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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人家里是不打麻将的。

    这话听起来很夸张，但实际上我就有这么无知。

    我念的那所私立学校，有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很相像，在家里有牌局，是很普通的事。

    所以就算我跑到同学家里去玩，也经常看到在家里打麻将的“相关设施”，比方说，一间方方正正的“麻将间”，房间正中央放着一张麻将桌，桌边四张椅子、两张茶几。

    有趣的是，这“麻将间”经常是那个家庭的“书房”，四壁多多少少有些书、挂了些画。相反的，要是发现别人家不是这样，反倒觉得怪怪的，觉得他们家“还没完工”。

    还有一件比“麻将间”更普通的事情，就是“家里大人都出去‘应酬’了”，以致我们到了同学家里，常常遇到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大人都不在，到晚上都不在；另一种就是大人都在，可是都“关在神秘的麻将间”里打牌，只有吃晚饭时，才“轰”然出现在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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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出去应酬”？

    当然就是出去打牌去了。但显然直接这样讲很粗鲁（那时候似乎也很“违法”，虽然很多人在打），于是我从小就听惯了在家里帮忙的管家，或者帮爸爸打理杂物的“老陈”在接电话时，很制式的回答：

    “蔡律师和太太都出去应酬了。”

    这个“说法”，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导致我一直到念完研究所，接到找爸爸的电话时，还会说：“他出去‘应酬’了。”

    “应酬”两个字，在我的字典里，就是“去别人家打麻将、加上吃晚饭，吃完晚饭再继续打麻将”。

    如果只是出去吃晚饭，或者吃喜酒，照我们家这种逻辑，就会很明确的在电话里直接说：“他们出去吃饭了。”虽然吃饭、吃喜酒，也都是“应酬”，但只要不包括“打麻将”在内，我就不动用“应酬”两个字。这成为我多年来可笑的“术语”之一，就像我从小听“老陈”接起电话来，一定说“蔡公馆”，造成我的答录机到现在都还沿用这三个字：“……这是‘蔡公馆’的电话录音……”常被打电话来的朋友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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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间”虽然有麻将桌，可是麻将牌和麻将灯，却总是被收在储藏室里，只在牌局开始前一小时，才被布置出来。

    这也很奇怪，因为麻将间从来就没有被拿来做过其他用途，照我懒惰的想法，就让麻将牌一直摊在桌上，岂不是方便得多？

    但显然我们家还是很“士大夫”的，不大愿意把“玩物”公开陈列。这可能跟当时的法令有些关系，但我更相信是爸爸妈妈的教育，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小孩把麻将当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一直执行得很成功。我跟姊姊从小就不准摸麻将牌、不准看大人打牌、不准帮着收牌盒。

    于是麻将很清楚的，成为“大人的事”，成为需要一番布置筹备，才能顺利进行的“仪式”。我和姊姊都只有放学到家后，才能短暂的瞥见桌上的麻将牌。

    这使得我在大学以前，都没有搞清楚过麻将要怎么打。

    讽刺的是，我虽然完全不懂牌理、完全没观摩过一轮牌局，我却“听”了无数的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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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那时候打麻将，下午四点半一定会送点心进麻将间去。

    点心的变化不大，但各家所擅长的不同，当然就各显神通。我们家通常是湖州烂肉棕、肉馄饨汤、红烧肉味煨面，或者有时候是买来的素包子。

    等到七点半吃晚饭了，麻将间的门就打开，烟雾漫出，男客们嘻嘻哈哈，揖让入席，另一桌女客则叽叽喳喳，通常先往厕所去补妆，补好才上饭桌。

    有时候有人“连庄”，设定好的“七点半”开饭时间，当然就被迫延后，这是场面就很有趣，如果是女客那桌有人连庄，已离牌桌准备吃饭的四位男客，就会踱到这四位女客的身后，吸着雪茄，审查一下自己伴侣的牌技如何。（家里若请两桌客人，通常是邀请四对夫妻。当然这夫妻是“广义”的，男客通常依照与这家人相熟的程度，来决定携带的是正房、是其他房、或者是女朋友。）

    但如果是男客这桌连庄，则女客们绝少会踱进来看牌，都赶紧趁这个空挡，补妆上厕所去了，以免泛了油的花容月貌，被众男士瞧见。

    等到众家宾客在饭桌边坐定，我们小孩也就会被要求上桌一起吃。所以家里饭厅的吃饭圆桌，向来是“载客”十二人以上的。

    这一顿饭吃下来，我起码要听十几遍的“双龙抱”、“清一色”、“海底捞”，各家牌客把刚才牌桌上的惊险画面，一一口头重播，你笑我、我亏你，听得姊姊跟我一头雾水、七荤八素，虽不能领会他们的兴奋和惋惜，但确实知道麻将牌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离开家以后，越来越长看见各种因陋就简、穷凶恶急的打麻将法，有的直接把叫来的便当拿上牌桌，边吃边当边吃牌。我在北京还见到一副黑底荧光字的麻将，是专供“停电”时继续摸黑夜战的。看见麻将牌这么赤裸裸的融入了民间疾苦，我们家以前那种手续繁复的“揖让而上桌”牌局，反而变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