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晚于欧洲诸国，却早于亚洲诸国。从某些层面看，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军事的强大，地理的扩张，以及文学、科学、艺术、音乐、美术领域的星光灿烂，都是其引以为自豪的。然而，不可否认，从最基本的层次，即建立一个健全、整治、民主、蓬勃有生机、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国家这一点来看，长达两个世纪的改革却彻底失败了。民主遭到践踏，在大动乱、大革命之后旧俄罗斯变成了新的“古拉格群岛”。新引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历了70年仍不能适应俄罗斯的环境。70年后，俄罗斯又一次忍受整体崩溃的打击。
我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堪称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珂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赫尔岑、巴枯宁、奥加列夫、列宁等思想大师，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提供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无法拯救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旧俄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致命的缺陷究竟在哪里？
这些问题，在俄裔历史学家拉伊夫的名著《独裁下的膻变与危机》一书中有精辟的回答。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剖析了几代知识分子所犯的错误，而在以前，人们只是歌颂那些伟大的心灵。
早在18世纪，俄国文化的诞生以普希金为标志。这是一种态度暧昧的文化、既受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又吮吸着东正教——专制君主制精神的毒汁。彼得时代，俄国文学中充满了揭露暴行、暴力的描写和宛如脱缰野马的讽刺小品，但是，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产生依然遥遥无期。
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由于控制的加强，知识分子作为上层的先锋，敏锐地感受到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是上层的道德使命和为人民做好事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对国家、对最高权力的化身即独裁君主所承担的义务。
两者之间如何选择？“不选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不幸的是，“不选择”是俄罗斯的传统，它可追溯到普希金的《奥涅金》中——我什么也不干，总不至于有罪孽吧？我只救出我自己，算不算一种进步呢？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是一个醒目的标志。独具慧眼的别林斯基称之为“高耸在当代文学沙漠上荣独的金字塔”，用意显然不在于书中对高加索山水的诗意描绘，也不在于作者故事套故事的叙述技巧，而在于“当代英雄”毕巧林本身的哲学内蕴。所谓的“英雄”，却是一个“心灵的残废者”，莱蒙托夫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并不把此书当作喜剧。“我的躯体中有两个并存的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含意。另一个则是在思考、判断着的人。”后一个“人”不断地揭露前一个“人”的卑鄙与无耻、荒淫与无聊。他指责“我的心灵让上流社会给毁了”，他以被上流社会驱逐来作为唯一的反抗。在那个时代，能够如此，确实算得上“英雄”了。
“我是为了自己才爱别人，为了满足自己心灵中的一种怪原的需求。”毕巧林的这种“爱”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灾难，他成了人间悲剧的“成全”者。莱蒙托夫不愧为伟大的诗人，他洞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灵的秘密：他们游离于社会整体之外，是名副其实的“多余人”。而“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最为光彩照人的人物系列。
为什么出现毕巧林这样的“多余人”？难道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那又如何理解“多余人”的普遍性？拉伊夫的发现与莱蒙托夫一样，他用的是史学家的显微镜。他分析19世纪初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时认为，他们首先领悟了伦理和理智准则，并从这些原则产生他们日后的社会与精神理想。孤立与自我专注是这些年轻人成长的特权环境的不幸产品，圈子里的人与外界隔断，和社会上的人形同陌路。他们反对官僚作风，也看不惯国人那样在乎物质利益。有些人朝内心退缩，没能发挥在社会进程中起积极和建设作用的能力。在批判现有制度、谴责社会不平等现象时，他们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标准，有时还充当社会的榜样。但他们没有几个人能够顺利回到自己所属的社会中去，而只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封闭世界里，经受梦想和幻觉的诱惑——也就是说以空谈代替现实，对他们来说，那似乎是唯一的现实。到了契珂夫那里，他们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赫尔岑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的领袖，即使是列宁也把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了看作旧俄的“思想库”。拉伊夫第一次对赫尔岑及其集团提出异议：这群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背叛自己的贵族出身，另一方面又不愿与政府或商业社会合作，他们根据“人民”来界定自我——其实，“人民”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作为一小撮，他们在“圈子”里过着孤立的精神生活。“与农民一样生存”只能在口头上说说而且。正如拉伊夫不无嘲讽的说法：“除非他们显示能为远远落后于俄国文明进步的农民的前途发挥何种特殊作用，否则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知识分子不参加改革，缘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他们太迷恋于真理和“新启示”，不屑于零星的改革活动。“即使布依份有采取检查和处罚等愚蠢手段，知识分子骨子里也不可能在帝国政权的指导与鼓励下参加创造性活动。于是他们索性对种种改革的努力袖手旁观。”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改革，结果会是这样的呢？国家倒是强大起来了，但制度的核心却是极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一片拨不去的乌云，这片乌云甚至越来越厚，“新沙皇”斯大林的可怕就超过了老沙皇千百倍。暴行无须再描述了，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中就能感受到：“恐惧和缓斯轮流／在失宠的诗人家中值日液来了响时黎明它不知。”
暴政是夜，民主是昼。但旧俄知识分子向来不太重视民主的意义，这也跟旧俄的传统有关。旧俄信仰那些最有终极性的理想，如绝对的善、最后的真理等等。这在阳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因此，中间性的、过渡性的、用以制衡恶的、承认人的局限的“民主”，在旧俄知识分子眼里变得非常次要了。他们不理解，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是被现代经济生产所呼应的，民主虽然仅仅是一种不太坏的生活方式，它本身也有太多的弊端，但与独裁相比，它毕竟是一大进步。参与民主的进程，比起袖手旁观来，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呢？
