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谁说草木不通情》，里面写了这院中的柿子树和梨树。尤其是写了那棵被冠华拯救下来的梨树。我对这两棵树倾注了许多深情！后来柿子树北边垂在我们卧室窗外的那大枝干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断裂了。这枝干自从挂果以后，不管大年小年，它总是结出一对硕大的并蒂柿，从青绿到橙红，就挂在窗前。冠华视之为珍宝，谁都不许碰，一直到熟透时，他才亲手摘下，还要在床头挂几天。一直到我说再不吃就要掉下，软柿子会摔烂在床上的，他才同意一人一个吃掉。
从客厅里往院中看，不知怎么突然发觉在这居住了三十三年的四合院里，最美的竟是前院那两棵大榕树。每年它们开花很晚，但粉红色的丝丝缕缕的花朵却一直可延续两个月之久。白天，那一片粉色的云雾给炎热的夏季带来清凉与柔和。晚间那成千上万的花朵散发出满院的芬芳与温馨。那种甜美的香味让人想起最纯真的爱情。它并不那么浓烈，但却那样幽雅，那样持久，那样刻骨铭心。
久久地望着从南房屋顶上弥漫出来的榕树花，我突然伤感起来。我怎么没有意识到这两棵树竟已从那屋顶往上长了足有两三层楼高了？记得十二三年前它们还刚刚长出南房屋顶大约一米左右。我和冠华坐在后院廊子上，望着那冒出屋顶的榕花，他说：“你看这榕树沿着房顶走的姿态多美！它多像一条龙。东边那一簇花组成了龙头，中间起起伏伏是苗条的龙身，那西边是龙尾。这条龙是青春少女。自然间的万物真不可思议！”从此，我每年夏天总要望望这条粉红色的神话般的龙。后来，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不再寻找它了，因为我受不了回忆的痛苦与折磨，我必须挣脱这种失落，重新面对生活。
于是，我突然发现那榕树竟已成为两棵大树了。那条原先是身材苗条、婀娜多姿的粉龙也已从少女变成了苍劲的老龙，它不再蜿蜒在南屋的房顶上，而是高高盘踞在一座粉红色的山脊上，俯视这沧海桑田，也俯视这小院的变迁。我不禁潸然泪下。多少次努力想成为生活的强者，换来了多少宾客的欢笑。可又有多少人知晓这欢笑后面深埋的悲哀。我说不清我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许生活本身就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失败，我又何必为此而苦苦追求呢？！但我有一份珍贵的回忆，即使是过去的痛苦，当那一页成为历史时，覆盖了创伤的心才意识到真正可贵的是我有幸经历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生，使我有今天的成熟，可以面对历史沉思。
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谁说草木不通情》，里面写了这院中的柿子树和梨树。尤其是写了那棵被冠华拯救下来的梨树。我对这两棵树倾注了许多深情！后来柿子树北边垂在我们卧室窗外的那大枝干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断裂了。这枝干自从挂果以后，不管大年小年，它总是结出一对硕大的并蒂柿，从青绿到橙红，就挂在窗前。冠华视之为珍宝，谁都不许碰，一直到熟透时，他才亲手摘下，还要在床头挂几天。一直到我说再不吃就要掉下，软柿子会摔烂在床上的，他才同意一人一个吃掉。我不爱吃柿子，但这对并蒂柿却是每年都要吃的。然而这枝干突然随着钟爱它的主人去了，我少了一份触景生情的痛苦却多了一份凄凉和惆怅。再后来的一个春天，那棵被冠华拯救但在他离去之后死去一半的梨树也默默无语地死去了。我刚发现它死去时异常激动，为什么造物主要夺去我这点点滴滴的回忆！时间长了，我又忽然悟出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冠华神灵犹在，它有意迁走了那结出并蒂柿的枝干和这半棵梨树。他不忍看到我受回忆的折磨，他要我摆脱阴霾，坚强起来。
可现在，在他离去十年之际，我又记起了这两棵榕树，那不也是冠华拯救的吗？1974年，冠华迁入我家这院子的时候，当时的外交部保卫部和总务司为了部长的安全建议改造大门，把原来的漂亮大红门封死，从前院临街房屋打开一个新的铁门，还要砍去前院的两棵榕树，以便部长的汽车可以从大铁门直接开进院子而不必在大门外下车。我自然是不赞成的。如果大门改变，这房子的结构就破坏了，而父亲当年是力主保存这院子的一切风格的。但冠华当时官大，要由他作最后决定，而我料想他不会同意。果然，他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毁掉这四合院的结构简直是犯罪！”他说：“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哪里有那么多敌人！谁会来杀我？共产党的官为什么怕见到群众？！”他说：“这么两棵漂亮的树怎么可以砍去？！”总务司、保卫部只好让步，此后，除了有时从车库上车、下车，一般地他早早晚晚都在门前下车，与街坊邻居打打招呼。那时胡同里年龄稍长的男人称他“乔老爷”，年龄稍长的大妈大娘们一般都不直接和冠华对话，她们称我“妞她妈”，叫冠华“你们老头儿”。直至今日，胡同里一些老人们仍会拉住我的手絮絮地念叨当年“乔老爷”进出胡同的情景。
