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我被调入团市委时候，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此外，我从刘枫同志身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本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要从大处高处总结几条：革命在前进，群众的觉悟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成绩显著，新的积极分子正在涌现之类。听了这样的分析，人们会立刻得到一种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团结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有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与心态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间开会时我会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从高中失眠起，我一辈子嗜睡，认定睡眠是健康与事业的首要保证。而那时的团市委干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来自大中学生地下党员）的积极性的首要表现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节日啦更是绝对地不休息不睡觉，加班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我对此深为反感，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怎么可能只知道忙碌却忘记了从事业的辉煌与生活的壮阔中汲取真、善、美的灵感。我当时已经知道了一个词儿——事务主义，怎么这么多的事务主义者啊。我也相信列宁的名言：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我坚信累过了头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够用，时有丢三拉四，把领导布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时间旁观欣赏。当会议没完没了，车轱辘活越说越多的时候，我会突然魂不守舍去欣赏窗外的麻雀与云霞，灯光与有轨电车。
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便承认了一个常识：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干部，是太早了一些。1949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我每天与粮油蔬菜供应私商打交道，今天你发现A店粉丝比B店便宜百分之二十，你换成A店，第二天你又发现C店的大米比A店又好又廉价。最后，你差不多放弃了利用私商间的竞争买到最划算的食物的希望，却学会了与私商碰杯。然而，学习团组织的大报告还是精彩得很，我听了艾青批判徐志摩的诗《别拧我，疼》，我听了周扬讲革命的文艺运动，好像还有哲学历史学方面的名家艾思奇等为参加学习团的学生们讲课，展示了解放区、共产党崭新的意识形态的丰富、辉煌、战无不胜与蓬勃焕发。
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我在十五班。十五班多来自北京，曾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徐萌山是我们班的学员，是当时班上的党支部委员。另有一些上海南京的学生党员。多是已经有一点“革命“的经验的团干部。十七班是来自上海的新生。而十八班是来自北京的新参加工作者为主。
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到良乡县上学，这有象征意义。中国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一解放，从乡下进城的人占领了头鳌。我的到良乡学习显示了老革命的色彩。我们就住在“号”来的老乡的房子里，我们争着给老乡挑水，我们继承了前辈革命者亲农的好传统。
这是我长大后首次生活在乡下，有新鲜感。
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用现在的话，我们的教师可真是超豪华的阵容：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邓颖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动。艾思奇发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讲话无任何特色。最难忘的则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续讲，讲到深夜。大课是露天进行的，我们每人自备一个小马扎，拿着本子猛记。天黑后点起煤汽灯，招引了太多的趋光飞虫，几次不得不停下讲课用纸包捉虫杀虫。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轰轰，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学不到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他也陶醉在自己这种法律恣肆的讲演之中。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讲得如此滔滔不绝，大雨倾盆，全面贯输，耳不暇闻，一口气居然讲了六七个小时，除了中间吃晚饭外，连课间休息也没有，更没有什么互动、问答、讨论、质疑。他完全是一个解放者、拯救者、宣示者、指挥者，先知先觉者，他在手把手教这些年轻干部的导师，而听者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者、吸收者，从零或者负数开始者。这种讲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劳，替自己也替老师。我在晚九时后递了一个条子：“请掌握时间”。那个时候听讲是可以递条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师拿起了并宣读了这个条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身旁的教务处领导表示“放开讲放开讲”，他也丝毫不加收敛地继续洋洋洒洒地讲了下下去。也有些同学听了老师念的条子显出了惊异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