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人生(2)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孔庆东 本章:金庸的小说人生(2)

    最初几月内,金庸便忙着招兵买马,聘得几位出色人才。其中有雷炜坡,当时在《晶报》当记者,被金庸拉来做采访主任,他以柳鸣莺为笔名写的“伶星专栏”,专写明星的爱情生活等花边新闻,很受欢迎。另外《明报》早期的“招牌菜”还有简而清以简老八笔名写的马经,汪昆以“识途老狗”为笔名写的澳门狗经。

    不过在初期,金庸的武侠写作,仍是报纸的主要支柱:后来倪匡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是承接的故事,其江湖世界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上一部的设定;不过的主角郭靖、黄蓉在这本书里已经年届中年退居二线,书中主要写的是前书中人物杨康之子杨过的成长,和他与小龙女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神雕》最大的主题是“情”,强调个人的情爱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情”在金庸作品中的分量较之以前加大了许多。这部书以失恋之李莫愁、武三通开始,引出层层人物,而到杨过、小龙女二人。杨过是其父母爱情悲剧的产物,而小龙女之师祖林朝英与王重阳,亦终生因爱情而痛苦。到了杨过、小龙女,由于师徒相恋,不为世俗所容,乃至重重曲折后方成眷属。这个主题是《射雕》的主题的反写;强调的是一种个人的、自我的欲望,杨过最后放弃了“大侠”的功业而和爱人隐居,是遵从了小龙女的个性和愿望,比起《射雕》所坚持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神雕》更突出一种属于女性和弱者的声音。

    与此同时,也在《明报》的附属刊物《武侠与历史》上连载。这份杂志上兼顾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也连载过很多不错的作品,除金庸的外,还有他的中篇、古龙的中期转型代表作等。由于种种原因,它后来停刊了,颇为可惜。

    同时写作两本武侠小说,是金庸最艰难的时期。这两本小说都与金庸早期作品有关,是“后续”,而则是“补完”。在中,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的情节,将在那本小说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补充得更丰满而完整,如果说郭靖是金庸笔下的“为国为民”的“侠”的理想的化身,胡斐则是金庸“锄强扶弱”的理想的化身。他可以为素不相识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为所爱之人的求恳所动。

    告捷后,金庸开始写他的另一部小说。、和这三部小说按时间先后而下,有内容的延续性,因此后来被合称为“射雕三部曲”。前一部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后代在后一部书出现,而推动后一部书中主人公命运的发展,使金庸的武侠世界变得更完整而丰富。

    的最大突破,是其中对于“正邪”的融合与思考。武侠世界中从来正邪不两立,邪不压正是武侠的根本原则。然而,金庸试图从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实的层面上,来考察“正邪”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这种正邪的辩难在他从前的作品中已经出现过,譬如亦正亦邪的人物夏雪宜、黄药师等。但是,这些人都只是“个体”,把它放到群体和社会的范围来考察,探讨正邪与人性的关系和转化,则是至《倚天》始大成。当时这样的小说,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杀人无数的金毛狮王竟与正派主角张无忌感情深厚,张无忌又当上了被认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并与敌国的郡主赵敏发生恋爱,而正派的灭绝师太刚愎好杀,周芷若暗藏心机……金庸后来解释说:“在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这种“正邪转化”的观念造成金庸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与复杂性,而在他写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参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里,殷素素、杨逍、赵敏这样的形象,远比正派的张翠山、张无忌父子令人喜爱而印象深刻。也许,这类在性格上不失真诚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约束,有任性放纵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实恰恰是武侠小说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他们身上,既体现了武侠小说放纵性情,超凡脱俗的魅力,又体现了武侠小说对抗法治,滥杀无制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放纵”是武侠带给我们的一个梦,也是武侠最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到底武侠能够将这个梦发挥到什么地步,又需要什么底线为限制,事实上,也是武侠小说至今仍然面临着的问题。

    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赵敏和周芷若,金庸以为,都是心机太深而不讨人喜欢的。不过,这部作品中描写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却是男子之间的情义。张三丰的武当派成为金庸笔下最富有温情和人性的门派,也为武侠小说世界里所少见。

    而后来金庸修订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太过肤浅;经历了更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他感伤地道:“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从《神雕》到《倚天》,说这几部武侠小说为《明报》打稳了基础,应不为过。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却是依靠它的社评——之后,《明报》成为华文报纸中的著名大报,金庸和他的社评起着决定性的关键影响。

