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受到他父亲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父亲的显赫、其思想和对他的关怀塑造了梁思成。儿子对父亲的孝顺仍然是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基本美德，但是对思成来说其原由却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是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当时，日本在1895年出人意料地打败中国，而1898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夺取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年夏天，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一起，支持年轻的皇帝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来拯救中国。维新由于保守派的政变而失败后，他流亡到了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广东青年，一个早熟的学者和活动家，却以其风行一时的著作正在成为同辈中出类拔苹的精神领袖。
当时只有熟悉儒家经典的学者才配担当使中国思想界现代化的重任，这种变革只能从儒家内部开始。这就使梁启超具有了改革家的资格。他在日本出版了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向具有革命思想的一代中国儒家学者介绍西方的学说。
他不到二十岁就同一位贵州女子李蕙仙结了婚，她比他大四岁。他们的婚姻是由她的长兄安排的。他是一位考官，对年轻的梁启超在一次举人考试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十分激赏。除了她是她的阶级中一位普通女子以外，她的其他情况鲜为人知。她的脚当然是缠过的，她的思想也同样受到束缚。尽管同一位以探索和开拓更广阔的世界为己任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还是满足于恪守自己的传统。1893年她在广东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思顺。五年之后她带着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团聚。
在梁启超那些动荡的岁月之后，在日本的生活是相对安定的。女儿是掌上明珠，但对一位男性继承人的迫切需要也是明摆着的。妻子很快又怀孕了，生下一个盼望中的男孩。但他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她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只给这个家添过一个六岁的女孩。她的基本职责是很清楚的。于是她急于给梁启超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传宗接代的第二个妻子。那个年轻姑娘有十六七岁，既健康又活泼，只是不识字，一双大脚也没缠过。她是一个丫头，小小年纪就买来，在家里作为仆人养大。这个女人是做妻子的煞费苦心挑选的，她应该既能生养健康的孩子，又明白她在梁家低贱的地位及侍候人的职责。
然而最后还是李蕙仙生了一个男孩作继承人。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在东京出生。他活了下来并担当起作为长子的责任，这种责任他在今后的困难岁月中一直承担着。三年以后那第二夫人又生了一个男孩思永。男孩子们在孩提时代一同玩耍，进入青年时成为好朋友，成人以后他们都是驰名的学者。
那妻子生了第二个女儿思庄以后就不再生了。那第二夫人却一直怀孩子，直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紧接着他的第九个儿子在出生时夭折。在多年特别多产和有影响的写作以后，父亲的生命在五十六岁时过早地结束了。他一共有过十四个孩子，他们长大以后都成为有用的公民，其中有些还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那第二夫人比妻子又多活了许多年。她毕生在梁家是一个在病中和健康时照拂每个人的主心骨，而作为回报，她也受到每个孩子的尊敬和爱戴。她来到这个学者家庭的时候还是文盲，干脆就等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才和他一起上学。她学会了读书并且读得富有表情。她不仅精通看护和管理家务，而且学会了游泳、滑旱冰、滚铁环、编织、钩花边，会打桥牌、麻将，还学会了针灸。
对梁启超来说，1898年到1912年流亡日本的年月充满了各种活动。他继续写作、编辑和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他学习日本语并阅读西方书籍的日文译本。他广泛地旅行，到夏威夷、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去会见华侨。思成对这些年的回忆是在一个安静的家庭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和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由日本仆人照看，但进华侨学校。1964年他写给一家日本出版物的一篇文章的片段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从横滨时开始记事。我父亲那时在编一本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我们就住在印刷所的二楼。我每天到华侨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去，教
师全是日本女人，她们都十分慈祥和温柔，就像妈妈和姐姐一样。
日本地震很多。每次发生地震的时候，那日本阿姨就抱我下楼，因为我妈妈是缠过脚的，下搂不太方便。
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须磨。我们在那里住在一座华侨所有的别墅里，它有一座大花园，连着一片直通海滨的松林。我父亲把这地方
叫做“双涛园”，因为我们在这里既能听到波涛声，又能听到松林中的风声。
我同我的堂兄弟姐妹们从家里徒步走到通往神户的铁路车站，去神户同文学校上学。铁路售票员对我们很好，即使我们只有一天没去上学，他
们也会担心，第二天一定要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暑假的时候全家都到海滨去游泳。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教孩子们潜泳。有一年夏天，父亲的老师康有为来看他们了。孩子们不喜欢他的来到，因为他老是大声而激烈地同他们的爸爸辩论。他们在海滨进行报复，潜泳到他身边偷偷揪他的胡子（注1.）。
1911年革命胜利推翻了清政权，也使梁启超不再需要流亡。他在1912年带着全家回到中国。
他们在天津的家是河边意大利租界里一所西式的房子。它是由石头和灰砖砌成，两层的楼房有许多屋子，住得下日益膨胀的梁家以及许多亲戚和客人。后边还有附属房屋，是厨房、仓库、病房，以及伺候梁家和维修房子所需的众多仆人的住房。
梁家从日本回来以后，又有了第二座，甚至更大的房子。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用白色石头砌成，这所房子有三层楼。上面两层是给学者做藏书室用的，下层则是起居室、大厅、餐室，以及其它接待客人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书房。根据中国学者的传统，梁老先生给他自己取了一个奥秘的名字或者“雅号”，来标明他的著作。他取的是“饮冰老人”，而在他的新书房门上挂上一块牌匾，叫“饮冰室”。这个“饮冰”的标签显然是出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典故：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子……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
