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忍受了这些，和随之而来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生活，不得不经常蹑手蹑脚、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谁。我们已经选择了与他们一起生活，可他们却没有选择我们。
山居良策(1)
记得有人曾告诉过我，普罗旺斯的雨季与伦敦非常相似，尽管这里的雨季似乎来得更迅猛，更集中。
遥望窗外，好像六个月的雨水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一起，瓢泼而下。粗粗的雨线从低沉得像要塌下的灰蒙蒙的天幕中坠落，打在露台的锡皮桌上溅出脆响，又顺着椅背滑落下来，从狭窄的门缝流出去，在瓷砖地的坑洼处聚集，形成一个个肮脏的小水坑。
柜台后面的妇人又点上了一支香烟，对着一排排酒瓶上方悬挂的镜子，轻轻地吐出一缕烟雾。她的头发拢在耳后，像珍妮·摩尔那样撅着嘴唇。收音机里，蒙特卡罗电台正在播送一些逸闻趣事、幽默小品，但那逗人的妙语却注定在这间房里引不起反响。
平时，一到傍晚，这家咖啡馆就会被当地工地上的工人占去大半的席位。今天由于下雨，客流大减，只有三个沮丧的顾客：我，还有另外两个人，像是被坏天气囚禁的囚犯，无精打采地盼着早一点雨过天晴。
“我们村还从没下过这么大的雨。”我听他们中的一个这么说，“从来没有。”
另一个鼻子喷着气表现出不屑，对他这种气象学家似的闲情逸致很不以为然。“你们村遇到的麻烦，”他说，“应该是排水系统。”
“哼，就是这样，也比一天到晚都醉醺醺的酒鬼市长好多了。”
于是开始了争吵，狭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里得到体现，两人都忠诚地维护着自己的村子，顽强地贬低着对方。诅咒和诽谤像山一样堆在他们能想起来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上。双方都已抛开了一切表面的礼仪，事情闹得越来越糟。如果按他们说的，法国的街灯是最难看的，当地居民的性格是最粗野的，甚至连这里拣垃圾的人也是最懒惰的。
这两个男人的坏脾气真让人惊异，所有的事物一到他们嘴里都变得那样不堪。对普罗旺斯的不同看法，或者说这种分歧引起的对立令他们精力充沛、热血沸腾；他们的声音越来越高，胳膊逐渐抬起，祖先的名字也被扯进了这场争执里，桌子被拍得山响，还不断用手指戳着对方的胸口。
我静观着事态的发展，事实上，即使是在最具有煽动性地提到一位邮递员的妻子时，也还都是论理多于叫嚷。这两个男人一定是某所大学的教授，总是巧妙地利用一些语言游戏设些小圈套，出其不意地将对方绊倒。我只能寄希望于冰凉的雨滴可以浇灭他们沸腾的激情。
我开车离开了这家咖啡馆，转了好大的一个圈子回来，他们仍然没有讲和的迹象，彼此怒目而视，随时准备攻击对方。我对这两个时常发生些摩擦乃至冲突的村子都很熟，可现在我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袖手旁观。
看上去他们嫉恶如仇，不会包庇哪怕是一丁点的邪恶。其实，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早已无力承受这场看不到结局的争论了。但我发现，很快，他们就又会从他们的朋友那里汲取知识和力量，理清思路，随后满怀豪情地将争论进行下去。显然，他们中的每个人对自己所在的村子都有着深厚的愚忠。
每一件大事都会起因于一个琐碎的细节，它意味着某种类型的轻慢，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面包铺的怠慢；一名工人半天才把他的卡车从拥挤的小胡同里开出来；当你与一位老妇擦肩而过，她却对你投来充满邪恶的冷眼。这些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这个村庄非常冷漠、缺少温情。但是，相反，如果村民热情好客、容易接近，那你也要提高警惕，因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假象，在你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你的所有的隐私可能早已上了市政府的公告栏了。
在许多人看来，如果你选择在普罗旺斯安家落户，那不用任何一个当地居民的影响，你就会开始憎恨和诅咒这个村庄了。首要的是地理位置的选择，如果选在高坡上，就会失去法国南部干冷的西北风的保护，而这恰恰塑造了坏脾气和形形色色愚蠢的小举动；如果住在低处，街道就会长期处于一种阴冷状态从而使你变得忧郁，正如村子里那些万事通告诉你的，这忧郁应该怪冬天流感的迅速传播，以及其他更多的灾难性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就在五百年前，这里曾遭遇了一场大的灾难，瘟疫夺去了所有的生命。
