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人生(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孔庆东 本章:金庸的小说人生(1)

    孔庆东陈 珺 吕少刚

    谁是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

    这个问题问过许多人,也许答案各异;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许多人会把票投给通俗小说,投给金庸。

    三十一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三十五岁创办自己的报纸,一支笔写武侠,开创江湖,纵横天下,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数千年的梦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实现,而这样的金庸,也显得更加神秘而让人难以把握。有人称他为大侠宗师,有人却以为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为何许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生肖为鼠,星座是水瓶座。据说这样的人思维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与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为新闻记者、政治家与文人。这固然也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金庸其后的一生,似乎正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海宁本非繁荣大城,据金庸本人说,“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然而此地却当得人杰地灵四字,于景观上,东临江海,西南则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风光明媚,更拥有汹涌澎湃,雄伟磅礴的海宁潮,年年8月,大批游客聚集海宁,观赏江海相激而生的滚滚怒潮,金庸曾提过,他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而他所见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这点我们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说中略窥端倪。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以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而接下来乾隆皇帝的侍卫白振为乾隆取扇,勇斗怒潮的精彩段落,则穷尽作家想象描绘之力,更是雄奇神异之至。有人论金庸笔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写,推海宁潮为第一,也要拜这少年经验所赐。

    而小小海宁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辈出,学风鼎盛。晚清以来,局势动荡,旧学新知,传承交流,更是人才济济:文有王国维,理有李善兰。金庸的近亲蒋百里、徐志摩,皆是现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许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饶,风致秀丽,而海宁倚江依海,士气和煦,所孕育的俊杰,也多是多思多虑,深沉忧郁的性格。金庸曾说:“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

    这样的性格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带着他们的忧思冷寂,带着他们的沉静和平。后来金庸笔风转变,所写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杰英爽的北地壮士为主,然而江南的明丽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静悲哀,却也时不时地在作品中出现。

    而诞生金庸的海宁查氏,也并非凡门,称得上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查氏先祖源出于芈(mǐ),乃楚人之后,史称“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时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查继佐。查继佐(1601—1676年),字伊璜。明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东山钓史。他是崇祯举人,明亡后回乡讲学著书,沈起《查东山年谱》说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而惟《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钓业》数种传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因才受康熙帝赏识,曾入值内廷,有“烟波钓徒查翰林”之称。他的诗作宗法宋诗,“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厉处”,亦有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苦难之作,著有《敬业堂诗集》等,为清初名家。金庸全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集句为回目,既体现了他相当高的诗文造诣,也示他对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与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当时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后来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题“维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为影射他“雍正”去头,于是遂兴起一场文字大狱。查嗣庭父子死于狱中,查氏一族皆受牵连,查慎行其时已老,仍不得不率领全家进京投狱,归乡不久,也即逝世,可称封建时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剧。

    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

    在对金庸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因政绩加同知衔,不久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

    《天津条约》签订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拥入中国,依恃本国势力,欺压中国百姓。光绪十七年,丹阳百姓忍无可忍之下,围攻焚毁了当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人民,便预先通知那两人逃走,而回报上司,则说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随之辞官,而为朝廷定为“革职”处分。

    辞官还乡后,亲手编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书未成而去世。

    金庸说祖父对他影响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后来金庸始终怀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动机是游历世界,观光各国,但于报国建功的事业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之意,这不能不说与祖父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有名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当时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对金庸相当宠爱,也很注重对他的教育。金庸曾在《圣诞节杂感》里提到这样一件轶事:

    “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这是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

    《圣诞述异》,亦译为《圣诞颂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冷漠无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圣诞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圣诞精灵带他游历,看到别人的温暖相爱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独,而终于幡然悔悟,成为一个有爱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狄更斯式的温情和爱,而对金庸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心怀温情,宽厚待人,这样的思想,此后影响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对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与友爱之心。他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许多人的命运和悲剧。他家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时负责接送他上学。后来金庸听他说了他的故事。他年轻时被财主少爷陷害入狱,未婚妻被夺去作了继室,他出狱后复仇刺伤那财主少爷,复又入狱,受害几死而幸为任丹阳知县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辞官之后,便带他回了海宁。

    这一段悲剧便是金庸小说的原型。在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始终贯彻着这样对弱者的同情。后来金庸说,他认为的善良,主要还是两个字“侠气”,也就是扬善抑恶,为弱者打抱不平,这成为金庸的“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岁时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对母亲的回忆与深情,仍时不时地在文字中流露。在中,写到陈家洛“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这样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门世代书香,自然藏书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亲、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新书也不少。金庸从小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古书、新书之外,他自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游记及其所主编的《生活周报》。

    据金庸回忆,他读武侠的启蒙,乃是八九岁时偶然读到的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侠》。这部书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言情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作。这样曲折的剧情描写,丰富的情感张力,对童年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维护弱小,正贴合了他从小以来的梦想。此后,金庸到处搜寻古今中外的武侠作品,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金庸平静的少年生活就此结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学辗转迁徙。岁月动荡,求学不可谓不艰苦,然而金庸凭借天赋与努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中学,他每年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级时,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与另外两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来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考试答题获得高分。