    1962年,正是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中国民众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生存困难,在饥饿的逼迫下,大批大陆人,特别是广东一带,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当时香港居民已经有三百多万,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带来的压力,为了缓和越发紧张的港内经济矛盾,香港当局用强硬手段将大陆移民押运回深圳,但是仍然无法阻拦移民持续大批涌入。这便是香港历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报》保持着平静和观望的态度。对于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随后,事情越来越大,《明报》也开始以比较客观和淡漠的态度来做少量一般报道。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采写新闻的记者们深入底层看到移民的悲惨生活时,都异常激动,要求对移民给予更强烈的关注和帮助;金庸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真实报道这桩事件一切真相,并争取为移民提供帮助的决定。《明报》在这场移民潮中,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资,对移民给予了大量同情与援助。

    但是在态度上,《明报》则站在港府一边,金庸认为,对于整个香港的实际利益来说,大批移民的涌入,无疑是一场灾难,假如不予解决,便会给港民带来极大灾祸,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并批评大陆政府对移民潮的纵容。这便与《大公报》的左派立场产生了分歧,《大公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批评金庸与《明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自移民潮和笔战《大公报》之后,发行量从一万几千份上升到四万份,报纸也由小报规模扩展为两大张。

    《明报》事业稳定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事业也随之并进。1963年,他在《明报》上连载,这是他结构最庞大,人物关系最多样而复杂的一部小说,非具有强大操控力不能为。

    连载期间,金庸受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并预备顺便在欧洲做一次长途旅行,而此时尚在连载中,不可能长期停载,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决定找人代笔,这个人便是著名武侠、推理、科幻小说家倪匡。倪匡对金庸推崇备至,曾经说过“没有人可以代写金庸小说”。于是,金庸找到倪匡,而当时在场的还有著名作家董千里先生。

    金庸当时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去自由发展。”

    倪匡自己说他当时的想法:“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了别人,或许会生气。但我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而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洁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而倪匡的想法是:“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我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董千里先生文字之简炼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我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于是“代写”之事,终于敲定,倪匡虽得了这个“自由发挥”权,但是自言写得也是战战兢兢,等金庸欧游归来,大概写有六万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响原著进展的范围内,后来修改时,金庸为保持他本人一贯风格统一,征得倪匡同意,将这一部分完全删除。不过倪匡为人,喜出奇招,见到金庸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他说他讨厌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如此说来,倪匡代写之时,必定还是有其任性发挥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则是其中影响全局最大的一处了。

    金庸无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围绕阿紫眼睛,失而复得,得而再还,把她与游坦之之间的情爱纠葛写得更加动人,“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竟成一个意外收获,金庸功力,可见非凡。

    后来倪匡一直以此经历为得意,曾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其实倪匡本人,作为小说家也享有盛名,这样一副对联,只是表示他对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为了适应面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的需要,金庸创办了《明报月刊》,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标榜“独立,自由,宽容”。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抓住了这个时机,发表大量报道和评论来详细讨论“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质,并以其准确的透视力和预测力成为“中国报道权威”。金庸也成为与左派对立的右派媒体代表,而赢得“香港第一健笔”之称。

    1967年,在“左”倾思潮和“左派”势力影响下,香港的劳资纠纷逐渐扩大成为与政府和社会对抗的暴动事件,这就是香港的“六七暴动”。而金庸也成为“左派”攻击对象,不得不远走瑞士避难。然而,祸福相因,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也从五万份激增到八万份。

    “六七”之后,香港政治经济趋于好转。金庸开始投入发展明报事业。此后金庸在《明报月刊》之外,又先后增办了《新明日报》星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纸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明窗、明河、明远三家出版社,把《明报》拓展成一个报业集团。其中,《明报周刊》以娱乐周刊起家,在著名娱乐新闻采写人雷炜坡手下蒸蒸日上,成为明报集团除《明报》外赢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龙死亡事件后,已稳坐香港娱乐周刊的第一把交椅。

    而《明报》手下,更是人才济济,如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司马长风、孙淡宁(农妇),张续良、胡菊人、王司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梦妮等,皆先后在金庸麾下冲锋陷阵。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识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处;有“识”——眼光远大谋划全局;有“度”——宽宏大量不计小怨,尤其为人所称道。

