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认对华北的侵略意图，被认为不过是暂时的喘息。然而，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种表面的正常状态。
同时，1935年底日本显然即将攫取北京，促使国立大学准备南迁。清华大学已在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们被通知归还图书馆认为重要的图书，学生们从书架之间进进出出，长袍下面塞满了正在搬动的书。费正清伤心他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
朱启钤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为了保护营造学社的宝贵收藏不受毁坏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必须装箱，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隐藏地去。在学社职员们的帮助下，这一工作开始了。
同时梁氏夫妇知道，如果清华大学南迁，老金和他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会跟着走。根据在沈阳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决不愿忍受这个。因此他们也开始整理个人的东西了。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年的生活局然积存了这么一大堆杂物！我看着这许多故旧，它们是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可爱的事物组成的，而现在它们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发现这事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悲伤。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事物悲惨的一端悬着，对于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说我们的民族灾难来得特别快又特别残酷，我们也不得不立即起来主动应战。困难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会无所作为地坐在那里，只是暗暗地捏紧拳头，而我们的‘面子’每一分钟都受到羞辱的威胁。”
当他们整理行装准备南下的时候，我们则准备离开中国到英国和美国去。由于我们在中国的学业要在1935年结束，我们决定在圣诞节离开。
我们并没有预见到秋天到来的时候日本会突然加紧侵略威胁。思成和我开始了我们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把他的建筑学论文从中文译成英文。他的英文是如此明白流畅，他几乎不需要我。但我的在场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且我还能找出一些小错误。我们都喜欢这项工作，我还答应帮忙在美国找到一家出版社。
1935年11月21日，徽因听说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感到很吃惊，这是一家出色的报纸，它的文艺副刊是最先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版媒体。组建了联合亚洲先驱报来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报，约她给该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她生气地发现在该报工作的大约有五十位中国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思成把报纸扔进了火炉。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了直接的灾难，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他们让我们知晓事情的进展，但我们在忧郁中的参与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我灵机一动，介绍徽因去骑马。
费正清和我有时候骑一骑外国人为了玩马球而从蒙古进口的马。（在北京人们看见骑马的中国人只有有时出现的骑兵部队。）马童们就在指定的城门外把装好鞍子的马牵给顾客。从那里骑马人就可以出发去考察乡村。那时候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种到城墙边。在田间，分散的低矮土房村庄由深陷的黄土路连接着。人们坐在马背上，在闪光的空气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平原边上蓝色的西山和北山，在前面有时可见宝塔和以浓荫为标志的废庙或坟圈。我们的考察旅行把我们带着穿过农村到达这些吸引人的目标，或者有时就在两个不毛之地中的一个进行快跑，不是在西边焚毁了的夏宫圆明园就是北边作为元代城墙最后遗迹的土城围成的草地。
徽因以前在山西喜欢骑驴慢行，并告诉我们她后来常常这样做。在马背上她真是棒极了。显然骑驴给了她信心和“座姿”。马对于缰绳的敏感反应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种惊吓。她回来时由于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快跑而两颊潮红、黑眼睛闪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们预定离开的日子只有六个星期了，而民族危机始终存在，但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仍能经常去骑马。徽因买到了一对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她的新角色——女骑师。
在我们离开之后，徽因的一封信重现了我们过去两个月的经历：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乡村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思成不曾来信，但我们知道学生示威游行带来的喘息时间已使部分打包的营造学社重新动了起来。他参与了准备在上海新建的市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的工作，徽因向我们保证说，“思成是一个经常的存在，假如他不像我那样经常地给你们写信，你们仍然可以感知他在这里，跟过去一样的温柔可爱——他在忙着许多可爱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参与了，尽管谁也不会相信其真实性）。”
毫不奇怪地，徽因下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她的生活又是充满家庭纠纷了。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跑出来找她叔叔和阿姨，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她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四月里有一个快乐的间歇，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员爱琳娜·麦克马洪来到了北京。徽因写道，“我们爱上了他们，他们差不多同时也爱上了我们。”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览，徽因就陪他们到颐和园去并在后山赏花。老金一起去了，他给我们写信叙述了他的观感：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尽管我和他们交谈甚少，但我看得出他们身上吸引人的品质。尤其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个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谦虚的人，几乎总是对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种心不在焉的兴趣。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去颐和园，当我们到了谐趣园时，看见池塘周围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从虚无缥缈中冉冉升起，眼睛发亮，又惊又喜地嗫嚅着：‘哦，哦，哦……多好的水上建筑。’看见现实真是好，我就再也不想仅仅为了进行有礼貌的、老一套的谈话而把他从沉思默想中拉出来。”
通过克拉伦斯·斯坦因，促使思成阅读和思考了城市规划，一个在他日后的年代里至关重要的题目。同时，当日本对华北的压力暂时中断的时候，他决心继续进行野外的研究工作。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是全然不相干的。尽管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于越来越近的新一轮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了有意义的工作。很显然我们能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我们被阻止这样做之前，我们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早秋时思成和徽因又一起出发去进行另一次考察旅行，这次是到著名的佛教石窟龙门去。徽因写道：
“我现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龙门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静止或活动，都瞪着我（我也蹬着他们）……我被只有在这种盛大场面才会产生的恐惧感压倒了。”
接着他们去了开封，并准备到山东的二十三个县去。
“我们又像在山西那样，出发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去了。我们为艺术和人文的美而兴奋不已，又为了我们必须吃住的地方的脏臭而扫兴（但我们必须睡好，以便有继续工作的精力）。我从来没有忘记慰梅引用的有名成语：‘闹一闹，老一老’——实际上我是坚守这个格言的，以便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老是使我们想起咱们在灵石（山西）一起趟泥水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