    这大概是这一类型的书在中国的首例,因此大受欢迎,十分畅销,金庸与那两位同学,也获利匪浅,其时,他年仅十五岁。从这一件事中,已能发现他日后在办《明报》过程中,赖以大显身手的过人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感受力。而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不能说不与这“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厉苛刻的训导主任沈乃昌,遭学校开除,被迫转学。

    日后看去,这可说是金庸少年时一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赞誉为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而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后来独立办报事业,也堪称一个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在当时却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个大挫折。金庸回忆说:“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幸而有原校长张印通先生,虽然由于训导主任是国民党员,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与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金庸对张校长这段恩情始终难忘,数十年后犹对人提起;1994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在当地揭幕,金庸亲自为之书写碑额。

    中学毕业后,金庸没有忘记他童年的梦想,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来的学生也多被派为外交官,本可实现金庸的理想。经历高中一场风波,金庸锋芒有所收敛,打算一心向学,尽力做到少闻政治多读书,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态度极其恶劣”。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地反抗。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饱览古今中外名著,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以及法国大仲马的及其续集。”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并相当赏识。他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并亲自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的死刑,因此在国际上声望颇高,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外交部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性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为了提高报纸的受欢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的挣扎,却是金庸深感兴趣的话题。

    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自然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

    然而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自然比历史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达作者的独创性。于是,金庸便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

    在陈家洛身上,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他是乾隆的亲兄弟,他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首领——这样互相矛盾的“复杂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爱,但是性格的丰富性上,却毫不逊色。

    于是,故事围绕着陈家洛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与乾隆皇帝间的矛盾冲突展开,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诞生了,而“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说在前参照,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然仍然沿用旧体诗词回目,但是遣词造句,已经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

    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部小说起,金庸的武侠中“侠情”结合的特征非常鲜明,在他的作品中,情爱给人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侠中,虽然并不具备很高的地位,却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的对象。后来尽管有人批评金庸对于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认,金庸笔下的女性角色,可称得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书剑》中,陈家洛与两位少女的爱情悲剧,更是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这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异非常典型:才干出众、个性鲜明的霍青桐,和美丽绝伦、天真纯洁的香香公主喀丝丽。在这部小说中,金庸通过陈家洛在两位少女中的抉择,写出了他个人性格悲剧;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笔下最受喜爱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虽被讥为“花瓶”、“木头”,但是,对她的“美”的描写,也令人难忘——这样完美无瑕,纯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开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美”之先声。

    1955年开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连载,刚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并未特别受人关注。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特征:开局往往平平,之后大幅铺叙,渐入佳境,读者如入宝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兴致既起,长盛不衰。一个多月后,《新晚报》洛阳纸贵,妇孺皆闻。在的读者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总角小童。在南洋一带,甚至被用作说书和广播的题材。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这一年,金庸三十一岁。

    的连载,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这期间,金庸又被调回《大公报》编报纸副刊。走红之后,武侠小说家“金庸”名声鹊起,多家报社都向他约稿,1956年,金庸开始为《商报》撰写他的第二部长篇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商业完全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节走某些套路,迎合读者的口味需要,以及报纸连载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后,对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创新,实属难能可贵。虽然一举走红,他却不愿因循老路,而一直试图探索出新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不断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后能获得如许大的成功,与他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金庸运用了倒叙、插叙等诸多手段,塑造了两个“不出场主角”。虽然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袁承志、温青青这对情侣,但是,如他所说,“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一个青史名将,一个虚构奇人,是他这部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

    《书剑》走的是野史传奇的路子,中,金庸却开始试图在“正史”与“武侠”的结合上做一个突破。写袁崇焕,完全是用正史的笔法,将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定;而写金蛇郎君,则完全是一个武侠奇人,身负绝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与仇人之女发展出一段凄美的恋情,这则完全是武侠传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焕来得成功。金庸在历史创作方面未能如愿,深有憾焉,1975年修订时,犹补写《袁崇焕评传》附在小说之后。史传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说,但是却展示了金庸真正把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人物的一人一身之爱憎之后,隐藏着一时一代之兴亡。从开始,才真正体现金庸引历史入武侠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修改之后,历史感尤为厚重。

    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剑客”之称。《大公报》一位编辑便出了一个主意,开辟一个专栏,请他们合写一些散文随笔性质的文字在报上发表,轮流刊载。

    于是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

    关于这个专栏的性质与定位,金庸曾在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与小说》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你或许是我写的或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如他所言,金庸在这个专栏里信笔挥毫,无拘无束,看似东拉西扯,其中却蕴涵着他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察与思考。在轻松潇洒的文字背后,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华。