我从回忆中醒来，不觉深深地叹息。这一切难道是真的？悠悠岁月已流逝了二十个年头。望着镜中的自我，不论人们如何称羡我“永葆青春”，我知道那是我的精神在支撑，而无情的岁月毕竟留下了比比可见的白发和缕缕的皱纹。我又想起当年冠华的花白头发几乎也是这样，而我那时却是满头青丝。有朋友建议冠华把头发染黑，他大笑，说他不干这蠢事。冠华说周南形容他的头发颜色是“Romantic Grey”（浪漫的灰色），他特别欣赏。又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根白发，大惊小怪地对冠华说：“不得了，我有白头发了。”他却“幸灾乐祸”地说：“好极了，最好多一点，你也变成 Romantic Grey。我们的颜色一样了，我更高兴。”如今，我真的变成 Romantic Grey了，可冠华又在哪里？打开我珍藏的檀香木盒子，取出冠华溘逝后我托吴蔚然院长替我剪下的他两鬓的两缕灰白头发，这是我唯一保存的冠华身体的一部分。我默默地对他说：“快了，我也快是你喜爱的颜色了。”
前些天，冠华的老友宫达非同志劝我要活得洒脱一些。他说冠华逝世已十年了，我不能总是折磨自己，对他难以忘情。我说这些年以来我好多了。不过感情这种东西是无法用理智去控制的。我也希望更洒脱一些，忘却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把对冠华的记忆埋得更深一些。我说今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想写一篇长文章，把他和我的故事告诉人们。然后我希望此后的十年我能活得更轻松一些。
于是，就有了纪念冠华逝世十周年的下面这篇文章。
最后的中秋夜
1983年9月22日北京医院乔冠华病历的最后一页如实地记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83－9－22 上午神志不清，不会讲话，叫不应，尿床，昏迷状态，口唇发紫，呼吸28，心率120，吸氧。
用药后9∶00神志清楚，叫能应，点头或摇头。9∶40何英、朱大姐来看时，神志清楚，还笑了一下，走时还招手告别，并从夫人手中喝了几口白蛋白。
9∶45呼吸减慢。9∶50呼吸停止，作人工呼吸，请麻醉科高主任插管，维持呼吸，给氧。
10∶03心脏停止跳动，两侧瞳孔放大，抢救至10∶40a.m.心脏按摩十分钟仍无效而死亡。
死亡原因：晚期肺癌，呼吸衰竭。
抢救时，顾主任、钱主任、沈主任、李护士长及部分护士同志参加。逝世后，由郭副院长及钱主任送至太平间。
病历中最后的句号成了冠华轰轰烈烈一生的休止符。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他带走了我对他的爱，也带走了他的许多未了之情，未诉之冤。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孤寂，也留给我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要把他尚未来得及说完的话告诉始终在关心他和我的众多善良的人们。
直至今日，每当中秋节来临，我总禁不住心的颤抖。街上的月饼也总引起我对十年前那个难以从心头抹掉的中秋之夜的回想。1983年的9月21日晚是冠华在人间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恰巧是那一年的中秋之夜。他已多日断断续续处于昏迷状态，我也已忘记什么是睡眠。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一盏孤灯下守护着随时可能病情剧变的他。白天，我请司机老张从北京饭店买了两块月饼，我知道这是我同冠华共度的最后一个中秋夜，我多么希望他睁开眼再看看我，也看看他一生最喜爱的月亮！
半夜三点多，当我趴在床沿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时，我感觉他无力的手在抚摸我的头发。我猛醒过来，抬头看，冠华果然微微地睁开了眼，张嘴想要说话。我为他擦脸，喂他喝了几口水，此时他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举手要我坐在床沿边的椅子上。他握住我的手，竭力想说话，却只有喉头沙哑的声音，不能成语。我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尝尝。”冠华都听懂了，艰难地微微笑了一下。我把切开的月饼送到他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饼，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指指我要我吃。我把他刚刚碰过的地方咬了一小口，却难以下咽。冠华此时又在挣扎着说话，他用颤抖的手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嘴唇不断在颤抖。我趴在他唇边，听到他喉咙里的声音说：“你……我……十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他又用手比划，加上十分微弱的含糊不清的嗓音，我听出他的意思是说：“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我见他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当我用手巾替他擦汗时，我猛然发现他眼里滚动着的两滴晶莹的清泪正悄悄地滴在枕上。他是个坚强的人，一生很少流泪。此时此刻，他知道诀别即在眼前，他难舍我们十年的患难情意。我知道他有千言万语，此时却无法说出来。我强忍泪水，伏在他耳边说：“我一切都知道。你会好起来的。不要说了，你想说的一切我都明白。”冠华宽慰地点点头，不久又陷入昏迷。
我望着昏睡状态的冠华，想起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一切。那是他最后异常清醒的一段时间。许多朋友知道他病危纷纷赶来看他。当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走进病房时，我凑在他耳边对他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