    《明报晚报》前身为《华人夜报》,20世纪60年代末创办不久后金庸便把它交给了王世瑜。据《明报》老职员说,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但这个信差,聪明勤勉,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而到最后,更被升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二。但是由于办报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对,争执之下辞职,转投《新报》。当时他年少气盛,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语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王世瑜自办《新夜报》,大赚一笔,赚钱后便卖掉报纸,举家移民加拿大。金庸听说他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重新加盟《明报》,任《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重新收归旗下。王世瑜后来对金庸的评语是:“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他辞退过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的同事对他都很尊敬。”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林三木在《明报》,起初只是资料室的小职员,得到金庸赏识而被保送到英国留学,归来立刻出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总编辑潘粤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报》,林三木又升任总编,恰值股市狂潮,《明报晚报》时为全港独一无二的经济报纸,于是一纸风行,销路达好几万份。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头,另开事业,最终脱离《明报》,自创《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林三木对于金庸,太过忘恩负义,然而,金庸却反而替林三木辩解:“人望高处,水望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后来,在许多宴会场合,金庸都会遇到林三木,他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不似一般老板直呼旧职员的名字。

    这段期间内,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顶峰。

    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件金梁“笔战”的往事,可以说是两大武侠作家在创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署名佟硕之(后来知为梁羽生的笔名)。这篇文章比较了金梁作品的异同,说: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随后,在分析二人各自优缺点的时候,此文对于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评:

    “武”的方面,其一,情节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时便不免于不合理情节,而有些更是伤于人物,并非必要。(当时金庸尚未写到段誉身世之谜,故而此文将木婉清和段誉的恋爱以为果然乱伦,于是也算在其中。不过段誉身世之谜太过离奇巧合,纵然梁羽生后来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诟病。)

    其二,诗词修养不够,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学上的毛病,如的回目不合古典诗文平仄,《射雕》中黄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其三,一些武侠技击写得太过离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脉神剑这样的设计,已经近于神怪之道。

    “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例如《无龙八部》中,金庸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乔峰为英雄,不知为何。

    “情”的方面,金庸的爱情描写较为单一,常常发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恋爱,没有深厚的心理基础。

    金庸对这批评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没有提起,但是对于梁羽生批评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邪正不分”这点上,金庸当时显然是不服气的。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他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小文《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虽然含蓄,却可看出是对《合论》的一个回应。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也可看出金庸在创作武侠时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说: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剧、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从这篇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创作期间对于武侠的态度:对他来说,武侠小说只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他致力而为的,也只是提升这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已。他想要写的,不过是“求美,求感动人”,而不愿意将它纳入教化体系而成为苦差。之后他在里对于乔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对这个观点的一个阐明:当时梁羽生没有预料到,被他批评过的乔峰,身上的异族血统和暴烈个性,使他的个性和面临的处境更加深刻而复杂,而最终乔峰(萧峰)以杀身取义之行为,用自己的生命为宋辽换得短暂的和平,更使他的形象升华到金庸笔下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英雄之位。在乔峰的身上,契丹和汉族的混淆倒置,反倒使这个人物跨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而具备了更高的意义。

    为陈世骧评为:“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写“情孽”写到极致的一篇小说,也是他对于“情”的一次探讨之旅。在这部书里,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矛盾,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困扰,而金庸用来解决的方法,则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脱——一些人物因为深受佛法熏陶而拥有心灵平静和完满人格,获得幸福圆满的结局,例如段誉、虚竹;一些人物则在忏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脱。甚至,这本书里,几个最大的“恶魔”,都获得了在佛法中悔过的结局:如慕容博、萧远山、鸠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然而一方面是体悟与升华,忏悔与救赎;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变与痛苦;在无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两类人不能为佛法所超度:一种是如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大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为心中的问题寻求简单的答案,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悲剧的代价;另一种是阿紫、游坦之间或慕容复这种执著于“情”或“欲”的凡人,他们宁愿选择与他们的爱情或者欲望共生,或者共灭——阿紫与游坦之选择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誉也放弃将慕容复接至大理的念头:“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

    这样纠缠转化,难判难定的爱欲之谜,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20世纪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趋于成熟,创作因为摆脱经济压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对于人性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思考。这个阶段他写出了他的最后两部长篇:与。这两部长篇小说无论在新派武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创作史上,无疑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写作的动机,金庸曾这样说过:“写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影射攻击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说,他想要做到的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历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这样的写法,正要阐释,这本书里所写的,不是一朝一代的兴亡离合,而是主宰中国三千多年的普遍欲望。

