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我第二次见到冠华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个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总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级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达成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苍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去了。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慨！
再后来，我和冠华开始了最初阶段的接触。从现象看那是一段我们性格的冲撞阶段。我一个小科员竟多次顶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领导，这在大机关里是很难容忍的。但我当时刚刚离开学校，确实很不习惯官气很重的政府部门中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的风气。奇怪的是，对于冠华和我来说，这种冲撞恰恰使我们超越了等级的悬殊，年龄的差距，达到了一种共鸣，迸发了初始的朦胧的感情。最初发生的一件使冠华很生气的事是我没有按我父亲的嘱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给他。1971年秋，父亲的这部巨著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全书著作的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父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柳文》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友，其中有两册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套书送到他们两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年，对部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所闻。我想如果我把这两部书送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说这是“用她爸爸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等到适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1949年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当时的香港地下党分批组织民主人士回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父亲的那一批正是冠华带队乘苏联轮船经大连到天津再抵北京。一路上他们已很熟悉。解放后他们也常在一起开会。因此当冠华得知父亲住院，就在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僵硬的。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
我答：“是有这事。”
程问：“书在哪儿？”
我说：“在我这儿的柜子里。”
程又问：“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送给乔部长？”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说：“没机会。”
程秘书最后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把书送给乔部长或者送到我这里。以后有这样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搁这么久。乔部长很不高兴。他还以为你把书交给我了。”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算了，我马上上来拿，你别走开。”
见到程秘书时，我请他把另一部书顺便带交姬部长。程秘书问我要不要“去见见乔部长，直接把书送给他”。我说不必了，我没有别的话要对乔部长说，他在医院里见到我父亲了。
我猜想程秘书把我这种对部长不大在乎的态度报告了冠华。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去了。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今天我去看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就问程秘书：
“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
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去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他上楼拿的并说我说乔部长已见过我父亲，没有别的话要转达了。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但是，他显然没有忘记这个傲慢的“行老的女儿”，并且伺机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人当时会放弃一个与乔部长见一见的好机会，我没有去见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觉。不久，他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场合使我很是窘迫。
这年的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代表团的团长、主要
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
“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生气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店开始到这次会上我们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以后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我当时虽然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但远不能理解压在冠华身上的重担。尽管东、西巴基斯坦这种人为的国家状况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地区性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那时我们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的机要通讯条件，向国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同时，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持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曾竭力阻拦决议的通过。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代表团与美国政府的磋商经常不是在两个代表团之间而是在中国代表团领导和基辛格之间，因为自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他已成为尼克松政府负责与中国进行最敏感问题谈判的使者。在这场印巴战争中，中美双方的立场是极相近的，双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东巴分裂出去后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当时又为了同一目的来联合国活动。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怨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会投票，我任他的会场翻译。我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同志嘱我“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事情。我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还刚开始用餐。我怕耽误时间就过去问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事情，回头冲我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
完饭来不及了？！”我没回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扭，于是我说：“我到团长的会客室等吧！”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备进里面卧室休息。我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他一怔，忘记了曾叫我等候。接着很不高兴地对我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们这些大人物吃了一个钟点的饭，叫我等你又发火。一下子，我也生气了，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间就趴在床上哭起来了。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医院护士小倪。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回北京就申请回学校教书去。这外交部的官衙门，我受不了那份气！当了官，干嘛脾气那么大。小干部就该是受气包？！”过了一会儿，程秘书拿着方案找我来了，说乔部长看完了。他劝我不要闹情绪，乔部长担子重，难免急躁，大家要体谅他。后来，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对我说：中央要老乔这次来出席联大，任务那么艰巨，他很累；又说老乔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从来都是个很容易动感情，同情别人不幸的人，听了符浩同志一番话，我觉得也许团长也需要理解，那些呕气的事就算了。