接下来就是建筑学所面临的问题了。“所有地方都被他们建造的节日场馆给糟蹋了”。没有足够的商店，还是有了太多的商场？是没有住处，还是有了比整个村庄还大的停车场？是让巴黎人潮水般涌来，还是留下一条空静的街道？换句话说，就像我一再强调的，我们的村落已经永远不是我们理想中的村落了。
在普罗旺斯短暂而寒冷的冬季，我们最大的欣慰，就是这时候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游客们走了，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去了，一直要到温暖的季节才会回来。家里经过一夏天的喧嚣，酒窖里已空了，花园的土地冻得像岩石般坚硬，似乎正慢慢睡去。水塘逐渐干枯，露出了湿滑的底部。吕贝隆的公众聚会，也退化为偶尔才举办一次的周日午餐会。生活中那许多神秘的轨迹，全都在岁月中流逝。我为此深感困惑和不安，我无数次地回想起那早已沉沦的理想的村落，为之留恋不已。
随着时光流逝的岁月的碎片，散落去其他的村落了，以至于有时我竟渴望成为一个窃贼，好盗回那些丢失的碎片，拼凑出那永不会再来的美好时光。我的大部分老邻居依然健在。但在迁移中，为了掩饰从前的罪孽，他们已经更名改姓，当然这不能说是不公平。村子的名字是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之所以将住地选在这里，是因为在宗教教历中，圣博奈特是众多被忽视的圣徒之一，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圣日。所以我要为他选择一个，正式的说法是属于圣博里斯：五月二日，正是夏季开始的那天。
圣博奈特村坐落在一个小山的山顶上，距我的住处只有十分钟的路程。真是太近了，经常是我去面包房买面包，拿回家里还是热的。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距离并不太近，因为即使面对这个理想化的村落，面对它许多完美的表象，语言也显得那么贫乏，难以真实地再现。
大多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恶意，这里常成为流言蜚语的集散地。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的日常生活便会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客人们的所有东西都被逐一认真研究过，从石竹花到青铜摆设，甚至有他们寄回家的明信片。我们葡萄酒的消耗量，可以依那些空瓶子进行推算，如此明察秋毫既令人钦佩，又令人惊愕。
不错，其实这不奇怪，所有的一切都会有人知道的。我妻子非常想要一只小狗，她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家喻户晓，随后得到了满足，我们有了好几只可爱的小狗。这些小狗有的是本欲被派去发挥重要作用后来剩下的，有的是虽年事已高但品种优良的小猎犬。在村子里，任何人都是没有隐私的，从购买一辆新自行车，到百叶窗的颜色，都躲不开村庄里那些隐秘的眼睛。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一个普通的村子，它最核心的所在可以说是教堂。戈尔德附近的萨南科修道院是一座别具一格的建筑，庄严雄伟，高高在上，令人敬而远之。
和这种庞然大物相比，我更喜欢那些规模小一点的建筑。我对历史的喜好也是这样，以至于要是我做一个小偷的话，第一个目标就会是偷空圣潘特隆村的整个教堂。
那是一座十一世纪的建筑，精美素雅，一座又一座墓穴整齐地排列在岩石中。墓穴里早空了，也许因为那都是为十一世纪的人们量身订作的场所，所以显得小巧玲珑。与那个时代的人们相比，我们个个都像是巨人，已不适合那样的居所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似乎更认同那种相互分离、宽敞舒适的墓地。追踪着传统的脚步，这座教堂便成为了这村落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的居民都不能不被它们那永恒的气势所震撼。
但是，我们中的另一些人似乎不愿苟同我们的看法，他们更喜欢落日的景色，更欣赏北部的旺图山。山坡上土地肥沃，草木峥嵘，葡萄树、橄榄树和杏树跌宕错落；山顶在炎热的夏天会呈现出奇异的白色，好像覆上了厚厚的白雪，其实那只是裸露的山岩的颜色，是雪白的天然石灰石。
山居良策(2)
夜幕降临，阳光洒落在山顶上，岩石泛起玫瑰色的光晕，像一个巨大而柔软的海绵垫。光线渐渐暗去，日影斜斜地拖在地上，越来越深，越来越长。在这里看落日比在村里咖啡馆的露台上别有一番感觉。
