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生来是个艺术家，学的是建筑，职业是诗人。和梁思成一样，她也是在一位强有力的父亲（林长民）影响下长大的。他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风流才子，这两种因素也同样决定了她的性格。
林长民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官吏，他的诗作和书法在他的文化圈子里很吃香。他1876年生于杭州，二十一岁时通过了生员（最低一级）的考试，入杭州语文学校攻读英文和日文。家里为他办了一门亲事，可是当妻子无出时，他就纳了第二个妻子来给他生儿子和继承者。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儿子在襁褓中、第二个女儿在孩提时代相继夭折。1904年出生的林徽因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父亲和他许多同时代的才子一样，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读了几年书。1909年他得到政治经济学的学位而毕业。回到中国以后他把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女儿接到他的政治生涯开始的上海。
当时徽因五岁，她一直在杭州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由一些成人包围着，可是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她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她父亲的归来一定使她很高兴，而她那敏捷、聪明、善感的性格也一定迷住了他。也可能是在上海的那些年使他们越来越亲近了。
1912年他们又搬家了，这次是搬到北京去。在那里，父亲在几届政府中升迁到很高的官职。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仍然没有儿子来继承香火。他从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给他接连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
然后徽因的生活就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第二个妾和她的孩子们是住在他们北京的家里很大的一个前院里。这里充满了快乐的孩子们的喧闹。徽因和她母亲则住在后边一个较小的院子里。徽因的母亲对这第二个妾满怀嫉妒。她的后继者将是四个儿子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而父亲对她的偏爱又毫不掩饰更使徽因的母亲受不了。那善感的女儿是夹在当中了。她对母亲愤怒的悄悄话表示同情，同时又爱她的父亲，并且明知他也爱着她。他的第二家庭也承认她仍然是他最钟爱的孩子。
徽因生活中新的和十分重要的一章开始于191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林长民和梁启超成了好朋友。两人都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中任高级官吏。他们想用启超的爱子思成和长民的爱女徽因之间的婚姻把两家进一步联结在一起，这个想法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两个年轻人被“正式介绍”认识了。这对于那种必须经过媒人挑选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到结婚日才第一次见面的传统婚俗是一种明显的背离。那年徽因十五岁，思成十八岁，根据传统习俗，他们幼年结婚被认为是正常的，但是老梁启超对他们说得很清楚，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是最后决定还得由他们自己来作。这个决定作出之前又过了四年，而这当中两人都又遭遇了很多事。
1920年夏天徽因离开了北京，跟随她父亲走过半个世界到了伦敦。当国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立之际，就像别处一样，中国也成立了国联协会。林长民是发起人之一，又成为协会总干事。他为了国联的事务而常驻伦敦，把女儿带去作伴。徽因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校里学会的英文使她不仅是个悦人的伴侣，而且是个有用的助手。她在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恢复了学习，很快就学会了英语。
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齐集伦敦。作为她父亲的女主人，徽因会见了许多前来向她父亲致敬的中国和其他客人。她的这种社交活动对她的影响显然和她的正式教育同样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来访者是徐志摩，梁启超介绍来的他的一位年轻门徒。他是浙江一位著名银行家的儿子，早年学过中国古典文学。他于1915年结婚，有一个儿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给父母照看，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于1918年去美国深造。到底学什么似乎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一年他在麻省的沃切斯特的克拉克大学选修经济学和社会学，第二年他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第三年，欧战已经结束，他就坐船去英国，一切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本来是要到剑桥大学师从他的新偶像贝特兰·罗素的。他在1920年10月越过大西洋抵达伦敦，却被告知罗素还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更糟的是，他几年前已被剑桥大学开除了。怪不得徐志摩“非常懊恼，只好另找出路”了（注1）。