从联大回国后，由于我在亚洲司，不属冠华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触。转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关系，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当时的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中午，我和老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茶，他似乎很兴奋。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我和部长争执，都对我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厌恶他，我有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我不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我觉得这个乔部长这样才气横溢，也许他是个诗人李白那样的性格。但可惜他是个大官，因而这种性格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官气，使人无法忍受。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住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业特产的各种鲜果。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未动过其中任何一样，因为水果篮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装和绿白相间的缎带都尚未拆开。这时的客厅里只亮着沙发旁的一盏桌灯，在这足有五六十平米大的房间里，一盏孤灯散发着幽黄色的亮光，照着那画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蓝色墙壁，一切都显得那样朦胧，那样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在这幽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坐下，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脸上那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我快到门口时他又叫我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你们大家去吃，再带点回去给在乌鲁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我说：“谢谢你，不过还是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他当时的秘书。）”
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我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我见他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真是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二十七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 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父亲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父亲。1921年主席找到父亲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父亲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主席对我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主席带回湖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财政来源。1945年在重庆，父亲又直言劝主席早回延安，不可轻信蒋介石的和平诺言。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但仍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而且是个人之间真挚的友情。1963年，主席七十寿辰，父亲带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帮他学英语，从此戏称我为他的“章老师”。此后，我除了每周帮主席学英语之外，还成了主席与我父亲之间的“联络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给主席写信说我不理解这个运动，他给我赠言，要我“经风雨，见世面”。1970年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给我任务要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就这样，毛主席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外院的教改还未完成，中央来调令，要我立即到外交部报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三十六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心里只觉得空空的，好像回头看，走过的路已无踪迹，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这大半生常常为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所困扰，总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云雾般飘过天际，剩下在我眼前的总是一片空茫！一切荣辱都毕竟是过眼云烟，真正使我难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无尽止的孤独！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的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正像后来冠华说的那样，70年代不知怎么，凡是逢单的年头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战争，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1975年的印支形势变化；可是逢双却都无甚大事。作为团长的冠华相对说这一年比较轻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此时已买下纽约西区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对面的旧旅馆，改造为代表团驻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也方便许多。冠华计划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按出发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访问欧洲的主要英语翻译。
从1971年开始，周总理嘱咐每年赴联大的代表团都由民航派专机送至巴黎，他说他每年都要去机场送行。那天晚上出发前在总理的西花厅开会，散会已是十点多钟，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机场。尽管冠华一再劝阻，周总理还是去机场在飞机旁一一与全团人员握手告别。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我们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片。他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我的……
此后不多天，大约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代表团点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我接到通知后去找冠华，我多希望能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我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我问他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我订了11月8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道已积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们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气恶劣，代表团决定我们下午四点就出发。三点多钟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团长要厨房做了面条，为我们送行，要我们到十层会议室去，他陪我们吃面。我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冠华满面愁容，非常担心我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我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没料到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我们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我很紧张，马上说我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异常焦躁。他送我们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我们的同志说万一有雷，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要我回到北京送给仲曦东同志。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九点来钟，机场人员找到我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我们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我们意见说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我直觉地感到冠华在对我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着一份对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我说请报告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
