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两本苏俄作者写的好书。一本是弗拉基莫夫的中篇小说《忠心耿耿的鲁斯兰——一只警犬的故事》，另一本谢夫成柯的自传构莫斯科决裂久前一本书的主人公是一条忠诚的狗，后一本书的主人公则是一名叛逃的外交官。忠诚的狗眼里的苏俄与叛逃的外交官眼里的苏俄互相重叠，共同构成一个“帝国”——即诗人布罗茨基所说的“与诗对立帝国。”现在，令人恐惧得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的帝国消失了，诗却存留下来。
60年代苏联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书：某地的集中营被撤销后，计划在原址上建设一个联合企业。来自各地的年轻建设者们下车后，在车站广场开完动员大会，便整队向目的地进发。原来在集中营里押送劳改犯队伍，如今流落街头的警犬们闻讯赶来，误认为这是新来的劳改犯，于是它们主动地担负起押送任务，结果造成一场人与狗之间的冲突。弗拉基莫夫根据这则传闻创作了《忠心耿耿的鲁斯兰人也许鲁斯兰是世界文学史中最出色的一条狗的形象；而鲁斯兰眼里的人世，虽然与索尔仁尼琴的枯拉格群岛》相比只能算沧海一粟，但已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了。
鲁斯兰是一条优秀的警犬，早在认练场里就已显示出不凡的天赋。被分配到集中营后，它跟着主人勤勤恳恳地站岗放哨，忠于职守。主人经常向它发出“扑上去”的命令，它立即带着服从命令的欣喜，急速地冲出去，做出从一边跳到另一边的假动作。于是敌人就慌作一团，不知道是逃走好还是自卫好。最后它一下子跳过去，爪子扑到敌人的胸脯上，设法把地扑倒。它和敌人一起翻倒在地，望着吓变了样的脸发狂地吼叫起来，但只咬他的手，不理他的喊叫和挣扎，嘴里灌满了稠稠的温热的又腥又臊的液体——直到主人用力扯住颈圈拉开为止。那时鲁斯兰才感觉到自己挨了打和受了伤。主人赏给它一块肉或面包干，它接受这些东西主要是出于礼貌，因为当时它根本吃不下去。后来，在阴沉沉犯人的队列前，选它去咬一下那个被抓住的人，这也不是奖励，因为那个人已不反抗了，只是可怜地喊叫着，于是鲁斯兰更多地撕他的衣服而不是在咬他的肉体。“奇怪的是，主人们虽然都很聪明，却不懂得这一点。”克斯兰是一条良心未况的狗，它哪里知道，两脚动物残忍起来不知比它要厉害多少倍！
体制能扭曲人，这一点已为无数的作家所发现和书写；体制还能扭曲狗，这一点却是弗拉基莫夫的新发现。这种新发现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可怜的小星球被一道道的边界线和国境线，被一层层的高墙和铁丝网划得遍体鳞伤，它在冰冷的远方旋转着，冲着这些星星飞去，在它的表面L，没有一寸不是看守着人的土地。总有一些囚徒借助于另一些囚徒小心地守卫着其他的囚徒以及他们自己，以防人们多呼吸一口有致命危险的美好的自由空气。鲁斯兰进从这一条除了万有引力定律外最重要的定律，仍愿充当一个日夜不撤的守卫。”鲁斯兰的忠诚使它成为警犬的模范，在一个人性消亡的时代，连动物的天性也不存在了。福柯所说的“训诫制度”居然连狗都不放过——狗的视角是天真的，这种天真却让人窒息。
鲁斯兰不再是“狗”而成了“警犬”。当集中营撤消后，它的“警犬”的身份也被取消了。然而，它只能做“警犬”，而拒绝当“狗”。当它昔日的同伴纷纷自谋出路，到各家各户投案时，它“没有接受过任何人施舍，没有执行过任何人的命令，没有对任何人摇尾乞怜”，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希望主人能把它召唤回去重新执行“公务”。它天天呆在站台上，眺望着铁轨的尽头，等待着运送犯人的车厢的到来。
车厢终于到来了，忠诚的鲁斯兰扑了上去，没有主人，也要执行公务呀！它与那群眼中的犯人一直战斗到最后，直到致命的铁锹扬起来。鲁斯兰命中注定在它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脱离公务。公务在它已要渡过彼岸去的时候召唤它。“当最最忠实的，曾经发誓要为执行公务毫无保留地献出生命的人纷纷背叛的时候，当旗手们本身把执行公务的那面受到污辱的大旗扔到烂泥地里的时候，在这个时刻公务寻找支柱，向尚存一点忠心者大声疾呼——于是鲁斯兰这个濒临死亡的士兵听到了战斗的号角”。
是鲁斯兰错误地理解了时代，还是时代扭曲了鲁斯兰？忠诚恰恰成为悲剧的核心。鲁斯兰把整个星球都看作集中营，把所有的两脚动物都看作可鄙而不可怜的犯人，狗眼里闪烁着“真理”的火花。鲁斯兰与卡夫卡一样聪明，卡夫卡眼里的是一个服从。机械、抽象的世界，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神话中一眼望不尽的迷宫，身份已经在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的途中失去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在官员和官僚的社会中，首先，没有主动性、创造和行动自由；只有秩序与规则：这是服从的世界。其次，官员只执行庞大的行政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活动，其目标与远景他却看不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动作都变成机械动作，人们不知道他们所做合情的意义。第三，官员只忙于匿名和卡片：这是抽象的世界”。极权制度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一切工作都在那里被国家化，各行各业的人都成了职员。一个工人，不再是工人，一个法官不再是法官，一个商人不再是商人，一个教士不再是教士，甚至一条狗也不再是狗。