要是有一个法国人告诉你，他的家乡为文明生活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当然你可能并不赞同这一点），同时给你拉出一个目录的话，那么咖啡馆一定会被列入。咖啡馆已经成为法 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他们认为理应存在的东西。在法国，不论在哪里，你永远都能看到咖啡馆。如果问问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访问者对法国的印象，那么迟早——在他们想到了与城市迥异的乡村，它的文化，它的食物，以及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兴趣之后，他们就会说出：“当然，法国人太幸运了，他们竟然拥有咖啡馆。”
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自己的酒吧、酒馆、咖啡店、快餐店，甚至有法国咖啡馆逼真的翻版，里面的墙上贴着从一九二〇年起的开胃酒的大幅海报，桌子上摆着黄色的理查德牌烟灰缸和用长面包制成的三明治，报纸则高高挂在树枝上。
但是，无论如何，只有在法国，你才能找到真实的感觉，才能找到气味、声音、习俗、服务完全法国韵味的组合，才可以感受到时光流逝后令人伤感的氛围。那一切，不是表象，而是咖啡馆所以成为咖啡馆的神韵所在。但有一点你得承认，面对诸多的细微特征，除了一两点最基本的共同点以外，巴黎的二蒙葛咖啡馆同吕贝隆的乡村咖啡馆之间，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些相同之处了。
你只有独具慧眼，才能体会到乡村咖啡馆那隽永悠长的韵味。
首先，你得一个人去。说实话，侍者的脾气可能不太好，甚至会怠慢你，让你为一杯咖啡经历漫长的等候，这类事情不值得你大惊小怪。
你走进来，告诉侍者你需要什么，然后就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一直待下去，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人会在你身边转悠，好等你走开来占据你空出来的位子。不论你在这里待多久，你都是受欢迎的。
你可以去读一份报纸，写一封情书，做一个白日梦，或者搞一个宏大的计划，甚至可以把咖啡馆变成办公室，自由自在地实施运作你的商业计划。
我经常看到，一个巴黎人每天早上夹着公文包，九点钟准时到达小酒杯咖啡馆，俯瞰着蒙帕纳斯林阴大道，在咖啡桌前度过一整天的时光。
我曾经非常嫉妒这里的人，以及这种有着五十英尺酒吧和侍者的办公室。如果谁没有手机，咖啡馆会有人大声叫他们的老主顾去后面接电话，甚至帮他们应酬和安排约会。这种方式令我感到舒服，因为这种新鲜的服务的确值得人去享受。
一家咖啡馆，不论它规模怎样，另一个值得让人称道的，是它那充满古典情调、远离电子时代的无拘无束的享受方式。在这里，时间显得那么充裕，你可以随意地读读书，你也可能被看成个任何方面都不同寻常的业余爱好者。
来咖啡馆的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偶尔会有几个远方的客人。你几乎一眼就可以区分开他们。远方的客人总是正襟危坐，静候侍者的服务。当地人则一进门就会大声发布他们的命令，如果侍者对他们很熟，甚至不用说话，只简单地点点头或发出点声音，侍者就会对他们的需要心领神会。你来到这里，就会如我般同样地发现，这里的人显然要比电视里的人们更有意思。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想了解苍蝇，那么就该去看落在咖啡馆里的苍蝇，因为那里是观察它的最好的地方。
每天早上，第一批上门的，是那些装修业的工人。他们进来时，刚被擦拭的地面还没有干，室内散发着潮湿的气息。电动工具的震动声伴着香烟的袅袅烟雾，伴着墙壁倒塌溅起的灰尘，开始响起来。他们衣着不整，就好像他们已经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他们的双手因常常搬运两百磅的巨石而变得强健，像砂纸般粗糙。他们的脸庞在冬天显出本色，而在夏天则好像被阳光灼伤一般黑里透红。令人惊奇的是，不管施工环境多么恶劣，工作本身多么危险，他们却几乎个个都是幽默高手。每当他们完成工作离开的时候，那豪爽的笑声也会随之而去，咖啡馆一下子就掉进了一种虚假的寂静中。
