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快还清“明快打字机”欠下的债，不愿受约束的林语堂居然接受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之职。

    离美赴法前，林语堂吩咐廖翠凤卖掉了大部分家私，先还部分欠款。启程前两天，他突然收到美国税务局的来信，说他必须缴清3万多美元的个人所得税才能离开美国。“我的天啦！”林语堂颓然地坐下，双手直拍额头。他领了的部分版税，又向卢芹斋借了钱，才得以启程前往巴黎。

    科教文组织的工作薪水高，可实在是累人。忙不完的会议、写备忘录、应付人事问题、准时上下班，林语堂已经50出头，精力、体力上都吃不消，每日回家，靴子一脱躺在沙发椅子上，动也不肯动。短短两年，心力交瘁的林语堂慢慢显出老相来，头发脱落、秃顶，身体干瘦得像缩了水的皱皮桔子。

    1949年，林语堂不堪忍受，便辞去了科教文的工作，搬到法国南部坎城的一幢小别墅“养心阁”里修养。那是卢芹斋的私产，本是设计给4个女儿住的，但是女儿女婿各自忙事业，谁也不来，房子空闲着，由一对园丁夫妇料理。

    “养心阁”坐落在小山坡上，不远处便是碧波粼粼的地中海，院子里种满了高大挺括的棕榈树和色彩艳丽的九葛丹，有胭脂红、砖红色、铜橙色等，蜜蜂在其间嗡嗡作响。“久在樊笼里，难得返自然”，林语堂喜欢上这里的环境，恢复了写作生涯。

    傍晚时分，他到露天的咖啡馆喝一壶浓郁的咖啡，或是在岸边看渔人满载而归的喜悦，仿佛回到了年幼时的坂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生活花费低，又有新鲜的鱼类、瓜果蔬菜，林语堂忘却了巨额的欠款和外界的喧嚣，很安静，很闲适。

    翠凤经过这几年的奔波，心灰意冷，躲进了自己的小世界，每天只是重复地念叨：“我们没有钱了，我们欠人家钱。我们从这里搬走之前，一定要把椅套洗干净还人家。”林语堂心疼地抓住她的手说，“凤啊，我们从头来过。你别担心，我这枝邋遢讲的笔还可以赚两个钱。”

    林太乙陪着父母在坎城住了一些日子。一天午后，两人在花园里晒太阳，林太乙突然问：“阿爸，人死后还有没有生命？”

    “没有。”林语堂看看四周，坚决地说，“你看这花园里处处都是生命，大自然是大量生产的。有生必有死，那是自然的循环。人与蜂有什么分别？”

    他又引用了苏东坡的一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林太乙望着父亲鬓白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心里一阵凄凉，她想起父亲写过：“我爱春天，但它太嫩了。我爱夏天，但它太傲了。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叶泛黄，气度醇美，色彩富丽，还带着一点悲哀的色调，以及死亡的预感。它金黄的艳色不道出春天的无邪，不道出夏天的权威，却道出了晚年的成熟和温霭智慧。”成熟是时光的消逝，过去了，就永不会再回来。

    “人生既然这么短暂，那么，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太乙无可奈何地问。

    “我向来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真正享受人生，”林语堂说，“我们知道终必一死，终于会像烛光一样熄灭，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使我们冷静，而又有点忧郁；不少人并因之使生命富于诗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知道生命有限，仍能决心明智地、诚实地生活。”

    他默然半晌，接着说：“苏东坡逢到悲哀挫折，他总是微笑面对。”

    林太乙不期然地对上父亲的眼，她知道父亲的所指，外在的困顿都不能叫这位老人低头，微笑乐观，一切终会雨过天晴。

    在坎城，林语堂一连写了《唐人街》、《老子的智慧》、《美国的智慧》等书。虽然销量不太理想，但毕竟是赚了钱，慢慢把欠银行和卢芹斋的钱还清了。

    随后，全家人又迁回了纽约。林语堂常常要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资料，不方便用自己的名字，太乙帮他办了张借阅证，化名林语珠女士。