如果说普·斯兰因不清醒而丧命，那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则因清醒而丧命。曼德尔斯塔姆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感受到了当代生活中人道主义受到的无情摧残：“众人皆能感觉到向前移动的社会建筑之形式的宏大，尚不见高山，高山已将它的阴影抛向我们，我们不习惯社会生活之形式的宏大，而习惯于19世纪的国家与法的平面，我们怀着恐怖和犹豫在这阴影中前行，不知道这就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的翅膀或是我们应当步入的故乡城的阴影。”他最终被阴影所淹没了：1938年他于肃反中被捕，不久死于远东的流放地，尸骨无存。阿赫玛托娃的日记中曾记载，帕斯捷尔纳克曾为曼德尔施塔姆而奔走。斯大林亲自接见帕氏，问道：“他是您的朋友吗？”帕氏不知道诗友已被定为何罪，不敢答话，斯大林继续问：“他是大师吧？是大师吧？”帕氏回答说：“这无济于升”。是的，狗难道因为你是大师就不咬你吗，笑话！鲁斯兰眼中大家都是清一色的有逃跑念头的犯人。
狗眼看世界，只是角度变了而已，并不会将世界的本质看走眼。赫肯黎说，新世界并不美丽，我相信。
有的时候，人咬起人来，能够让狗都望尘莫及。我想起7一个名叫江青的中国女人。关于江青狱中生活的传闻很多，据说她看到“红色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气得浑身发抖。我想，她的感觉比鲁斯兰好不到哪里去。失去了集中营的鲁斯兰，处境悲惨，“它习惯于在干净的垫子上暖暖和和地睡觉，习惯于有人给它洗澡，梳理毛发、剪指甲、裹伤抹药，在失去这一切之后，很快一落千丈，落到了就是丧家野狗也不如的地步。”野狗避免在火车头的炉渣堆上取暖，鲁斯兰一时糊涂这样做了，结果几天内它最可靠的防寒物——又厚又密的毛弄乱了，开始脱落，爪上布满了骚破和割破的伤口。它一天天地变得邀遍遍遏，越来越瘦，自己对自己也感到厌恶。但眼睛却越来越亮——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狂怒的黄光。每天早晨检查完站台上的岗哨后，它便跑到废弃的集中营去。
《忠心耿耿的鲁斯兰》显然不是一篇童话式的动物小说。这本书不会给人以任何的阅读愉悦。面对鲁斯兰的炯炯有神的狗眼，有谁能无动于衷呢？
谢夫成柯，莫斯科国际关系大学博士，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部门首脑、外长葛罗米柯的私人顾问、联合国副秘书长，1973年投奔美国。我一向喜欢看“叛徒”写的书，谢夫成柯的《与莫斯科决裂》一下子便吸引住了我。
谢夫成柯出身特权阶级，因此一直受着苏联的精英教育。“典型的苏联教育方法所主张的独立思考及行为，事实上就是指尽染了解现则的意义，然后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命令，任何试图超越规则的冲动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镇压。这套理论有效地制造厂许多苏联的现代农奴。”然而，谢夫成柯逐渐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不尽相符，只是不敢表达出来，他有同学因此而被开除。大学生必须通过考试，不能向任何理论挑战、质疑或寻求答案。教科书的理论不断遭到修改，因为斯大林常突发奇想，政策一变，昨日的宠臣很可能隔夜之间就变成阶下之囚，颠扑不破的信条转眼就成为异端邪说。“在那个年头，一个人要是错过一场演出，没有把当日修改的‘真理’记下来，很可能就会酿成一场大祸”。教授们苦口婆心要学生都相信苏联是由工人阶级统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理想中由资本主义变成共产义天堂的转化时期。然而事实上，除了少数指定的“工人英雄”用作宣传样板之外，无产阶级根本为统治阶层所鄙视。像其他人一样，谢夫成柯眼中的苏联社会一点也不像教科书上说的、电影上演的、报上写的那样，是工农平民的乐园。
谢夫成柯30出头就成为葛罗米柯大使级的顾问，可谓少年得志。他得以了解最高权力机构的运作，也看到了那些“伟大人物”面具后面的丑态。高级官员中最正直的是葛罗米柯，他对苏联体制的忠心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基本要素，是推动力也是结晶品。一次新闻记者问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个性不感兴趣。”赫鲁晓夫说过，如果他命令葛氏“脱掉裤子在冰上坐一个月，他也会—一照办”。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葛氏又拜倒在这名昔日的下属的脚下，勃氏喜欢打猎，葛氏虽无此爱好，但立即将打猎作为政治副业，成了勃氏最好的陪伴。葛罗米柯的政治生涯中，看不到平任的存在。他早上10点乘高级轿车到外交部，再坐专用电梯直升到七楼办公室，直到晚上8点回家。他的女儿形容他说：“已经20年没有踏上过莫斯科的街道。’”葛氏是外交天才，他是天生的演员，惯于隐藏自己的情绪意欲，平常举止严肃沉着，必要时，无论是真是假，也能咆哮如雷。有时他还会装聋作哑，或者摆出高深莫测的姿态，此外地居然还能戏滤一番，只是玩笑都开得不太高明罢了。他知道何时该硬何时该软，当西方人士向他提起苏联违反人权的暴行时，他立刻暴跳如雷。他感兴趣的是意念，而不是个人，是政治观点，而不是个人悲剧。
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而自相矛盾”的领袖。谢夫成何欣赏赫氏的活力、通俗的幽默以及开放，希望其能废除斯大林的陋规，使苏联走向自由开放的道路。赫氏虽然将权力集中于一身，他也试图改革，至少为萧条的社会注入一点光和生命气息。他是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工于心计，重实际，却又有赌徒的缺乏理性和冒险精神。他懂得虚张声势，自吹自擂，威胁利诱的伎俩。他明白核战争的可怕，却又忍不住要扩张侵略。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但措施却一无是处，赫鲁晓夫有农人的智慧及灵巧，教育程度不高，却有穷根究底的精神。他太容易冲动，容易受旁人的左右。谢夫成柯认为，赫氏的悲剧在于，他无法彻底地了解苏联体制的缺陷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于是，他被戴上“冒险主义”的帽子赶下了台。