袖手旁观一阵就要卷起袖子来放火了。孤芳自赏，和外界隔断，一心等待通过社会革命来一次剧烈的彻底的大变革的知识分子，逐渐对“守株待兔”感到绝望。为了坚持最终目标，他们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和温和改革，拒绝参加当时正在逐步形成的公民社会。拉尔夫的分析是准确的：“既不能接受任何不按他们条件进行的改革，他们便采取不妥协的反对态度。这是知识分子深刻的本性使然。”
当民主被悬置起来以后，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便泛滥起来，异化的激进知识分子的仇恨强烈而冷酷无情。这种仇恨超过了法国大革命的仇恨。不管社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除非专制独裁彻底垮台，他们不会甘心罢休。加级写过一部重要的剧本《正义》部，主人公正是一群从事暗杀活动的旧俄青年知识分子。悲壮的献身精神是否能维系十业的正义性？这是加级所怀疑的。拉伊夫发现了这个悬崖：“从这个方面看来，不是激进知识分子的行动而是他们的思想带有被权主义色彩。”
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党成员暗杀。那声枪响已然预示着旧俄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下，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只是星星之火，列宁主义还未成形。就像君主独裁由于它在专制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改变，激进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注定一成不变。这样，一面是独裁的沙皇，一面是激进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俄国社会对立的两极。这两极都不接受民主。于是，悲剧便诞生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的时候，再想挣扎已经迟了。革命首先毁灭的便是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的生存依赖于民主制的保障。诗人曼德尔塔姆这样描述当代的生活：“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地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着人。社会的建筑是以人的规模为度量的。有时，它也会与人相敌对，用人的屈辱和渺小来滋养官的伟大。”斯大林消灭了托尔斯泰，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灾难。
民主的困局一直延宕到周世纪末，苏维埃联盟的解体，也是“两极对立”的思维的解体。新俄罗斯开始的民主尝试是艰难的，要把为“真理”而奋斗的传统扭转到为“民主”而奋斗上来，不是立竿见影就能办到的节。在新俄罗斯，拉伊夫所赞赏的“有根”的专业知识分子渐成气候。在“白银时代”，这类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帮助公民社会产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价值。原则与实践经验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藉以引导它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而今天，这一切似乎又成了可能。
专业知识分子与民主互为因果。公民社会越成熟，专业知识分子就越活跃。拉伊夫所列举的“白银时代”的专业知识分子，如：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化学师、律师、医生、教师等，还包括1900年前后出现的职业艺术家、作家、“思想家”——他们忠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除了本行之外，在社会上不担任任何角色，并靠出售作品过活。他们最终未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原因在于：没有作为目标的民主来让他们追求，也没有作为制度的民主来保护他们，只好听任激进分子主宰了，民主，既能保全君主本身，也能保全知识分子。可惜，知识分子和君主都对它视而不见。民主，像一块磁石，能将两极之物吸到一起来，可惜，旧俄没有这块磁铁。
如果把金字塔看作是专制体制，那么哥特式建筑则可看作民主体制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使我们迷恋的不是一座新的社会金字塔，而是社会的哥特式建筑；重心和力量的自由游戏，人类社会被想象为一座复杂、浓密的建筑森林，在那儿，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个性化的，每一部分都与巨大的整体相呼应。”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这块土地的美丽与苦难成正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里，像微量元素一样的台湾知识分子，一面抗议、反叛、揭露异族残酷的统治，一面对本民族腐朽麻木的精神瘤疾痛加针吸；一面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中盗来民主和科学的火种，一面加强保护着遭受摧残的传统文化。1949年以后，民族分裂时期，台湾知识分子更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自觉地肩负起尚未完成的启蒙使命，为了自由，像杜鹃啼血般呐喊；为了爱，像耶稣一样登上十字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时至今日，一个“开放社会”已初步形成，国民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权力的制衡正在整合，新闻出版全面放开，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领袖人物的开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几代知识分子以身相殒、前仆后继的奋斗。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与现行体制抗衡，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积极地、坚韧地反抗极权制度。正如加级所说，“在这不可敬的历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于人的尊严。”民主在台湾的开花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如经济的腾飞、教育的进步、信息的传播和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他们从50年代初开始播下种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终于诞生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脱离于现实也脱离于历史，从而被排斥于风驰电掣的社会进程之外；那么台湾知识分子则是“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家书国事天下长’，敏锐地为时代把脉，当仁不让地给孤岛开出药方，从而成为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重走几代台湾知识分子的肉身和精神之旅，寻觅那些杰出的代表人物的足迹和展痕，对我而言，充满了诱惑力。因为，这是解开我自己心中一团乱麻的最好办法，也是我从黑暗的迷宫般的隧道里突围的最佳方式。为何不试一试呢？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颁布“戒严令”，严酷控制岛内人民，在台形成“大屠杀大恐怖”的局面。尤其注重对舆论的监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须送警备司令部备查。在三十多年的“勘乱”时期里，台湾知识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压制、折磨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有过入狱的经历，如下表所列：
