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不同意在国徽中采用天安门图案。他认为，国徽上的图案应是一个国家精神象征的体现，怎么能画上一座古建筑?再说，华表、天安门从来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能成为人民政权的象征?

    张仃被称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他的理由是，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又是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张仃的意见得到了支持，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门。”

    按周恩来和政协的要求，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设计小组重新设计国徽方案。

    要求明确了，林徽因和小组的人员开始了高速运转。

    就测绘、制图这些基础技术的实力来说，清华营建系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梁思成早在３０年代就测绘过天安门和故宫，他们找出了当年营造学社绘制的天安门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这些图纸分别按百分之一和二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而成。

    徽因建议：国徽中，天安门应采用立面图将它程式化、图案化，而不能像风景画。她还建议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既增加了整体的开阔感，又使构图比较稳定。

    徽因和设计小组画了无数张草图，一起讨论了无数次。最后他们放弃了在图案中用飘带作为装饰的设想，使图案看上去沉稳庄重。他们还考虑到制作问题，太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在制作技术上存在困难，所以他们放弃了运用多种色彩的设想，只采用金红两色。这是我国千百年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颜色，采用这两种颜色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观，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思路越来越明确，方案越来越完善，每一个局部都是推敲了又推敲，每一处细节都是修改了再修改。他们对自己要求严苛，对方案要求完美。

    国徽送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徽因和思成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家里，到处都是图纸，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徽因靠在枕头上，在床上的小杌上作图，累得支持不住了，就躺下去喘息一阵，起来再接着画。逢到家里来人，她总是用自嘲和笑声来掩饰病痛和不支。

    小组的每个人都豁上了。在这一时刻，他们的国徽就是他们的信仰和生命。

    国徽图案制作好了，庄严美丽得逼人眼目。汽车把制作好的国徽模型拉走了，徽因和思成放心地病倒了。

    周恩来总理和政协国徽审查委员的面前，摆放着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的两种国徽图案。

    清华的国徽图案中央，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天安门上方是五颗金色浮雕的五角星，金色的五星衬在大红的底色上，像是一面铺天盖地的五星红旗；图案的外围环绕着金色稻穗和齿轮浮雕，稻穗和齿轮由大红色的绶带联结在一起。整个图案左右对称，由金、红两种颜色组成。

    中央美术学院的国徽图案上，天安门的图像有强烈的透视感，由近到远地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高到低的景象。远处有蓝色的天空、黄色的琉璃瓦和红墙；近处有白色的华表和白色的金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