可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些将咖啡馆作办公室的人们就会来接班了。他们像在阿普特或者卡瓦永一样，穿着干净的夹克衫和熨得笔挺的长裤，公文包规规矩矩地摆在桌子上。他们在商务活动中形成的庄重、谨慎和全神贯注的风格，和那些粗犷剽悍的装修工们有着巨大的反差。他们不时看看手表，在方格纸簿上作着标记，每吃一口食物，就轻轻掸去掉落在大腿上的细碎的面包屑。由此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办公室会是多么干净。
每天第一个来咖啡馆的女人，是邻村美容美发店的老板。她头发剪得很短，染着时下最流行的那种粉紫的颜色。我想，她每天一定是花了很多时间将她的头发弄得蓬乱，才满意地出门。她的肌肤娇艳动人，泛着一层光泽，一定是Lancome（兰蔻，化妆品品牌）的功效所致。
在这样晨露未干的早上，她的大眼睛清澈、灵动，不像一般习惯早起的人那样倦怠无神。她要了杯加了少量牛奶的咖啡，安静地握着杯子，好像已全心进入了《哈罗》（一本杂志）的第一个故事，想像着某一天可以将她的手放在约克公爵夫人的头发上。她那粉紫色的头发披散下来，映出淡淡的玫瑰红。
当她离开的时候，总是迈着细碎的步子，看上去令人晕眩，在身后留下一段长长的寂静。
这时来喝酒可能是早了点。但对于运啤酒的卡车司机来说，却不是这样。卸下那些装满啤酒的小桶后，他总会要一大杯冰镇啤酒。只有那种凉得沁透心肺的啤酒，才令他满意。他用手背擦一下嘴，喃喃自语地离开咖啡馆，准备赶早将货物运往下一个目的地。
餐桌擦干净了，玻璃杯擦干净了，收音机也调好了台，音乐一下子倾泻了出来，充满了整个空间，不是那种铿锵震耳的法国打击乐。
最后，恢复了事务性的日常议程。人们彼此试探着，伸出两根手指，彬彬有礼地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的指南手册临窗坐下。他们的穿着像是浪迹四方、久历风尘的旅行者：带着风帽的厚夹克，可以应付各种不测风云；腹部捂得严严的。
这才开始了一半的早晨，对于他们可能是太早了，但对于乡村老人们的四重奏来说又不算太迟。这四位老人的年龄相加恐怕得超过三百岁了，他们是咖啡馆的第二批客人。给他们端上来的，是那种粉红色的葡萄酒，倒在没有把手的平底玻璃杯里。当然，还有belote（盛行于法国民间的三十二张纸牌游戏）。
玩之前，他们躲在平底帽下的四个脑袋像乌龟似的转动着，观察着陌生人。这些老人属于老一辈的旅行家。他们沉迷于普罗旺斯的声望，经常地因他们那废弃不用的谷仓和粗糙贫瘠的小块土地所出售的价格而惊喜：一场意外的事故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五万法郎，而那座非常普通的房子又让他们花了五十万法郎，或许还要多些，然后安装家用洁具和供热设施耗尽了他们的全部财富。真见鬼，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这四个装备着滑膛枪的步兵继续玩起了他们的纸牌。这时候，咖啡馆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老板娘出现了。这是个搞不清确切年龄的中年女人，戴着一副特大号的、像鹦鹉的栖木那么大的耳环，袒胸露背。
她是我在马赛的一家酒吧发现的。当时，我一直偷偷地观察着她，她穿着夺目的虎皮条纹紧身裤给老顾客们斟酒，一边亲切地同他们调戏，一边大声地辱骂他们。那时我就想，这个女人天生就是来开咖啡馆的。而当我知道她的名字时，我发现这事情显得更巧了，她的名字就叫樊妮（Fanny美国俚语，意思是屁股）。
这个名字实在太妙了，让人不禁联想到走廊另一端树阴下的法国滚球球场，这是个众目聚焦的位置。
山居良策(3)
在紧靠老集市阿普特的罗·帕斯特咖啡馆，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古朴的球场。每天，当然如果天气允许的话，观众们——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会坐在矮墙上，兴致勃勃地对游戏者的各种动作开始评论，他们管这叫petanque（法国南方的一种球戏）。
那是大约一百年前在拉修达偶然发明出来的一种游戏。那时的玩法是游戏者在跑动中投球，这种规则在缤纷多彩的今天，被改为投掷者必须静止站立，双脚紧紧并拢，或者一脚悬 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游戏规则的改变呢？是因为容易疲劳和散漫，还是因为旧规则易于导致游戏者脚趾甲向内倒长或容易得关节炎？不管因为什么，这种游戏流传开了，在地方酒吧外的院子里进行游戏的新规则也随之被习惯性地延续下来。