在此半年多以前的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央曾委托习仲勋、陈丕显两位同志在中南海约冠华与我谈话。会见十分亲切，他们谈了许多往事。习、陈两位又详细问了冠华的病情。最后，仲勋同志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丕显同志讲到他本人受过的不公正对待，并说：“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作工作。”他们两位还征求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他发挥作用，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定了。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癌症已经扩散，但他说虽然他病了，但他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听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最后冠华被安排在对外友协任顾问。因为有仲勋同志半年前那一段谈话，所以我以为冠华还会有话要对仲勋同志讲。但没有想到他只是微笑着对仲勋同志打招呼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我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我知道他的心是坦然的，也是凄凉的。
我送仲勋同志离开病房时，走廊里聚集了许多朋友。此时夏衍同志从门口急匆匆拄着拐杖走过来。我马上请夏公先进去。冠华见到夏公脸上泛起一阵喜悦。他拉住夏公的手，不等夏公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段完整的话是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我知道在他弥留之际的半夜对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是1976年的冤屈，他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不论这两次的斗争给了他多少磨难，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却一片丹心，始终不渝！岁月的流逝不会使冠华的一片丹心黯然失色，反而会越来越光照人间……！
冠华逝世的当天下午，他的老友胡乔木同志从外地发来了唁电。我当时读着电文，禁不住泪如雨下。那些年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从未去找过身居高位的老友。但他们毕竟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乔木同志是深知冠华的。他当时的唁电全文是这样的：
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
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
九月二十二日十五时
后来的丧事一言难尽！尽管半年前，习仲勋、陈丕显同志已当面代表中央与冠华谈过话，讲清了一切，某些有关部门及某些人却仍在悼词评价、登报是否发表照片以及骨灰安放位置等等方面一再想要制造困难，压低规格。当时，对外友协的领导还是力争按原则办，但却僵持不下。我对这场争议感觉麻木。冠华的逝世已使我痛不欲生。对于这身后的一切，我已看得很淡。我也不懂为什么活着的人对一位已作古的逝者还要如此纠缠。最后友协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是说“冠华一生，无需他人在他身后评说。历史和人民是最好的见证。我不想在我痛失冠华之后去争论悼词的每一个字，或报纸要不要登照片。冠华已超脱这一切。他也不会要我去为此斤斤计较，吵闹不休。但我自然也不会同意在他不能为自己说话时任人摆布地去贬低他。既然有争议，那么我建议，一、取消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改为家属自办的遗体告别，老乔生前的朋友可自愿参加；二、不必去搞悼词和评价这类书面东西因而正式公告也就暂不登报；三、骨灰不存八宝山，由我自己保存。”有些好心的朋友劝我，别的还可以按我说的办，只是报纸还是要登的，因为那是“政治待遇”，登了对我今后有利。我说：“当初与冠华结婚时，面对那么多流言蜚语，我们两人就说过如果能当平民百姓，多么自由！如今冠华已去，我今后是一介平民，不需要‘高干遗孀’的头衔，更不想凭借冠华逝世登报纸这点余辉度我余生。今后的路由我自己来走，我会活得无愧于冠华的。”经过一番周折，我的意见胜利了。因此冠华的逝世只在9月22日当天由新华社发布了一个四十字的通告，当日对外广播，23日见报，以后的正式新闻稿由于意见不一和我的坚持没有刊登。开始一段时间，许多人的确不理解为什么冠华逝世之后只有这四十字的客观报道，没有生平介绍，没有评价。我不得不向问及者解释。如今，时间匆匆过去，在历史的长河里，多少人默默无闻地告别人世，却永远留芳人间，为人们所追颂。又有多少人曾办过轰轰烈烈的后事，却早已为人们所忘却，甚至唾弃。谁又会记得那篇悼词中的褒或贬，只有一个人一生的奉献最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对当时的决定始终无悔。冠华自己留下的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对他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何必还需他人来评说？！
