的憧憬陷入低谷。12月15日，已迁往衡山圣经学院授课的吴宓记述道：“是晨，得悉蒋委员长拟来南岳，在圣经学院驻旌。本校奉令迁让。顷梅校长等赴桂林寻求校舍（终无所得）。临时大学全迁云云。甫完长途，又难安居！且自今日起，天气骤变，阴雨，且大风。兼之战事消息又恶。上海早败退，南京又失陷。或云蒋公离南京时，谒孙陵。悲甚，晕倒。……亦可为悲剧之英雄也。于是宓心亦甚悲郁无欢，自兹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