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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都不会喝烈酒。

    可是我小时候就会认烈酒的价钱。

    并不是我有去酒吧打过工，而是因为小时候家里老是会收到别人送来的洋酒，根本不必喝，光用眼睛看就看熟了——

    普通一点的场合，像家里没事请吃饭这类的，客人带来的就是最起码的酒，爸爸他们惯称为“红方”、“黑方”这个等级。

    通常收到这类酒，连包装纸都不用拆掉，只要掀开顶端部分，确认一下，就立刻“归档”，唯一会被拆下来的，是送酒人的名片，方便“登录在簿子上”。

    大概一个星期之内，这些送进来的酒又会被贴上爸爸的名片，连包装纸都不用换，就再度被送出去了。

    我小时候就常常怀疑爸爸跟朋友之间，老是这样送过来又送过去的一批酒，到底有没有被打开来喝掉过？还是像戏台上的龙套一样，这一场穿红的扮我军、下一场穿绿的扮敌军，打死了再爬起来，来来去去永远是同一批人？

    如果遇上了考究一点的场合，像生日宴这类的请客，送来的洋酒就比较有变化，爸爸多半会在请客后的第二天，把这些酒拆开来“过滤”一番，在过滤以及登录的过程当中，我就大概知道了“黑方”以上的几个重要等级的价钱。

    这些酒在“礼库”就会待比较久，一直要到相称的场合，才会被再送出去。

    我知道不少人家里都把洋酒当“筹码”用，送出手即省事，价码又清楚。我有些同学零用钱不够的时候，就会从家里摸几瓶酒出来换现金。

    爸爸那个年代，男人最常收到的礼就是洋酒、领带、西装料，对小孩来讲，全部都是最乏味的东西。洋酒最容易辨认，丝毫引不起我们拆看的兴致；领带呢，“偶有佳作”，大部分时候是很无聊的花色。至于西装料，最是莫名其妙，拿在手里重甸甸的一盒，打开来全部灰扑扑，十盒摆在一起，通通灰成一片；就算有些分别，也无非就是干的水泥墙壁，和湿的水泥墙壁这种差别。虽然大伯和爸爸会稍微抖开料子、摸摸磅数、对某些名厂货也会啧啧称奇一番，但看在姊姊和我的眼里，实在觉得不可思议，不能想象有人花这么大的价钱，从那么远的英国，买进来一疋一疋这么黯淡沮丧的“粗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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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形之下，妈妈收到的礼就有趣多了，最普遍的当然是香水和衣料，都是花稍的东西，我们小孩虽然用不上，看看还是很高兴。

    我对女人爱用的几个欧洲老名牌，像香奈尔、圣罗兰这些的第一印象，都建立在他们各家的香水气味上。

    至于女人们互相送来送去的衣料，讲起来就比较伤感情了——

    在妈妈那个年代，买衣料自己去裁成旗袍，依然是太太们最主要的服装。

    伤感情的地方就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包括妈妈在内，是绝对不会把自己中意的衣料拱手送给另一个女人的！

    她们宁可再多花钱买块更贵的、可是“自己比较没有感情”的料子去送礼，也要留住他们看对了眼的那块衣料。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却大大增加了太太们“礼物流通”的困难——

    李家太太不喜欢的料子，送到王家娘娘的手里，一切正常的话，王家娘娘也不会喜欢这块料子，再转送到妈妈手里，妈妈恐怕也不会喜欢，于是这样转来转去，最后又很无辜的被送回到“肇事者”的手里，这是常有的事。一个傻样子，谁也不认得谁，女人的衣料可各有特色，越是不喜欢的花色，越记得清楚，看见第二次绝对“指认无误”，所以更不能大意乱送，万一忘了是王太太送来的，过两个月又送还给王太太，那简直是“当面退货”，太伤情面。

    于是每隔一阵子，“礼库”就会囤积几件妈妈既不想做来穿，又送不出手的衣料，渐渐越积越多，就很有那么点“碍眼又占位子，幽怨在后宫”的味道了。

    其实，这些“棘手”的旗袍料，在我们小孩的眼中，常常是像天方夜谭里的珍贵织棉般迷人。往往盒盖一打开，姊姊跟我就“哗”的赞叹不已，而妈妈却立刻皱起眉头，宣判这块衣料“出局”。原因很简单，我们小孩会觉得目眩神移的，当然都是些金光闪亮的货色，给电影里的阿拉伯公主当肚兜绝对适合，要给妈妈做一身旗袍可就再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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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爸爸妈妈那一辈的礼尚往来里，我明白了一件残酷的事情——