    这是一部关于“权力”的小说,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个“权力”的旁观者,他对权力没有欲望,然而却置身于许多权力斗争的中心,参与了华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许多门派的权力之争。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幅政治旋涡中的人物长卷:贪婪者为权力欲控制而堕落为恶;弱小者为强权迫害而身家难保;上位者为欲望迷惑,失权夺权皆如一梦;边缘者为权力播弄,求离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出灭门破家、夫妻怀恨、师友相残的悲剧。的正邪困惑,在此发展到极致:一旦被贪欲所控制,无沦是“正派”还是“邪教”,都无法逃脱这一人性的枷锁,左冷禅、岳不群、东方不败、任我行,无论怎样的君子掌门,英雄枭杰,都为了权力二字,成了自己欲望的可怜、可悲、可笑的牺牲品。有人说,读《笑傲》令人心冷,诚然。而令狐冲,则是在这场悲剧中,几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动的人,最终得以退出旋涡,携爱隐世。然而,这种退隐的代价,也是他失去了本来如同亲人般的师父、师母和满门师兄弟,失去了曾经深爱过的小师妹,失去了许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长,在令狐冲和任盈盈终成眷属、曲终奏雅的另一面,是无可奈何独善其身的悲凉。

    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而一出,则在读者中掀起一场大骚动,甚至有许多读者写信来提出这部书是否金庸所写的疑问。金庸自己觉得:“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它是历史小说。”最令人困惑之处,便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已经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大英雄大侠客,而武林在皇权和官府面前,也显得异常无力,“武侠”的英雄气概,洒脱胸怀,一下子间,仿佛被颠覆掉了。

    这个主角韦小宝,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一个“市井小混混”。他经历奇特,但是本质平凡,与从前的侠客们相比,他不具备远大志向和高尚品格,人生目标非常简单:第一,生存,第二,金钱与美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违背一切理想原则,却符合一切现实条件。他虽然不符合武侠的国家理想,却满足了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权力、成名……他虽然在“道德”上,违背了许多侠客的基本信条,却因为在“人情”一面异常周到而讨人喜欢。因此,甚至连金庸自己都难以对这个人物进行定位了。他写《韦小宝这小家伙》,既承认他身上可爱重义气一面,又强调他违反道德的一面。而他对于韦小宝的态度,恰恰体现的便是这种“道德”与“人情”的矛盾。他既称韦小宝为“这小家伙”,口气自然是异常爱护:“我写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但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庸已颇有道德教化之心,对于人性与现实之外,需不需要承担道德职能,显得动摇困惑起来了,所以又要强调: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

    作为小说家来说,金庸本不必承担笔下人物的教化功能。当年回答论难时所理直气壮地坚持的“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来已经有所修正和改变。后来他封笔多年之后,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冲,不要做韦小宝,则更是以说教代小说,作为文化名流,这样的号召本无可厚非,但是身为人物的创造者,还要做出这样的号召,就不免显得虚弱无力,顾盼踌躇了。

    这其实是武侠小说长期面临的一个质疑:武侠是不是在“诲淫诲盗”?武侠小说自出生始,是否要为其中的负面因素负责?读者接受作品中的什么,跟作者是否有关?当金庸是个商业性作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些,只在意自己的创作艺术;但是,当他一旦成为社会名流,被尊为武侠大宗师之时呢,他是否会改弦更张,皈依“正”途?

