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4年年底之前，思成满意地从商务印书馆（注1.）收到他关于清代工部工程做法的两卷书，由徽因作序。一卷是清代的文献，由思成编辑和重新安排了次序（注2.）。另一卷则是他经过艰苦的考察和问讯工匠的口述对《做法》及其它文献的理解（注3.）。两年前完成的这两卷书的研究工作，是他决心掌握中国建筑进化规律的第一个基本步骤。他已完成了自我教育，现在他可以把自己的理解传给别人了。他送给我们一套漂亮的盒装礼品书。我们永不会忘记他那通常平静和自我抑制的面容是如何因自豪和欢乐而闪光的。
他的书的出版确立了他作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家的地位。关于营造学社开拓性的考察旅行和他们在野外考察中发现的古建筑的传闻开始传播开来。首先，私人朋友们来到办公室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其次营造学社的《汇刊》带来了更多的中国来访者。《汇刊》也开始有了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读者。建筑学家和其他感兴趣的个人从远方跑来看学社的工作，提出问题，表示钦羡，在许多想找梁思成的人当中，有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系主任乔治·劳利教授，他对中国的艺术和建筑的兴趣驱使他访问北京，梁氏夫妇给他的印象尤其深。
思成和徽因不仅珍视他们所发现的伟大建筑，而且也珍视为这些建筑增色的优美的雕刻和其他装饰。有一个时期，思成曾想为未来的建筑师和历史学家编一部关于中国建筑细部的参考指南。它将以保存下来的实物照片做插图，用这种办法来保存受到工业化威胁的传统建筑工艺。在1935～1937年期间，思成和他的天才的学生和同事刘致平完成了讲述台基、石栏杆、店面、斗拱、琉璃瓦、柱础、外檐装修、雀替和藻井等十个部分。
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山东曲阜的孔庙需要修缮和养护。思成的知识和技能使他成为这一重要工程顾问的首要候选人。7月他向政府递交了他的调查报告，提出修复的建议和费用估价。同年他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顾问。古都的许多寺庙、厅堂、高塔和门楼得到了修复或加固。修复工作使他忙得连他考察乡村地区找寻遗存的古建筑的主要目标都顾不上了。
就在思成外出忙于他的顾问工作的时候，徽因突然发现她的肺结核病又犯了。协和医院的大夫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她跟他讲好只休息六个月，请了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搬进来住，照顾她并主持家务，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呆在一起。有护士来帮她抵挡她自己什么都要费劲去管的倾向，徽因就能集中精力写作了。她在尽力捕捉构成她许多当前情绪的那些消逝的梦想、感情和见解。
“听到我所熟悉的曲子，那时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乘坐着一条船，穿过印度洋回家，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的星空和海上的空气一起涌进了我的脑际，而那一小片被称作青年时代的东西，和一首歌里短暂的轻快片断一样，像梦幻一样地迷住了我，半是忧愁半是喜悦，我的心中只是茫然若失。”
到夏天，徽因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和欣赏者老金报道说，“她刚刚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有节奏地展开一个接一个的美丽情节，直到高潮到来并沉入某种遥远和崇高的境界之中，但这里也包含着对徽因六个月的隐居生活即将结束的暗示。“她当然对一些事情是担心的，如果不是对什么特定的事情担心的话，她肯定是在一般地担心一切事情。她不久就要到北戴河（北方的海边避暑地）去。”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徽因从北戴河写信来说，“这里的天气是无可挑剔的。和平、健康和财富实际上到处可见，而海又是多么好！我遇到许多梁家的亲戚，这对我的身体不利。我感到我的身体已被肢解成一小块口小块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了。我已写信给思成，让他劝你们到这里来过一个周末。”
我们未能应邀前往。后来徽因对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去使她很失望，但又是松了一口气。那庶母，梁启超的第二夫人，她管理着老宅，也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着梁氏大家庭，坚持说我们不能去。她对我们唯一的反对意见是我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如果我们在梁家睡在一起，有可能发生一件可怕的意外事故——本来应当是梁家的一个小孩可能误入我们家。
在几个月的卧床休息和海边度假之后，徽因本来应该更健康地和更乐观地回到北京。可是没有，她遇上了一场灾难。她的同父异母小弟弟林恒，一个安静而认真的小伙子，从福建来到梁家住着，准备投考清华读机械系。她很喜欢他，但在她不在的时候她妈妈和这个孩子的关系变坏了。
妈妈的仇恨是很深的。她为她的丈夫生的哲嗣已经夭折。但那二房的妾却生了好几个儿子，并赢得了她丈夫的欢心。现在取代她死会的孩子的这些儿子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健康的少年跑来住在她家里，她当然是受不了的。徽因夹在当中了。
“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