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被囚禁、被刑罚、被杀戮的知识分子无法计数。从1948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杀害的岛内精英到80年代中期震惊世界的江南凶杀案，都可窥见蒋氏政权的惨无人道。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迷园》里，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知识分子“父亲”的形象，他既有西方开明的思想，又有着传统熏陶下的美德，他曾热情澎湃地迎接光复。但经历了“二·二八”的灾难后，被“戮心”的极权制度变成了“废物”，困居园中，以摄影消磨时光。《迷园》中的“父亲”是悲愤台湾的象征。《自由中国》杂志事件是台湾知识分子头撞石门的第一次尝试。《自由中国》原为胡适创办，后由雷震、殷海光接手，到了50年代中期，与当局的矛盾激化。1954年刊载《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揭露当局“假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呼吁“不能让青年在受教育阶段就使他们对于民主制度有了全然歪曲的认识。”蒋介石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开除雷震国民党党籍。1957年，《自由中国》公开反对国民党“法统”，反对蒋连任第三任总统。1960年春。雷震联合岛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者，准备成立新党。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以“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的捏造罪名扑灭了襁褓之中的“中国民主党”。
60年代初，李敖以“20世纪的李卓吾”的形象震惊全岛。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的影响，针对传统伦理及以传统伦理为幌子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主动出击。鲁迅笔下的魏连处在传统的阴影下接受了旧式的葬礼。而李敖在父亲的葬礼上用“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来表达他最深的爱，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盘西化论”，他是继鲁迅以来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计秋评论》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请于真知、疏于自省，全都是“诛心之论”，鞭打在其七寸之处。
李敖力图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把胡适比作具有远见的、好唱反调的乌鸦，称赞胡适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同时，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他认为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与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学，不如在台湾这块文化沙漠上打几口井。
《故星》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勇敢的李敖不顾中国文坛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学与朝、野的显贵名流，如：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刘哲、钱穆、唐君毅、萨孟武、谢扶雅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像流水一样开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这一点：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虽然被捕，但他惊醒了整整一代台湾青年，把独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说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么陈映真则是文学界的星辰。陈映真由个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内省走向社会文化结构的批判，“异端·乌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运具有“孤独的义人”的悲剧色彩。在压抑机制下，“写作”成为他探讨人生、人性、生死。灵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奴役与自由等“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方式，写作成为他表现苦难、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的象征。
王安忆在《鹤托邦诗篇》中，尊敬地称陈映真是一个“身在孤岛，心惊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站湾的忧郁》中，借用惠特曼的诗将他比作“孤独的橡树”。陈映真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处在被禁止和被镇压的地位。特务机构里有专门搜集、分析他的言论的专业思想侦探。被捕之后，他才发现审讯官前关于他的材料已堆积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权运动席卷世界。在这最黑暗的夜半，知识界并没有保持沉默。1968年，柏杨主持的《文李》杂志发表漫画“大力水手”，辛辣讽刺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结果被捕。开始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0年。柏杨在狱中写出了巨著《伯话资治通鉴》。1971年10月，台湾大学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学运序幕。1973年2月17日，学运思想领袖陈鼓应、王晓波被捕。次日，台大学生部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持刀自刎，血荐轩辕。