然而，在他的沮丧下面，过去曾经吸引过梁启超的那些性格特征仍然明显。这就是他的辨别力、他的魅力、他的爆发力、他的幽默、他的创造热情、以及他的戏剧性的表现。而使他出名的最重要的还是他那不可思议的本领，他能够发现和吸引同类人，并在周围的人们中唤起新的观念、新的抱负，当然还有新的友情。
林长民和徐志摩是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相识的第一眼一定就明白了。徐志摩成了这家的常客。林长民为徐志摩的友情所感动，最后对他产生了完全的信任。他把他的一些往事，包括他在日本做学生时同一个日本女孩子的早年恋爱故事也告诉了他。这可能把徐志摩自己的浪漫追求也唤醒了。这两个男子闹着玩交换“情书”，把他们的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徐志摩装成一个已婚的女人，林长民则装成一个已婚的男人（注2）。
徐志摩差不多比林徽因年长十岁。作为一个“老头”，他原先的属意是在于父亲而不是女儿，这是两人都明白的。甚至有人说最早她曾叫他“徐叔叔”。她那纤细的美丽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她的艺术气质跟她父亲一模一样，她的活泼、她敏锐的洞察力、她的文学爱好都使徐志摩倾倒。他坠入了爱河。
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的未来的道路。
通过林长民，徐志摩会见了英国文学家和中国爱好者高尔斯华绥·娄司·狄金森。他十分喜爱徐志摩，在1921年安排徐志摩进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做了一名特别学生。狄金森既熟悉剑桥大学又熟悉英国前代和当代文坛巨子，这就给徐志摩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他对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不懈追求，现已让位于对于诗歌研究和写作的长期献身。他的文学气质终于找到了他将倾注全部感情和使出全部才能的表达方式。
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崇拜爱和美，但认为自由是同样重要的。他在徽因身上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幻想着，和她生活在一起，他就能达到他创造力的顶峰。和这样一种前景相比，他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就轻如鸿毛了。
这样，当他知道他在中国的父母将让他的妻子到英国来和他住在一起时，他的反应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她在1921年春天抵达。他们搬进离剑桥大学六英里的骚斯顿的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上课和上图书馆。他又在门口的一个杂货铺安排了在伦敦的徽因可以寄信来的邮递点，他总是急切地找到这些信并迅速回答。他的妻子住过了夏天并且又怀孕了。秋天他建议她做流产，并去了伦敦，从那里捎话来说他想离婚。在这以后她很快前往德国，她的第二个小孩在那里出生，但很快就夭折了。
可能就在这时候，他对徽因说他想离婚，并向她求婚。她爱慕着他，并对他打开她的眼界和唤起她的新的感情和向往充满感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婚姻呢？思成曾亲口对我说，不管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徽因的父亲也深深爱着志摩，他显然认为在伦敦住了一年多以后现在已是离开这里伤脑筋的生活、带着徽因回家的时候了。他们坐上船，经过穿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的长途航行，于1921年10月到家。
两个女人都离开徐志摩以后，他就回到了剑桥。“现在时间到了，”他写道，“我终于有机会接近真正剑桥的生活，同时我也慢馒地‘发现’了剑桥。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大的快乐。”（注3.）他的交游圈子包括狄金森、依·马·福斯特、赫·乔·威尔斯、依·阿·里查兹、贝特兰·罗素、罗杰·弗来、亚瑟·瓦莱和把他带去见凯塞琳·曼斯菲尔德的约翰·米德尔顿·墨莱，那次会见使他感动不已（注4）。这一年中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可以独自和朋友在一起，独自和自己的想法在一起。独自和自然在一起。他的这种情感在显然是他的第一批诗作中抒发出来。他还为大学写了一篇深情的祝词，是这样开头的：“是剑桥打开了我的眼界，是剑桥激起了我对知识的渴求，是剑桥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识。”（注5）古老的石头建筑和静谧的绿色田野的美迷住了他。他使用英语已很自如。阅读基兹、雪莱、拜伦、伍尔兹华思和斯万伯内的浪漫的诗作使他陶醉。伟大的英国诗人们在他身上唤起的渴望、理想以及浪漫的幻想迫使他把它们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他是从青年时代就熟知的。这种本国语言他当然一生都在使用，而很少有中国的青年学者能像他那样成功地把它用作诗歌的手段。他之所以能把诗歌作为他的情感的一种自然的抒发方式是并不奇怪的。他那来自本地的源泉加上剑桥的激发而流淌出来的诗歌，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将发挥特别大的影响。
在剑桥度过逍遥自在的整整一年以后，他打道回家，于1922年10月15日抵达上海。
注1.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维京出版社1981年纽约版），第154页。
注2. 李欧梵：《浪漫一代的现代中国作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麻省剑桥版），第133页。
注3.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6页。
注4.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9－161页。
注5. 许开余（音译）：《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达布尔戴出版社1963年纽约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