10月25日，对外友协主持了冠华遗体告别仪式。冠华生前的各界朋友来了六百多人。因为免去了官方安排仪式，因此来者大多是自愿来向他告别的，气氛真挚、悲切。对我来说这是心灵最难忍受的痛苦。整整三个多小时面对再也不能说话的亲人遗体，这种折磨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北京的10月本应是金秋时节，这一天却从清晨起就淅淅沥沥秋雨霏霏，上天与我同悲，更增添心头万般凄楚。仪式之后送遗体去八宝山。送的人很少，除了家属和友协的人员大概只有一位很特殊的送灵客人，那是陈毅同志的女儿从军。我没有想到她会去，但她说她哥哥昊苏因重要会议不能去送，关照她务必送冠华到八宝山，因为冠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我十分感动，自然也想起冠华生前多次对我讲过的他与陈老总的情谊。冠华多次对我说，陈老总是他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说老总襟怀坦荡，毫无私心。他对同志真诚、恳切。老总身居高位，对下级平等相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判断或做法不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下级承认自己的失误。冠华给我讲了以下这段他终身不忘的历史：1958年陈老总来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长。当时部内正在搞反右倾运动，冠华是重点批判的对象。陈老总初来时听信了汇报，认为冠华是外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部党组连续开会批判冠华，说得都很重，因为1957年时冠华就险些成为右派，那时他被批判为裴多菲俱乐部主要成员。后来是因为周总理保了他，没有打成右派，否则他的才华早在当时就会被埋没。没料到一年后出了庐山会议接着批右倾，他又成了目标。陈老总在党组会上曾经批判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最后，冠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冠华对我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了。有些人本来关系很近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冠华，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他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里知识分子成堆，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骜不驯。老总说他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的汇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冠华不要计较。冠华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从此他们成为工作中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不谈的挚友。1971年陈老总处于逆境，肠癌手术后住301医院治疗。当时的301为林彪集团控制，医护人员对陈老总态度极坏。冠华这年5月下旬因咳血肺结核旧病复发也住进了301。此时已是珍宝岛事件后柯西金与周总理机场会谈决定中苏开始边界谈判，冠华被任命为中方团长，从而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时能看到各种文件，因此也能把很多信息告诉陈毅同志以及当时处在监护住院治疗的廖承志同志。有时冠华还让司机偷带些酒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人性格如此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
