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当然不是一般人物，我与他没有直接接触，这里不多谈他，但我至少可以认定，他有学问，有才华，爱思索，有创意，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话语爆炸与思维加速的状态。

    1980年我首度访美，在一个教授家的钢琴上看到一段话，说是人生就像钢琴，它的表现决定于你的演奏。它使我想起了已经阔别人世十余年的命运带有悲剧色彩的田家英同志。

    在中央团校还进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当中有哪些不符合新观念，受了哪些反动理论的影响，具有哪些胡涂认识，哪些剥削阶级的偏见，做过哪些错事坏事，是怎样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风气，越是骂自己，越是忏悔自己的丑恶反动，就越证明学习有了收获。

    我们班两次举行全班的批评大会，帮助两个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大学的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个人违反学校纪律与一位女学员搞恋爱，而且其表达爱情的方式被认为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他送给这位女生一块石头，用了一个什么谐音。另一个人是什么“学生领袖”，能说会道，喜出风头，性格豪爽，说过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话，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们大家对他们二位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众人情绪高涨，感到新鲜而又热烈，面对面深揭猛批。实昔日闻所未闻。此二人尤其是后面那个人，也被枪林弹雨、铙钹齐鸣式的大会批评搞得亢奋悲壮，渴望着焕然一新的奇迹，渴望着本人历史的崭新篇章，声称是巨大帮助，巨大温暖，巨大推动……

    我们班上的团支部党支部进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选，完全由党、团员提名，候选人还发表讲话，讲自己如果当选将怎样做。其他成员也自由发言，气氛极其活跃。那位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团支委的候选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点时。另一位年轻人说，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处，他的特点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计划，三年完成”说成是性格急躁的后果，这种说法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学员们又受到了一次教育。我感到后悔，即我本来也对“三年完成”急躁论取质疑态度，却没有立即严正指出，丧失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高觉悟高水平的机会。

    个人英雄主义者虽然被大会批判，却仍然当选为团支部委员，这很感人。

    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现出来的了。关于休假，学校有一次安排，学员有些意见，经反映后校方采纳了学员的意见，一个学员说是“斗争取得了胜利”，我立即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妥。

    我当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各种小组大组联组讨论是竞相表现觉悟表现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平台，上团校的任务就是要以掌握分析问题的方式而达到革命者的标准。我这方面决不落后，常常受到组内同志的夸奖乃至羡慕。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

    我们组有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同学，大家纷纷帮助他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他全部接受。他在学习中收到家信，得知祖父去世，一位比我大一岁但是显得比我孩子气同学说：“少了一个老浑蛋。”死者的孙子表现出不快的情绪，我们帮助他提高觉悟，自认为做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我表示不赞成谩骂死者，同时，骂了一个老地主也决无对之反感之理，我们煽情地设想了老地主的祖祖辈辈的剥削和压迫，养尊处优和掠夺民脂民膏，我们说得那位当事人五体投地。

    另外，我在团校仍然身体不好，又犯了失眠症，难以治愈。此后很长时间我以充足睡眠为首要的养生之道，我开玩笑说，我是睡眠爱好者，睡眠可以冲击其他，其他却不可以冲击睡眠。这与我少年时代的痛苦的失眠经验有关。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一想起这一切这样的节奏就会在耳边响起。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我们还取材本组的故事编了话剧，内容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学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组织与群众的帮助下怎样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进的步伐。我是演员之一，演一个热心帮助别人解决思想问题的小同志。

    中央团校的八个月的学习为我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此后我一直喜欢探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列宁的建党学说与孟什维克的建党学说的分歧，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