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注2）
梁启超在面临现代社会的许多难题的时候，显然是认识到古代贤人子高的忧虑及其饮冰解决办法的，而他在国学研究方面很可以和古代的子高媲美。
在他们的天津家中，有一种思成很喜爱的家庭习俗。当父亲在家的时候，全家每晚六点半都要坐在一张大圆桌的周围。“当孩子们在大约二十分钟内匆匆吃完晚饭时，父母亲则啜饮着老酒。饮酒是慢吞吞的。大约总有一个小时，父亲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诗人或其他人的传记、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者。这时候他重又集中注意国学的研究。他早年颇为关注的外国问题，现在很少谈论了。”
几年以后，有一次，在中学念书的第四个儿子思忠问了一个不大得体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著名的中国爱国者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安家并造起书房和图书室？”父亲回答说：“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就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它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有时住在它们的旁边。”
尽管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吸引了他的很多注意力，梁启超还是非常认真地履行了他父亲的职责。在他对待孩子们的行为中，爱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又遵守儒家的传统，认为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必须特别孝顺父亲。梁老先生对他的智慧高超满怀信心，他关心的是把他的子嗣导上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给予他们恰当的教育以适应他为他们想好的职业，并使他们有一个好的婚姻。
在他的书信和其他个人作品（由他的朋友丁文江在他死后汇集成册，即1958年在台北出版的《梁启超年谱》）中，他说得很明白，尽管他爱着全家，但他最钟爱的还是他头生的女儿和长子——思顺大姐和思成。
当梁家从日本回到中国时大姐已经十八岁，早就该筹办她的婚事了。
梁启超为她选择的丈夫是一个叫做周国贤的从东南亚回来的年轻华侨。他既会中文又会英文，他十九岁时就受到康有为的注意并被他用为秘书。后来他在欧洲读书。在他回国时梁启超把他从康有为那里要过来，任为翻译兼秘书，并安排了他和大姐的婚事。
按照儒家的做法，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安排儿女的婚事时甚至都可以不同他们商量。十年后梁启超写给大姐的一封信（注3），表明他已把让两个陌生人结婚的传统做法现代化了。“我为你的婚姻非常自豪。我认为我的办法是很好的。我首先仔细观察了一个人，然后我介绍你们两人认识，让你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婚姻制度。”大姐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是1915年出生的。周国贤参加了中国领事处工作。并受到一系列的海外派遣，这使他们夫妇到了缅甸、菲律宾、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
父女间的关山阻隔使他们只好经常通信。梁启超给女儿的信表明她是他的一个知己。他把他对于家庭的观察和担心和其他私事告诉她并征求她的意见。尽管他在向他的其他孩子之间的关系中仍然是那传统的全智全能的父亲，他同她总是能够超越那二十年的年龄差距，平等地商量问题。这说明她已填补了他结发妻子和忙于家务的第二个夫人所留下的空白。
1913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天津的那所大房子和图书室仍然是老家，但现在有必要在首都北京再建一个家了。在紫禁城边上的南长街上找到一所有许多天井的房子。它位于市中心，能容纳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离北海公园门口团城梁启超的办公室也不远。
迁居北京使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传统的做法是让孩子们先上私塾。思成和他的弟弟，以及堂兄弟们在日本的时候上的是一个中文学校。具有现代思想的父亲认定他的长子，现在已经十二岁，必须学习英语并准备将来在国际环境中生活。他进入了一个北京著名的英国学校，在那里度过了1913－1915年的时光。
女孩子们也被送进一所能训练她们阅历世面的现代学校。大姐是一位先行者。当她和会说两种语言的周国贤订婚的时候，她的父亲坚持她应学习英语。一位英国妇女鲍登·斯密思小姐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正好适合这个要求。大姐人了学并证明了这种学习的好处，母亲就成了热心的支持者。她同那位英国女校长交上了朋友，并安排妹妹们、堂妹们，甚至朋友的孩子们去上学。
思成在1915年秋季进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是用美国国会汇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这笔资金不仅供给六年预科、两年本科，而且还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奖学金。
学校的课程同美国的高中课程很相似。很注重英语和科学，但艺术、音乐和体育也同样注重。有些教师是美国人，教学全用英文进行。思成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都很出色。他在绘画、着色和音乐方面显然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他在中学的那些年却学会了一手好素描，这在后来非常有用。他是清华艺术俱乐部的成员并成为1923年的大学年报《清华校刊》的艺术编辑，他为该刊物画了一些整版的水墨画，偶尔还有几幅漫画。在年报的学生名单里，他首先被称为艺术家和作家，然后是“精通音乐”。至于体育，他是强壮而健康，他热爱跑、跳、攀援和体操。
清华校园位于北京西北数英里，交通是个问题。人力车和自行车最快，可学生们觉得贵。驴和驴车能雇到，但又慢又不方便。学校里装着电话可是又不让打。于是他们同家里和朋友们通讯就靠写信。
思成在这么长的时间中的相对隔绝可能在他接受清华的教育方面起了作用。二十五年后他曾对我谈起，说这长长的八年（中学和大学）为他准备了英语和对西方科学和历史的一般背景知识的良好基础，但他又说教育水平是低的，课程“完全可以缩短为四年”。他的这种看法忽略了他在清华时期从参与课外的艺术、音乐和体育活动中所得到的终生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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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人民中国》（东京）1964年6月号，第79－81页。
注2. 见《庄子·人间世》第二节。
注3. 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1958年世界出版公司台北出版），1923年11月5日，第650页。此后简称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