这年7月，冠华出院，陈老总还在医院。9月13日，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冠华是最早知道的，因为当时总理召集会议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会议中途，消息传来，林彪座机坠毁温都尔汗。一时群情激奋，《人民日报》的崔奇同志坐在冠华身边，抄录了一首短诗：“黄沙有幸传喜讯，白铁无辜焚佞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崔奇同志给我写了个说明，其中说：“后两句是杜甫的诗，因冠华曾在1963年7月写的一篇反修文章中引用，受到主席称赞，故我拿给他看。他看了会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另写一首打油诗和之，七步未止，四韵俱成，我那几句实为抛砖引玉之砖矣。”冠华历来在情绪激动时也喜欢作几句诗。于是他当即仿唐人卢纶诗句略改数字，出成新意一首，回赠崔奇：“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后来郭沫若同志读此作，赞不绝口，书录后赠冠华：“唐人卢纶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知乔冠华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应命，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庆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1973年郭沫若。”
冠华得知林彪下场的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赶到301看望陈毅同志。他兴奋地对陈老总说：“老总啊！出了大事，也是好事！还是你常讲的话应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现在，我有纪律在身，不能尽情告诉你。中央很快就会传达的。”陈毅同志十分激动地说：“老乔，有这几句话就够了。党有纪律，不该现在说的你不要说。”
这年11月，中国进入联合国，举国欢庆。主席、总理推荐冠华出任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总理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去机场送行。行前，陈老总设家宴为冠华送行，在座的还有叶剑英同志和王震同志。陈老总语重心长，谆谆嘱咐冠华任重道远，多加保重。但是，第二年（1972）秋天当冠华再去联大开会时，陈老总已离开人世八个月之久。想到一年前与陈老总的欢聚，如今已成故人，冠华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在他出发前夕，写了下面这首诗，悼念他敬重的陈毅同志：
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
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
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冠华后来加注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与陈毅同志住‘301’朝夕相处。‘九一三’事发，皆大欢喜。71年10月底11月初，陈总邀叶帅、王震及我共饮甚欢。不久，陈病复发，1972年1月6日去世。”
后来，大约1981年时，南京军区写作组撰写《陈毅传》时，其中外交分卷“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鲁（陈毅同志的幼子）带写作组访问冠华的材料。冠华说：“我能为这本传出点力，也是为陈老总最后作点贡献。”
陈毅同志的孩子中昊苏最长，我想他较多知道他父亲与冠华的不寻常友谊，因此嘱咐妹妹从军代表他送冠华最后一程。
三天后的10月29日，我去八宝山领回冠华的骨灰。奇怪的是那天不仅阴雨而且刮风。我把冠华的骨灰安放在我的卧室里，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的黑色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聪设计，苗子写字：一面是“冠华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订做这个骨灰盒时，大理石厂的领导得知是为冠华做的，破例为他特殊加工赶制。工人们听说后自愿三班倒。我送去夜餐，车间主任说：“你不必客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乔部长，他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做的。”最后付款时，工厂不肯收描字所花的金箔的钱，厂长说：“这一点金箔是我们大理石厂全体工人对乔冠华同志的一点心意，感谢他为国增光，人民会记住他的。”当时我感动得泪如泉涌。几年来，这样动人的事一再涌现在我所到之处。感触之余，我更理解冠华深信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时，似乎一切都已结束。所有的矛盾随着冠华的化为缕缕青烟似乎也画上了休止号。当我一周后踏上南去的列车离开北京时，除了陪伴冠华到最后的司机张凤午之外，大概没有一个人还记得我要走了，因此也没有一个人来送我。当老张对此表示愤慨时，我不过凄清地一笑，我说：“大概这就是世态炎凉吧！”
我当时离开北京是因为心力交瘁，也因为这院子引起的种种怀念使我神经几近崩溃。我去上海是因为没有别处可去，也因为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我要回到黄浦江畔去追思那过去的岁月，寻找我后半生的起点。
那年的上海冬天又阴又冷。我无数次在蒙蒙细雨中、凄苦的寒风中徘徊在外滩的江岸，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我和冠华共同生活的短暂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