    我们无法猜测金庸当时和如今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开始将他本来所轻视的武侠创作当作正经文学来对待,或者至少,尽管他仍对通俗小说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轻视,认为武伙小说本身“算不了什么”,却也在试图使“金氏武侠”成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侠小说的存在。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然后,金庸用了十年的时间,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侠之外,金庸对于“历史”和“学识”非常执著。当年《金庸梁羽生合论》批评他在文史修养方面的不足,金庸当时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订的时候,他便十分在意。中的回目被重新写过,而《神雕》中黄蓉唱曲的部分,虽未删除,却多加注释解说。《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诗词加以重新写过,而金庸对于历史考据的癖好和为此加上的许多注释,则几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中,对于人物形象完全虚构的建宁公主实有其人的考证,就颇不必要。但是,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历史感的增加,对小说的艺术水平有所补益,例如中加入大篇幅关于历史的思考,成为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而李自成纵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写得尤为沉痛,常被认为是一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除去删掉中倪匡代写的文字外,在情节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一种是对于过于离奇的情节的删减,如中的“玉面火猴”,中的“捕捉血鸟”、“蛙蛤大战”。另外一种是对于故事发展因果和人物行为的再解释和再叙述。如铁胆庄周仲英杀子一事,由原来的小儿周英杰受千里镜诱惑告密,周仲英为义亲手杀子,改为周英杰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误杀亲子。旧版中这个情节,与梅里美的小说中某情节很相似,金庸或许是因为此原因才将它改去;但是这样一改,固然消减了原来的残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这个情节失去了原来的冲击力,显得颇为多余。又如中,杨过的母亲本为捕蛇少女秦南琴,为杨康强暴生子,而杨康所爱的穆念慈则在杨康死时自杀殉情。新版则改去殉情一节,将她们二人合而为一,使情节更为紧凑,但也有人认为,却使这段情孽失去了旧版的哀婉动人的色彩。

    旧版新版优劣之争,历来是永恒话题,争论不休,大家往往以各有千秋的话来调和。而论实际喜爱,则大半与感情有关,以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先入为主。金庸在报纸上连载时的老读者,便大多钟情旧版,认为旧版率性而来,生动自然;而读到出版版本的金迷,则多钟情修订版本,觉得新版用心良苦,严谨精密。

    到1982年,金庸作品集全部出齐,金庸将他十四部长篇每篇取首字,自撰一联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包含他十四部中长篇小说,依次为、、、、、、、、、、、、、,再加他惟一的一个武侠短篇,共十五种三十六册。此时,金庸五十八岁。

    有趣的一点是,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的主角,为生于海宁世家的书生侠客陈家洛,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的主角,则为生于扬州妓院的小混混“反侠”韦小宝。尽管两人个性、品格、成败都完全形成鲜明对比,却都是出身于金庸所眷爱的江南,而金庸的武侠生涯,从写“书生救世”到写“玩世不恭”,也始于斯而终于斯。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他要重拾侠笔的传闻,以及他也曾说过,有写一本历史小说的打算,但是,最终都再也未成事实。

    随着《明报》事业蒸蒸日上,武侠小说风行于世,中年以后,金庸成了社会文化名流,于新闻界与文艺界皆有重要影响,也是大陆和台湾都想结交的文化朋友。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金庸数次受邀访问台湾与大陆,与政要进行会谈,并渐渐参与高层政治活动。

    1973年,金庸应邀访问台湾,与蒋经国、严家淦进行会淡。当时他声称自己是以《明报》新闻记者的身份,而非《明报》社长和武侠小说家的身份。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会谈中涉及问题,皆是关系到海峡两岸未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回港之后,金庸在《明报》上连载了他的名为《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旅行散记,记录了他在台湾的见闻,也阐发了他关于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思考。

    “文革”结束,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明报》密切关注大陆的改革政策,大量报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表示了支持。因此,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大陆。

    在人民大会堂,金庸与邓小平进行了长淡。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与明察,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中国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会见过邓小平后,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家乡。故人相见,自有一番感慨唏嘘。而后,金庸游览各地风光,饱赏了许多他曾在笔下描写过,却长期无缘得见的奇丽景色。在新疆天池边上,他惊喜地从维吾尔族孩子的手里,看到了他曾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陈家洛冒着生命危险为喀丝丽采来的天山雪莲,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块钱买了两朵,带回香港。

    其后,金庸频频涉足高层政治活动。1984年,他再度应邀访问北京,与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会谈,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看到大陆的经济与民生状况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后,《明报》对大陆的态度开始从对立向友好转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报道,对大陆的感情倾向也改为褒多贬少。

    在和邓小平、廖承志等人会谈之后,金庸逐渐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态度,并决定通过自己和《明报》的力量,为香港回归祖国尽力,投身于香港回归祖国的事业之中。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成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对于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坛,金庸的解释是:“我认为我应该为我所爱的香港出一番力。我于1948年来到香港,身无分文,此后在这里成家立业,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我的实在极多。我在香港社会中受到爱护尊敬,能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觉得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派别林立,各执己见,争吵不休。基于他的一贯立场和“报答香港人”的愿望,金庸始终在寻求一条调和的道路,既坚持为香港六百万人谋福利,又不损害回归事业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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