    刊载三个多月后即停止,后来另有结集出版。后来梁金二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各开宗派,而百剑堂主则转行写政论,三人分道扬镳。但他们联手创作这桩往事,不但留下了许多质量相当高的随笔,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桩佳话。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国内“反右”运动的开展,《大公报》身为左派报纸,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思想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对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为苦”,始终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压力渐渐使他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依靠写武侠小说和影评散文等的稿费,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在报纸内部的工作成绩也获得肯定,但是他始终感到与这样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之路。由于之前有剧本创作和撰写影评的经验,他便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担任编辑。这是1957年。

    这段时间内他仍沿用“林欢”的笔名,创作了《三恋》、《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另外,他与程步高联手执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都相当卖座。

    而金庸传说中一段相当浪漫的情史,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金庸当年在电影公司的同事回忆,他曾爱上一位美丽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则说法不一。传说,这位美丽的女明星,便是当年“长城”的一号当家花旦夏梦。而后来金庸创办《明报》后,为夏梦所写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点。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小说中的美丽女主人公,如中的黄蓉,里的王语嫣,里的小龙女身上,都可看到夏梦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无可确证的事,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女性身上,却的确反映了金庸对于理想女性的倾慕,假若他果真有过全心倾慕的女子,将对于所爱的理想投射于笔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黄蓉,容貌出众,聪颖灵动,具有丰富的性格魅力,被誉为金庸笔下众美之首,或许,也得益于这段朦朦胧胧,不为人知的感情。

    虽然以电影编剧为职业,但在这段时间内,金庸的创作重心仍在武侠小说上。一方面,这种创作给他带来相当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试锋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觉到了创作的愉悦和兴奋,因此,刚刚完稿,他又立刻为《新晚报》开始写另一部武侠小说。

    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

    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与“他人”的孰轻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留给了读者,也就给了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这个时刻,大家或许还都没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为新武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诞生了。

    它的名字是。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正当读者们还在为的魅力倾倒之时,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后, 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

    这部书以南宋抗金、蒙古兴起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江湖世界,“历史”与“传奇”完美结合,拥有最生动精彩的一对主角——郭靖与黄蓉,他们的个性的差异与互补始终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话题;拥有最丰富鲜明的江湖人物群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林高手代名词和之后武侠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甚至被加以再创造,发展出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恩怨;甚至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铁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后来写的许多作品,技巧有过于它,但是,在“创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应当是奠基者。

    这部百万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伟气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侠小说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侠大宗师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轰动,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的,简直是笑话。”曼谷的中文报纸为了抢先转载,甚至用地下电台来拍发香港当天的登载内容,这可谓是小说史上的奇闻。

    著名学者夏济安先生,也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之前,已认为武侠小说许多人爱看,却没有人好好写过,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形式。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动笔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读到,他就写信给朋友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借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见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称为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评价和肯定。

    时年为1958年,金庸三十四岁。

    此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成就,但是作为报人事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金庸一生传奇的另一半:创办《明报》。

    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尽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响,并不十分得志。当时“长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拍电影注重思想教育,对于一向注重率性独立的金庸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缚重重,创作意图得不到发挥。据金庸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当时金庸依靠写作武侠小说和翻译等收入,已经有相当积蓄,不愿再受固定机构限制,开始筹划自立门户。权衡之下,“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较大,故转而办报”。

    机缘巧合,此时他在异乡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学,当时从事印刷业务的沈宝新。谈论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从此开始他们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后来金庸回忆:“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人生之可贵者,莫过于得良师益友,金庸与沈宝新这样根深蒂固的友谊,令他们赢得了他们的事业,也成为金庸传奇生涯的一段佳话。

    在经过充分策划与准备之后,1959年5月20日,《明报》注册后在香港正式创刊,刊名请到当时香港著名书法家王植波题写,沿用至今。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宝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办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侠小说为主的小说周刊,但在沈宝新建议下,改周刊为日报,而《明报》作为报纸的定位,也走严肃社评政评和轻松通俗文学兼容并包的中间路线。

    而在办报的宗旨上,金庸则明确贯彻了他长期的独立知识分子理想。后来他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在《明报》当日的发刊词里,金庸即表明这张报纸要维护“公平与善良”的立场,而半个月后,他在为《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里,又这样说: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的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道战争与混乱,报道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道和平与安定,报道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

    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明报》诞生了,然而创业起步,困难重重,刚起步时,编辑部不过四人而已。沈宝新管经理发行业务,金庸负责主笔和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还有一位诗人何达,做不满一个月后便自行离去。而报纸也不过是一张四开大的四版小报,第一版主要为时事新闻,第二版娱乐消息,第三版小说连载,第四版社会新闻。

    起初,《明报》的销量并不如人意,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份报纸维持不了多久。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金庸和沈宝新二人苦苦支撑,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

    其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报馆忙到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此船有个规矩,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而当时为了省下包船费,金庸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等人,其惨淡可想而知。

    而在这种情况下,创业初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成为《明报》维持生存的基本支柱。从创刊第一日起,他就在报纸上连载他的新作。

    这个时候,金庸也开始写作社评,创刊初是两三日一篇,到当年年底达到几乎每天一篇。只是他这时的社评,篇幅既短,观点也未尖锐,因此尚不太受人注目,还没有后来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的魅力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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