    20世纪50年代初，林太乙和丈夫黎明从毛里求斯回美国，工作难找，就和林语堂商量办本和《西风》类似的文艺类刊物，取名《天风》。纽约生活不易，林语堂的生活压力也很大，欣然同意了。他们借了《中央日报》在唐人街办公室的一张写字台作营业点，办公基本上在林太乙的家里。

    林太乙的女儿还小，常常伤风，她忙完工作忙家里，累得够呛。林语堂不忍心女儿吃苦，从编辑、校对到包装、开车送到邮局去寄等粗重体力活都一手包办。

    195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写“回汉冲突、腐败政治，爱人的智慧”，因为和早前的、都表现了相同的人生理想和文化理想，所以被誉为“林语堂三部曲”。这本书的销量很好。

    同年，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绝交了。

    20年前，是赛珍珠发现了林语堂，并帮助他走向了国际文坛。林语堂对这份人情常怀感恩，拒绝了其他出版商的高薪诱惑，把历年来的著作一本不落地交给庄台公司出版，成了公司的台柱子。发明“明快打字机”那会儿，赛珍珠拒绝帮忙，林语堂虽然觉得自尊心极受打击，但是转念一想可能是美国人的思维在起作用，郁结了一段时间也就忘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赛珍珠夫妇在版税上耍了很大的花招。按照当时的惯例，书的海外版和翻译版，原出版公司抽10%，而庄台公司竟然抽达50%，有5倍之多。他的书被译为十几国文字，海外销售量巨大，这许多年来，吃的版税亏真不知有多少。而且，书的版权还属于庄台公司。

    签约时，林语堂和赛珍珠的友谊正稠，对庄台根本不设防，连契约书都没有细看就签了合同。整整过了19年他才幡然醒悟，“朋友开书局也是为赚钱的。”正如郁达夫所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惟其憨直，惟其浑朴，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

    林语堂最不堪朋友的欺瞒，不怒则已，一怒惊人。他委托律师向赛珍珠夫妇索要著作权，态度强硬，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华尔希又惊又怒，赛珍珠甚至打电话给林太乙，问“你父亲是不是疯了？”

    几个月之后，林语堂要到南洋大学当校长，打电报给赛珍珠辞行，赛珍珠没有回复。林语堂痛心无比：“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20载的跨国友谊至此义断情绝。

    赛珍珠去世后，几个养子为了争夺她留下的700万美元遗产，拿她不为人知的隐私说事，这大概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

    如斯的婚姻是林语堂的另一件心病。

    林如斯是廖翠凤结婚4年才怀上的头一胎，生产时难产，母女俩险些都丢了性命，所以夫妻两人很宝贝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如斯从小就听话，成绩好，又漂亮，像个小大人，处处能帮父母手，没让林语堂费半点心。

    如斯从陶尔顿学校毕业后对父母说，她不愿因为是林语堂的女儿而享受特殊待遇，她要回国，虽然没有念过医学，但还是可以尽一份力。林语堂嘉许女儿报效祖国的宏愿，出面联系了昆明军医署，让她在旧识林可胜医生手下做事。不久，如斯认识了汪凯熙医生，林语堂夫妇都很满意这个年轻上进的小伙子，双方家长商定好，让他们回美国就结婚。

    谁知就在大办订婚宴的前一天，文静内敛的如斯突然和一个美国青年狄克私奔了。听到这个消息，林家上下惊如晴天霹雳。请帖已经发出去，新朋旧知该来的也来得差不多了，一时间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夫妻俩只得装出笑脸应付各种诽谤、猜测、嫉妒、流言。

    狄克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仗着家里有几个钱，胡作非为，在中学时就被学校开除，靠父亲养活。如斯去昆明前就认识他了，只是一般朋友，为什么会和他私奔，林语堂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