    要好的先生们是很乐意彼此分享一瓶美酒的；要好的太太们却绝不可能分享同一块美美的衣料。

    从小有这么多阿姨伯母们进出我的记忆，竟然从来没有两位女士是穿这同样花色的旗袍一起出现的！

    即使奢华如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都还免不了发生女明星穿了同款衣服“撞衫”、立刻脸色惨白如“撞山”的惨事，而妈妈她们竟能这么多年不撞衫，当然是高度自觉的努力成果。

    观赏这些女士的旗袍，也让我见识到即使是旗袍这么规矩严明的衣服，也能随着主角个性的不同，而展现出这么多的变化。

    旗袍裁剪得宽些长些，就很从容有致，真要绷紧了穿的话，则“斤斤计较”，让看的人坐立不安——

    像有一位上海过来的纺织大亨，他它来我们家应酬，带的都是宠爱的偏房夫人。照我们家的习惯，“正宫夫人”我们一定称之为“某伯母”、“某妈妈”；“偏房夫人”则一律不冠夫姓，只用她本人的名字，称之为“某某阿姨”。

    这套“某妈妈”与“某某阿姨”的叫法，像王母娘娘用头簪画下的天河一样，简单明了的现出了社交界的“婚姻坐标”。大人们只要一听，自然心里有数，不需进一步探问，以免尴尬，倒是我们这些负责“叫人”的小鬼，叫了好几年，一旦搞清楚其中奥秘，才赫然醒悟自己也早已加入了“阶级歧视”的仪队。

    怪不得小时候姊姊和我常会看着来应酬的客人，进行“比对”，困惑的研究着为什么“徐伯伯”老是陪伴“陶妈妈”出现？为什么“王妈妈”一定跟在“王伯伯”身边，而“翁伯伯”身边却总是配了“宝爱阿姨”？

    原來，在无限延伸的婚姻坐标上，他们各自正处于小孩搞不清楚的某个点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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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这些位阿姨伯母当中，“阿姨”普通都比“伯母”年轻漂亮，这本是不必怀疑的大自然残酷法则。

    而众家阿姨之中，又以这位纺织大亨的偏房夫人，最是艳冠群芳，其人眼睛之水汪、红唇之樱桃、身段之玲珑、旗袍之紧绷，连不到十岁的我，都常觉得“神光离合”，为她的旗袍扣子暗暗担心。

    她是极少数以“某个状态”，而不是以“某种花色”被我记得的人。

    什么“状态”呢？四个字——“剑拔弩张”！

    还好我妈妈非常漂亮，在“伯母队”中是肯定第一、胜之不武了，即使晋级到“阿姨队”去较量，也是数一数二，不用客气。

    这才保障了姊姊和我的仪态，不会像有些小朋友，初次被女人的艳光“射到”时，常常张大了嘴，像被点了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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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计旗袍的创意上，我也要给妈妈打第一名，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印象分数，因为妈妈的每套旗袍，从无到有，我都长期观察，对于旗袍外套与旗袍本身的搭配，我渐渐摸索出了一些原则——

    太花的旗袍，就用纱外套蒙住；太素的旗袍，外套的领子袖子就要嚣张些；什么时候适合滚道边；什么时候可用金扣子，看多了，也就大概知道。

    我所佩服的，是妈妈的花样层出不穷，也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也有“狐狸头绕颈、狐狸尾围腰”的，每套都是“只此一套、绝不撞衫”。

    裁剪完成之后，效果如何，倒还在其次。真正打动我的，是那种锲而不舍、再接再厉、自得其乐、自求多福的精神，让我深切体会“美丽既是天生，也是勤劳”的道理。

    我小时候偶尔会趁妈妈出去的时候，打开她的衣柜，把脸埋进“旗袍海”里面，嗅着旗袍上沾染的香水，感受一下不同布料窸窸窣窣拂在脸上的、甜腻又窒息的耽溺之乐。

    美国人曾有本最爱的小说，是费滋杰罗所写的《大亨小传》，其中有一段讲女主角把各种颜色的丝衬衫全部摊在大床上，整个人扑上去埋头温存一番。

    我最记得的就是这一段，现在想到，也依然会微微点头：“理当如此、理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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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袍也许会再流行，可是一大群女人暗中较劲、在设计上各出奇招、各找独家巧手裁缝的局面，大概不会再出现了。

    文明，本来就因为容易消失，才值得珍宝。

    我想着一套一套独一无二的旗袍，默默地以各种方式消失，直到全部不见为止……

    我也只能微微点头——

    “理当如此、理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