70年代初，台湾岛内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成为那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的，是席卷台港及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经过保钓运动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到风云激荡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1979年，高雄爆发“美丽岛共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榜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152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12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送、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老潮、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悯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80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部》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王拓的件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灿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概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O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X”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他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通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有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
——读不透的昆德拉
著名犹太作家米兰·昆德拉对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困惑的名字。他像一个陷阱，既可被认为很深，也可被认为很浅。作家余华在某大学演讲时曾轻蔑地说：“昆德拉在欧美不过是三流作家。”果真如此吗？昆德拉自从1960年以一举成名之后，先后获得六次国际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同凡响的震撼。阿拉贡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欧美最杰出的和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昆德拉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只有马尔克斯能够相比。余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要么说明他的无知，要么说明他的心虚——他的“火种”中，好一部分就是取自昆德拉的。
迄至1996年，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论文集、。这些作品打上了鲜明的“昆德拉烙印”，又具有五彩缤纷，变化多端的艺术风格。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他方，生活在彼岸，这是昆德拉的一个基本思想。苏军入侵捷克后，昆德拉本人受监控，作品受禁止，1975年不得不移居法国，1979年《笑忘录》发表后，他又被玻夺了捷克公民资格。因此，他作为一名流亡作家，倍感“他方”生存的苦痛。“他方”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他方”，更是形而上的“他方”。一只蝴蝶在蛹的世界里是不会被指认为美丽的，因为它找错了表演的场合。
的主人公，少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中走向广毁灭。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彼处时，那是梦，是诗，是艺术，而当彼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雅罗米尔在一个只有开会和秩序、官僚和文件的世界里，还想扮演莱蒙托夫、雪莱、兰波的角色，只能被无情吞噬。
昆德拉很少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这方”的布拉格，但昆德拉的布拉格与照片中的布拉格一样清晰。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伟大的作家能给他们的城市命名。对于昆德拉来说，布拉格是一个没有帷幕的、充满麦克风的城市，它强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本质上“同一”，结果个人统统消失了。城市也陷落了。布拉格只剩下一座座灰色的大楼和一串串行走的风衣。昆德拉透视布拉格美苦众生的命运，发现生活不过如此而已：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戏剧中扮演他的角色，这时，他不会注意他们已改变了布景，对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戏剧中演出毫无知觉。这时，荒谬产生了。
昆德拉是一个抗议者，但他认识到了抗议的局限。戏还得在“他方”演下去。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笑忘录》一开头便是描写捷共诞生那天的历史细节：捷共领袖奇特瓦尔德顶着漫天飞雪向数十万群众发表演说，他的战友、善良体贴的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到哥氏的头上。4年以后，克氏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送上续刑架。于是，当年的照片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了：哥氏旁边只有光光的宫墙。这样，克氏所遗留下的一切，就只有那顶戴在哥氏头上的帽子。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联想到中国的“井冈山会师图”，朱德被换成林彪，连顶帽子也没留下，我为昆德拉的睿智而惊奇：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对普遍真相的揭示。
从这个角度，昆德拉对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给以致命一击。历史不过是还未遗忘农物的涓涓细流，被引向已被遗忘井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新的时代将会产生，这些时代个人有限的记忆将无法理解；数百年，数千年将因此而湮没。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使悲惨的人失去一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历史将退缩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
昆德拉对历史的质疑超越了鲁迅。鲁迅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他的思路仍是二元对立模式：二十四史即使成为工农兵学商的历史，难道就能迫近真实吗？昆德拉跳出真／不真的圈子，宣布说：当历史控制入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这一结论对于拥有悠长的史家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
昆德拉并没有由怀疑走向虚无，他用小说来拒斥恐怖的、非人道的历史，来实现记忆，催生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创造和个人的选择。我想起一部苏联小说《活着，并且记住》，可见文学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帮助人类记忆。昆德拉总结说：“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历史所作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