那么每天是谁在幕后经营着酒吧呢？再没有比野性十足的樊妮更合适的了，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自然、随和、迷人而善解人意的魅力。如果在游戏过程中，某一个游戏者不幸失手，他会满怀失落地离开庭院，走进酒吧，获得一个特别的鼓励奖：樊妮的一个热吻。这道程序已成为法国滚球游戏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你听到那些坐在矮墙上的男人们比划着说：“啵！又一个樊妮的吻。”他不是在指这一种浪漫的方式本身，而是在说又多了一个失败者。不久前，我看见一套展示在商店橱窗里的法国滚球，做工精细，质量上乘，以致它们庄严地被誉为：“Anti-Fanny（反樊妮）”。
时髦的樊妮，这个我想像中的咖啡馆的女主人，她顾盼生辉，魅力无穷，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酒吧和法国滚球球场的范围。樊妮的价值，也已远远地超出了她献出的一个吻，她已经成为这个村子的公众知己，成为了当地的精神病专家，成为了她的顾客的幻想和忧伤的忠实听众。
她给予她的顾客的，既有心灵上的抚慰，又有精神上的激励。这种抚慰和激励像酒精一样让他们的勇气倍增。这使她更像一个非正式的银行家，提供足够的信用、适度的贷款，以换回最真实的现金，用作对那些抚慰和服务的回报。
这个村子慷慨地给了她大量的资本，这资本就是：闲话、夙怨、家族争斗、非法私通、天降横财——这些她都或有所闻。她谨慎地编辑着这些新闻，保护为她提供消息的人，防止产生任何疏漏。她像一位审慎精明的新闻记者，只给总统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永远不会透露那个消息提供者的名字，所以她总能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消息。
然而，谣言总是会不胫而走——每个村子里都分布着这样一些居民——他们不断在街上游走，捕捉着每一丝风言风语，就像狗在追逐着皮球。
除了极少数人，村里的其他成年人每天都会到咖啡馆里转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某个固定的位置上，仿佛要在这里待上一生。当有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可是埋伏的最好位置。这人叫法瑞苟勒，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全力创作一本书，尽管他好像永远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够快捷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用毕生精力来维护法语的纯洁，对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众多悲剧之一。
眼下，在他无数忧患意识中最强烈的那个——我称之为愚蠢之极——是好莱坞强大得无以抵挡的毒害。法瑞苟勒忧心忡忡，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开始。可他又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偏爱男主角莱昂纳多·狄卡普里奥的颧骨，而不是对影片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对这部电影的想法，他会简明地表达出他充满赞誉的反思：“船沉了，灾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太爽了。”
在那些每天按时来咖啡馆的人当中，有一个在这儿待的时间仅次于法瑞苟勒的人，叫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多年来，他刻意雕琢，希望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地道的法国农民。
他大约是现在硕果仅存的只吸没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而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在烟还剩四分之一，也就是一英寸左右时，他会老道地将烟头夹入嘴角，粘在下唇上。每当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颤动。
他只喝茴香开胃酒，在这里他指的是巴斯达嘎酒（Pastaga）。他身上总是带着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切碎他每天中午都要点的炸牛排。切牛排时，他一手握着刀的木柄，横刀在牛排上，一手在刀背上轻轻拍打，好减轻那已黑得残旧不堪的刀刃的压力。看到这些，谁会想到他竟出身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将自己定位为调停人——一名周旋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陈年夙怨时。