如果说谢夫成柯对赫鲁晓夫还褒贬参半，那么他所看到的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丑。‘激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强烈对比相当令我震撼。”勃氏的衣服剪裁合身，一件法国袖的衬衫使他显得甚为高雅，他的神态也颇为矫揉造作。这一切与赫氏极为不同，后者总一身宽松的衣服，待人真心诚意，动氏一派骄矜自持，观点陈腐，好似不太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莫斯科流行着许多勃氏的笑话：有个青年在克里姆林宫外大叫：“勃列日涅夫是个白痴！”他立刻被捕，判刑15天——因为侮辱国家元首，附加15年——因为泄露了国家特级机密。另一个笑话是：勃列日涅夫死去好一段时间了，可是契尔年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勃氏自己。
谢夫成柯最后一次见到勤列日涅夫，是在1977年陪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访苏期间。“从那张硕大的沉重的桌子后头略略站起来欢迎我们的人，很显然地病势不轻。甚至在握手时，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僵硬和痉挛。这位当代共产主义世界最有声望的政治人物，双眼迟滞，显示他正在接受严密的医疗看护。刀岁生日的前夕，勃氏一手扶拐杖，耳戴助听器，脸上布满了风霜岁月的痕迹。”勃氏开始诵念准备好的草稿，全都是千锤百炼的陈辞滥调，声音就像机器人一样。讨论到防核扩散条约时，勃氏居然回头低声问道：“条约是否已生效？”谢夫成柯想不到勃氏的记忆衰退到这样的程度，当场怔住了。幸亏瓦尔德海姆不通俄语。葛罗米柯赶紧解释说，条约早在7年前就通过生效了。会谈结束告辞时，瓦氏赠予勃氏一枚联合国和平奖章，在50分钟的会谈中，勃氏第一次露出生气活泼的模样，盯着金光闪闪的纪念章像小孩一样咯咯地笑成一团。长久以来，勃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勋章，从陆军元帅的大勋章到列宁文学奖奖章，他都一概包揽，挂在身上，琳琅满目。百姓中传为笑谈：克里姆林宫的外科医生可得给领袖多装一根肋骨，才撑得住他上百枚奖章的家当。安德罗波夫继位的时；司很短。谢夫成柯认为，安氏是政治局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的手腕既温厚，又让人无从捉摸。与别的首脑不同，他不下命令，只是提建议，从不用断然的口吻说话。这种温和的表面只是误导，正如他的助手所说，他看上去像一张柔软的羽毛床，等到你跳上去，才发现底垫塞满了砖块。在文雅的外表之内，隐藏着冷酷无情的真面目。安氏从不赞成任何自由化政策，或者支持实质的经济改革。他残酷地压抑异己分子，甚至连勃列日涅夫也搞不清楚，这名克格勃头子把多少政治犯关进了监狱。人们都被他表面上那种喜爱艺术的文明知识分子的形象瞒过了。
之后的契尔年科，以72岁的高龄登基。人不是绝顶聪明，可是做事很实际，契氏一向的态度相当苛求、粗鲁、独裁、傲慢，而又无比的自大。刚入政治局时，他常与勃列日涅夫一起纵酒狂欢，令那些不喝酒的元老颇为不满。平常他不太说话，却常会冒出一些尖锐的句子，干扰他人。他的部属不仅是在他面前，甚至在电话中和他交谈，都会整个都像矮了一截似的。契氏终其一生，主要的努力都是在党部工作时建立的，他一向坚决主张苏联全体上下都要纳入党的控制之中。他对中央委员会的动作了如指掌，堪称“意识形态的的传声筒”。契氏自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谁知“蝗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仍然栽在安德罗波夫手上。安氏掌权后，他很长时间没有露面，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幸运的是，安氏死在他的前面，他终于坐上了总书记的位于，尽管他也同安氏一样，位子没坐热便一命呜呼了。
“大人物”原来都是这样一群卑鄙无耻之徒。谢夫成何与他们同桌而坐，眼见“伟大领袖”轻率地论断是非，眨眼间又可以颠倒黑白；眼见他们虚伪腐败，无所不为；更眼见他们完全隔绝群众，不顾民心。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古老沉静的回廊里暗藏着一座博物馆，架上尽是主义教条，虽然清楚可见，早就变成化石了，就像嵌在玻田里的苍蝇一般。“克里姆林宫是全世界最缺乏正直、诚实、开放的地方。从领导人私人生活，直到他们堂皇的政治计划，到处充满了虚伪作态。”这里，真正受到顶礼膜拜的只有权力，权力带来永无止境的需求，小至进口汽车，大到吞并别的国家。
于是，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犬儒社会。人们为了各种理由在双重生活的夹缝中匍伏前进：怕伤害到家庭、全然地依赖国家。以及怀疑是否有更好的选择——思考者只能变成疯子或酒鬼，要不就自杀身死。要想保持上层阶级的身分地位，不能光靠做作撒谎，一个人不是设法打倒别人以求自保，就是教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克格勃大逞威风的根本原因。”整个苏联社会，从最低阶层到最高职位，从出生到死亡，大家都有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猜忌”。每个领导人只要一步步往上爬。他的顾虑就随之更加严重。新获的权力越大，相对损失也就越多。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也无法信任，深恐有一天会被人给卖了。出卖别人是一种正常现象，勾心斗角，怀疑的算计已经变成一种高级艺术。“即使马基维亚利再世，活在当代莫斯科，他也必定叹为观止，自叹弗如。”
谢夫成柯的理想破灭了。尽管他功成名就，是苏联最年轻的大使级官员，并且将是副外长的人选，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他对这一切丧失了兴趣。“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终于放弃还有可为的指望了，虽然我正步步高升，可是想到自己一方面在心理上秉持异议，实际上都又得扮演官僚主义的应声虫，这种日子未免太可怕了。想到时时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处处要面对克格勃的阴影，还有党的疲劳轰炸，简直无法忍受。如果继续下去，我就得一直支持我痛恨的一切事物。等我登上极峰，才发现那儿不过是一片沙漠。”