很久以后，别人告诉我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华为何如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我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晚上九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叫我们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我的同伴们折腾一天已疲乏至极，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着了。我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冠华访英回国后，我猜想他向仲曦东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次到我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来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动不在家。九点多回到家，父亲的老管家高升告诉我：“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都是五六十岁。”这大约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华来电话证实他和老仲来过，想看看我。我们都在客气中流露出一种拘谨。冠华问我那个大雨之夜我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我说挺好。三百多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他说：“还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我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我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我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我个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在信封里送给他的秘书请他转交。
此后，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 love you. 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更多地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他当时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我说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尝不珍惜他给我的真情。但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牺牲。我从少年时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学著作中。在我喜欢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马的。人们大都熟悉的是改编成歌剧的，而我却是读过好几遍原著的英译本，有许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剧中都被简化了。这个作品使我震动的是玛格丽特为了爱情所付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自我牺牲。她在接受亚芒的爱从而得到幸福但却牺牲亚芒的社会成就，与放弃亚芒的爱让他因误会而恨她从而断绝恋情，去获取事业的成就之间选择了后者。为此，她毅然走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我认为这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试想我们的结合会引起多少对他声名的诋毁！无数舌头会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散布着同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爱上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二岁的章含之只是因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为了嫁给有名气有地位的乔冠华而同丈夫离了婚。谁也不会去认真问一问这是否真实。我们俩纵有千百张嘴也难以解释。我不能忍受在人们见到他的形象时夹杂在议论中的是这样的诽谤。我不能像玛格丽特那样使他恨我，但我愿在这爱情初始之时用理智把它深埋。
信送出去两天就收到了冠华的回信。他在信中极其愤慨，简直是发怒！他说他根本不听我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我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这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爱情要舍弃一切，他也完全无所谓。那才是真正无私的爱。他需要的是我的爱，不是什么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牺牲。
我不知往下该如何办。冠华仍旧隔一两天就来电话。我说让我冷静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这时，大约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终办完了离婚手续。当时，我情绪很不稳定。为这过去生活的结束既觉得轻松，又觉得惆怅。对于今后的事又实在举棋不定。我办完离婚的当天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叶文。关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因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认识的众多人中最诚挚、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个。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难还清。特别是后来她因为受我牵连挨了不少整，我无法偿还这笔债。1984年她的丈夫，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无法给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在外交部的环境中，这种升迁变化往往会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在名单尚未宣布时，她就说：“你可能要升到司里去做领导了。开会征求意见时，我很赞成。你好好干吧，我会配合你的！”我说你在部里资格比我老多了，这样安排对你恐怕不合适。她说你能力强，外语好，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我们的合作极其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我也从来都把她当做知己，任何个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谈。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真诚的友谊后来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连。因为她后来还留在部里，为了不使她的处境困难，我们虽在同一城市，我都几乎从不与她联系。凡是遇到熟朋友时，我必定要打听小唐近况。现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这一段回忆已不会再给她增添麻烦。
正因为我和小唐的友谊，因此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就把发生在冠华和我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小唐和老方从一开始就极力支持我们。他们认为冠华和我是难得相配的一对，年龄的差异不会是我们的障碍。就在我告诉小唐我已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出来，小唐神秘地拉我到办公室走廊，对我说：“你们那位老爷知道你办完手续，高兴得快疯了！”我说我谁都没有说，是谁去告诉他的。小唐说那天上午，老方陪冠华见外宾，是在当时外交部楼梯上那间最大的部长会客室。送走外宾后，老方走到冠华身边，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他。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时告诉小唐，冠华听后先是一愣，问为什么我不告诉他。老方说我可能要等情绪稳定一些就会告诉他的。接下去，冠华突然从沙发里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场春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冠华猛地推开窗户，用他那诗人的激情大声呼唤：“多美啊！这雪，多纯洁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气夹带着片片雪花冲进温暖的会客室。当时还留在屋里陪见的同志惊异地看着冠华，莫名其妙地缩起颈脖陪他在寒风中站着。只有老方懂得冠华此时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澜。
当天晚上，冠华突然在一个宴会之后来看我。我不想惊动父亲，请他进了南房父亲的小书房。冠华什么都没有说就把我搂在他怀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样亲近。我默默地流泪，他轻轻地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只要想未来。”就在这同一天深夜，实际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筐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动得不能自己，那天晚上我真正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关怀，又有着冠华给我的真情，过去那一切少年时代的孤独，青年时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时此刻都得到了补偿。我把主席送来的大红苹果抱在怀里，苹果不仅硕大而且红得特别紫艳光亮，发出一种诱人的香味。我抚摸着那苹果犹如抚摸着我对未来的梦想。很久很久，我才带着那个甜美的梦睡着。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个苹果，附了一封短信，请人送到冠华的住处，我说愿他与我共享主席对我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