“晚上就寝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但是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一场民族悲剧正在逼近中国，那将会压倒过去的不幸。已征服满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向长城以南进犯。他们巧妙地避免了赤裸裸的入侵，但他们的大军车和飞机却吓坏了乡下人。1934年他们强使南京政府同意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规定为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中国傀儡政府。这一有限的“和平”行动促使日本人在1935年把他们的不流血征服扩大到覆盖从山东到绥远的华北五省的中立区。一项由北京驻军司令宋哲元奉蒋介石之命同日本人签订的协定，使中立区成为正式的。兴高采烈的日本人很快就继续前进，鼓吹建立一个自治傀儡政权华北国。
北京的气氛很紧张。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天津之间的重要铁路枢纽丰台，先是进行“只是为了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的演习”，后来又把满载兵士的两辆军车开往更远的保定府以“试验卡车”。
对梁氏夫妇来说，这是沈阳岁月的痛苦回忆，那时日本人每年都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挑衅性演习。又一次面临把中国领土拱手让给日本人的羞辱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徽因的反应是，“我知道我所热爱的朋友都具有道德上的勇气，但我们都缺少天真的热情和能使事情改变的莽撞力量。你认识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志摩吧，但他已死于一次小飞机的失事。他做的和为之战斗的要比说的多——而他对此谈论得真不少！他在稳健派当中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因素。”同徽因的沉思相反，思成已准备面对现实了：“在中国，这一代人中已无建筑学研究的余地。时代要求更带根本性的行动，面对这更大的问题，那训练一个人干别的事的教育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掉。”
最后，不是徐志摩或梁思成这一代，而是北京的青年学生面对日本压力采取了行动。领袖们是燕京和清华的学生，许多人是来自满洲。他们秘密地把他们的大学同学和城里的中学生组织起来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帮助了游行的组织者，并组织了一批其他外国记者来采访。12月9日斯诺写道：
“不顾警察和他们自己保守的父母的阻拦，成千上万穿着兰衣服的年
轻人高歌游行，前往紫禁城。显然没有想到会有外国人，当地的警察只作
了半心半意的和间歇性的干预……忽然间来了一队穿黑色夹克的政治宪兵，
为首的是蒋介石的一个侄子，他们冲进队伍，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男孩子
和女孩子。（注4.）”
徽因的同父异母的小弟弟林恒遭到了毒打并失踪了十二个小时。思成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在北京医院里受伤的学生当中寻找他。徽因则在家里打电话，探听她弟弟的消息。她得不到他的消息，但是关于最后一批被赶出城的学生的消息却是大量的，他们都被凶狠地殴打，有的被打得半死或受伤，遭到鞭子或其它武器的追赶，直到他们四散逃窜出城到附近的小学校里。最后到半夜里林恒总算和她通了消息。她驱车到西城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在他恢复过来以后，那孩子关于他同家里的关系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放弃了在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学习，报考了空军学院。
在千千万万参加第一次游行的学生当中，还有一个梁家的成员、思成的同父异母妹妹思懿，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第二天家里才知道她也遭到了入鞘的刺刀的毒打。对她来说，那次经历的震动是持久的。后来她成为一个热心而活跃的共产党员。
这第一次示威游行对于整个年轻一代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全国都举行了示威。12月16日，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又举行了示威游行。许多人受伤，将近二百人被捕，但一个星期之后又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回是第一次提出停止内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学生示威游行和他们号召各界支持的同时，全民抵制日货运动也加强了。东京为之震惊。当时他们对战争还缺乏准备，于是召回了策划过沈阳事变和华北分离运动的坂垣将军，日本外务省和军部都发表了否认武力侵占中国意图的声明。日本人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即他们要想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标，唯有大规模入侵之一途。当这个侵略到来之时，最后蒋介石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国家投入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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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说是京城印书局。——译者注
注2. 梁思成《营造算例》（清代建筑计算规则），营造学社，1934年北京版。
注3《清代营造则例》，营造学社1934北京版。
注4.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兰登书屋1958年纽约版，143－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