这对兄弟相貌酷似，都有着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面孔，脸色灰暗，青筋突起。他们在村子的溪谷里有一块相邻的土地，而且就因为这块土地，他们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夙怨起自何时，或许是由于认为遗产分配有失公道，或许是为了一条河或一个女人，或许仅仅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厌恶。
瓦尔兄弟远远地分坐在咖啡馆的两端，偶尔站起来责骂或侮辱汤米几句，而汤米则时而凛然地耸耸肩，时而严肃地点点头，表示他仍继续期望他们和解。最后，他会起身走向另一个兄弟，不用说，会谈结束了。村里人对这三位聪明者共同导演的这场华尔兹都心领神会。
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的狂热的爱情，是咖啡馆的老顾客们生活里的一个小小调剂。这姑娘的感情状态，可以根据她走进大门时穿的衣服来判断。
如果她目前的恋情正春风得意，她就会穿着超短裙，在平台上悠闲地走来走去，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般在她手中悠来荡去。她走到酒吧的长凳前停住，坐下来傻笑，用涂着鲜艳口红的嘴唇喝着皮瑞尔薄荷酒，还不时地停下来，与樊妮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同时等待着罗萨利奥（Lothario）骑着摩托车到来。
可一旦她的感情出现了哪怕是短暂的低谷，超短裙就会换之以粗布工作服，笑声也变成了带着颤抖的叹息，樊妮也会到酒吧的后面拿来餐巾纸，为她擦去一脸的泪痕。
从不为那颗多情的心所打动的——当然，假如这颗心还没有停止跳动，假如这颗心还没有为另一种埋葬道歉——是马里尤斯。为了他，我期望我能够在这个村子的行政体制里设立一个官方职位——企业家的豪华葬礼或村民葬礼的组织者。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发现他的各种嗜好之间的共性，而他也一定会在同他未来的委托人——尤其是杰克，就是旁边那张桌子玩纸牌的老人中最老的那个——的周旋中学会更多的技巧。
“咳，我的老朋友，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好，很好的。”
“哦，那真遗憾！”
如果对一个敏感多疑的人这样说，他一定会怒火中烧，甚至找个地方去自杀。但这种教训人的口气，我觉得对麦利尔斯很适合。我深信他会为了那被他称为最后的庆典的东西，而收起他那天生的淳朴狂放的热情，甚至可能会放弃参加那种被称为最后的比赛的机会。
那比赛的参赛者——如果你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可以是村里的任何一位六十五岁以上的人。这些老人打赌，他们中谁最长寿，谁就可以获取最后的胜利。获胜者在葬礼后将得到奖励，奖金就放在墓碑上。
麦利尔斯认为，给生命投保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尤其是还有毫不费力地、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的红利。
山居良策(4)
现在你能看出来了，在咖啡馆里，两性之间是很不平衡的，男人的数量大大多于女人。那么，圣博奈村的女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不同辈份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远离咖啡馆。年轻妇女要去工作，在她们下班以后，她们又要打扫房间，支付账单，哄孩子们睡觉，为年龄大点的孩子准备晚餐。就在她忙碌这些时，她的丈夫正泡在咖啡馆里，并打算一直待到她做完一切家务的安全时刻。