最后，他选择了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成柯有数年的时间详细比较两种不同的体制及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书物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说话行女，工作著作。我也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可是在祖国我绝对没有这么做的机会。”决定投奔美国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地位、特权、财富、前程、家庭，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一个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无价的，仅仅为了自由，谢夫成柯也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做专制国度的大人物，还不如做民主国度的一介平民，这就是谢夫成柯的信念。他背叛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组织体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二十年后，历史证明，谢夫成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高尚的叛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
天朝的崩溃与草莽中国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银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一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鸽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茅海建所著的长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弹莽中国人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诩钩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一格利耶在《幢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蛰、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务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天朝的崩溃》则展现出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者第一次打破了“忠好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价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妇，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一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价。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倭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所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一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杀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津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说语》，心想；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踉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20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天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的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难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研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译本只有上卷，在中国，腰斩是译著经常遭遇的悲惨命运。不过，波普尔的思想实在太精彩了，半部书也足以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这部书是对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论，是对一些社会改造原则的审评。波普尔的靶心是历史决定论及其所支撑的极权主义，他采取的是一条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宁，到马克思到黑格尔，最后揪住了柏拉图的尾巴。他发现了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权权主义属于一种恰恰与我们文明同样古老或同样年轻的传统”。极权主义所构建的“封闭社会”乃是“开放社会”的死敌，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灭力量。