    从此如斯居无定所，过的是穷困落魄的生活。她说狄克要写作，要这样要那样，但没有一件干得好的。

    林语堂不放心如斯和这样不堪的人一起，可女儿喜欢，做父亲的能有什么办法？他背地里对翠凤说：“憨囡囡，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疼她。我舍不得。”每次如斯和狄克回家，林语堂交代翠凤什么也不准说，还要格外整出一桌好菜，待女婿如上宾。“吃，吃啊！”夫妻俩热情地劝，装出喜欢的样子，生怕女儿心里难受。

    这桩不体面的婚事很快走到了尽头。1955年，如斯和狄克莫名其妙地离婚了。如斯生性敏感，有什么事都闷在心里，抛家弃父却换来这么个结局，她接受不了，从早到晚发呆，像没有灵魂的木偶，扯一下动一下。狄克没有付分文的赡养费，如斯不愿意去要。林语堂劝她冷静想想，和人争钱固然讨厌，但是人总要吃饭，总要活下去，没有钱是不行的。如斯听了这话，很激动地痛哭流涕，说她不要讨价还价，不要和狄克有任何联系，她办不到。林语堂别过身，眼泪往肚里咽。

    他刚从南洋大学回来，那也是段不愉快的经历，廖翠凤吓得神经衰弱又发作了。林语堂对太乙说：“别担心，妈妈要有个厨房可以烧饭就会好起来的。”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

    林语堂在温暖的坎城租了一套普通的公寓，带着受伤的妻女疗养生息。翠凤稍微好些后，他买了一辆小汽车，全家人在欧洲游历。他对悲痛欲绝的如斯说：“这个世界假使样样照逻辑发展，生活就没有趣味。人的心思不可理喻，有矛盾，所以可爱。人如果没有弱点，没有不可抗拒的情感，没有不可逆料的意欲，便没有文学。人容易犯错，所以生命千态万状。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则我们会沦为机械人。”

    欧陆的风光梦幻一般美丽，他们不买明信片，不照相，像流浪汉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如斯还是提不起劲来，林语堂见缝插针地劝导：“凤如啊，你回美国后，找份工作，你不是喜欢诗吗？可以试着翻译唐诗。你还年轻，离婚不是天大的悲剧。”

    游玩了几个星期，如斯的情况有了好转，便回美国去了。相如也要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生物化学。女儿们都走了，老俩口在坎城过着无拘无束的恬淡生活。他们穿着便衣，手牵着手到菜市场买菜。翠凤的法语不灵光，林语堂就帮着压价。做了一道好菜，两人能像小孩子似的，乐上老半天。翠凤还在阳台上种起了马铃薯。坎城人友好和善，谁也不知道这个每天提着菜篮子溜达的中国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林语堂。

    他已经60岁了，仍然精神矍铄，有时走在大街上，他会突然兴奋地大叫；坐在露天的咖啡馆里，毫无形象地大打哈欠，别人看他，他不理会，按心里的想法来，仿佛是很有趣味的游戏，乐此不疲。他乐观地对老朋友说：“老婆对我不嫌老，既不伤春也不悲秋，俯仰风云独不愁。”

    他又写了一部小说《远景》，描写了世外桃源的乌托邦，人人过着平静安定的生活，这是林语堂理想的社会，是古希腊田园风味和老庄“无为而治”的综合体。他写道：“哲学教授应该接受考验，向他的女仆解释他教的科目。假使女仆听不懂，则大学必须开除那位教授。”

    “儿童犯罪呢？”

    “把他的父母关起来。”

    “人口过于稠密呢？”

    “纳税，家庭人口越多，纳税越多。”

    因为翠凤念女情切，两人在坎城住了一年多，又搬回纽约去了。林语堂创作了《武则天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书。他还发表了《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宣布再度皈依基督教。他解释说：

    30多年来，我惟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观察20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我回归基督教的理由。我愿意回到那由耶稣以简明方法传布出来的上帝之爱和对它的认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