年纪大的妇女在对咖啡馆的处理上，碰到了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樊妮，她们认为她是挑逗者，按照她们的欣赏习惯，她太轻浮了，过于活泼。特别是根据大众的审美标准，她的乳房真的……真的是太大了。其次，假如能允许她们这个民间审纪组织在村口的小广场开始工作，她们肯定能异常高效地履行她们的使命。她们会一致推选寡妇皮彭作她们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村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脱她们雷达的扫描：邮局、面包铺、咖啡馆、停车场、市政府和教堂。很早以前，她们就已经卸下了一切伪装，不再掩饰自己了。她们毫无顾忌地捕风捉影，然后将那些道听途说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只言片语在大腿上组织起来。她们就这样，对每个人的生活进行监控，然后加以点评。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变化并没有真正价值，但这细微的变化却常引起一连串的猜疑。一位年轻主妇比平时多买了点面包，那她家里一定新来了客人。他们是谁？一名坚定的异教徒突然去教堂祷告，那么他一定居心叵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一位本地的房地产经纪人突然脱离了黑社会，金盆洗手，改行当上了市长，还掌握着全城的重要文件。他想得到谁的房子？还有——哦，对了——别忘了还有这些旅游者。这些年轻女人竟然只穿内衣在街上闲逛！这简直就是裸体嘛！这是在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一个有声望重体面的村子！
假如再找不到什么能激起她们的好奇心，她们就会把目光转向咖啡馆里的男人们的酗酒，转向朱赛特的恋爱故事——“她不会有好结果的，那蠢货”——或者，在实在无聊的时候，聊聊那些过去一直未被确认的谣言，也能让她们兴奋一阵子。
如果你选择在一个狭小的、充满流言蜚语的社会群体里生活，你就必须建立一个独特的家庭，那么审纪委员会就是这个独特家庭的重要组成。但实际上，它却是村里正常生活的一大障碍。
多年以前，我曾经试着这样做过，那开始几天的一切我还清楚地记的。如果不是我们的邻居——一对老处女姐妹意外地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还进行了一番检查性的参观，我们可能早就进驻了新居。她们进行了全面的巡视，询问了每一件物品的价格。我们太幸运了——她们强调——竟然还有一部电话，整个村子不过只有有数的几部。第二天一早，她们的兄弟也来了，将他在过去三个月里积累下来的所有电话都打了一遍，然后在桌子上留了几个生丁作电话费。
我们忍受了这些，和随之而来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生活，不得不经常蹑手蹑脚、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谁。我们已经选择了与他们一起生活，可他们却没有选择我们。
村庄生活很快就教会了我们，如果你在这儿已拥有了伙伴和便利，那么你同时也就失去了个人隐私。窗外随时会出现一张关注你的脸，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响起敲门声。对这些，你无处逃避，也无法逃避。你可以暂时躲起来，但最终你肯定跑不了。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里。因为你的百叶窗开着，没有谁离开家时不将他的百叶窗拉上。（当然，你也可以拉上百叶窗待在家里，假装你真的不在，但你以后的生活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黑暗。）你的行动受到监视，你的信件受到检查，你的所有习惯都会被抖落出来，任人们说三道四。
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仅见于法国。到赫布里底群岛、佛蒙特或慕尼黑郊外，随便找个什么小村子住上一阵子，你肯定能找到上述那种令人疯狂的感觉，而且你肯定会以为你已在这里住了五年甚至十年。
当然，肯定有许多人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的，但我不行。我喜欢的是，在每个方圆五十码的范围内，不论我做什么，不论我从哪里走到哪里，我都不必对任何人进行解释。我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多留出一些个人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说，一个村庄——即使是在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心中的理想的村落——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去欣赏。它确实是一个值得游历的地方，但却不是我希望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