我最感兴趣的是波普尔对柏拉图唯美主义的透视。在此之前，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思想界的一个盲点。尽管我隐约感到，许多有唯美倾向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思想，如王尔德、庞德，甚至中国当代的天才诗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两个环节究竟是怎样套起来的。
现在，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图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与唯美主义一脉相承。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试图看见一个模型，看见他作品的神圣本源。柏拉图把政治也看作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作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想法是善良的，但却不能实践。这种审美的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说明这一理论的典范便是希特勒。历史学家们面对希特勒时，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恶魔、是撒旦，还是疯子。阴阳人？这些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负责任的。希特勒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扭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10年，亲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眼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美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道：“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根拔起现存的各种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种。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美妙口号一样，美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美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美了。
审美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美的冲动。但他提出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干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强迫别人也接受这种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美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欢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纠缠于“出发点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点，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营在歌唱，别的夜营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驾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始。
——追求真理的布罗茨基
1996年1月28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公寓。一间到处放满书籍的房间里，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眼里逝世。诗人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间之内降临的。诗人唇边的一抹微笑，依旧如许温柔，好像在说，我写完最后一行诗，我累了，我走了。55岁的俄罗斯诗人结束了与帝国的对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目睹了放逐他的帝国像纸房子般地倒塌。红色政权回归历史河湾，而他的诗句在他深爱的土地上口耳相传。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战争刚刚结束，灰色和浅绿色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父母是高雅的知识分子，从小给他以良好的艺术熏陶，但也赋予他抹不去的犹太血统——在苏联，“犹太人”一词的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称。7岁的时候，小男孩在学校撒谎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然而很快全班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为此吃尽苦头。
卑微者最先醒来。“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领袖的肖像就挂在小男孩床铺上方的墙上，每天两双眸子都是经历若干次艰难的对峙。小男孩想：是乌鸦重要还是太阳重要？是乌鸦的翅膀遮住了太阳，还是太阳把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个幸存者，而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里，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小男孩15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他在一节课的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在老师与同学惊诧的目光里，向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奔跑而去。那时，布罗茨基一家一贫如洗，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被赶出军队，失去收入。小男孩决心独立生活，开始在庞大的帝国的角落里漂泊，好似艾芜《南行记》中的主人公。不过，布罗茨基没有那么浓的书生气，他什么粗活都干得了，先后做过火车司炉、地质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在他看来，这些工作与写诗没有什么差别。抡起斧头来的时候，那么重，又那么轻，提起笔杆时的感觉也一样。
“今日我们就要永远分手，朋友。／在纸上画一个普通的圆圈好了。／这就是我：内心空空如也。／将来只须看上一眼，随后你就擦掉。”哀歌里并不出现“悲哀”这个词，这是布罗茨基的风格；在最轻松的叙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广的忧愤。他的诗句像是一条道路，当你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绊脚索。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起感受跌倒时的剧痛。“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闪回。”应当更多地关注谎言，因为谎言比真理更能指认这个时代，诗人是渔夫，不网鱼，却捞起河口的水。
一切创造自身的诗人都否定主人与奴隶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自称“革命”的政权下，诗人的反叛却受到了可耻的镇压。1964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的审讯，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名从事的强度体力劳动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人，居然成了“寄生虫”，这一审判暴露了帝国全部的非正义性。按照加级的说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叛者发现了革命的蜕变，革命立即把反叛者关进监狱。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
诗人被判入狱5年，后来减至一年半。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这固然是一种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来，则要幸运得多。“还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从零算起。”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声称：“我的心灵永远为俄罗斯歌唱。”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运用俄语，没有人比他更彻底地蔑视覆盖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他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41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歌。因为他相信，对于灵魂来说，没有比诗歌更好的居所了。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称他“具有伟大的历史眼光”，他的诗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当时，布罗茨基年仅47岁，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市罗茨基尝试着这样做了——他虽然没有颠覆大帝国，却成功地证明了一首诗可以比一个帝国重。“在茫茫的宇宙间。／地球就这样运转，／我们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在光明的白天，时而在晦暗的夜间。”暴君和杀人者并不可怕，在这晦明未定的时刻，谁是法官谁是罪人，且听下回分解。
帝国先于诗人隐匿在黑皮的史书里。疲惫的诗人也该休息了、记得里戈有句名言：“你们都是诗人，而站在死亡一边。”布罗茨基则说，“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一首诗主要的特征在于其最后一行。“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他对死亡早有预料，像朋友一样，等待死亡的到来。
那天夜晚，他拧灭台灯，拉上窗帘，纽约的万家灯火被他隔在外面。他想起了忧郁的母亲，以及母亲教他朗诵的普希金的诗篇。他躺在床上，眸子盯着天花板，盯着俄罗斯，市满森林和监狱的俄罗斯。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