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这都不是柔道的人生哲学了。这里所谓“仁”，无疑的，就是做人之道。孟子引孔子的话道：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土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那柔儒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说：

    于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人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分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就是“成仁”，就是“仁”。综合当时社会上的理想人物的各种美德，合成一个理想的人格，这就是“君子儒”，这就是“仁”。但他又让一步，说‘呼之成人者”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正是当时的“武土道”的信条。他的弟子子张也说：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曾子说：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欣？君子人也。

    这就是“见危致命”的武士道的君子。子张又说：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是“殷土”，而他的见解已是如此，可见孔子的新教义已能改变那传统的儒，形成一种弘毅的新儒了。孔子曾说：

    刚毅木销，近仁。

    又说：

    巧言令色，鲜吴仁。

    他提倡的新儒只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所以说：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又说：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这种弘毅的人格。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日， “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平！”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日，‘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又记着一条有风趣的故事：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日，“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故？”

    这是当时人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这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当地位的。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老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一段的描写，原文只说“吾友”，东汉的马融硬说“友谓颜渊”，从此以后，注家也都说是颜渊了（现在竞有人说道家出于颜回了）。其实“吾友”只是我的朋友，或我的朋友们，二千五百年后人只可“陶疑”，不必费心去猜测。如果这些话可以指颜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些话是说孔子。《论语汗说过吗？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都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不是有意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吗？这不是“有若无，实若虚” 吗？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不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鸠？又记孔子赞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不是“犯而不校”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是指孔子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只是泛指曾子“昔者” 接近的某些师友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这是孔门某一个时期（‘老者”）所“尝从事”的学风呢？

    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曾子的这一段话的下面，即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段；再下面，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一段。这三段话，写出三种境界，最可供我们作比较。）在那个标举“成人”“成仁”为理想境界的新学风里，柔逊谦卑不过是其一端而已。孔子说得好：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利则葱，勇而无利则乱，直而无利则绞。

    恭与慎都是柔道的美德，——益位子称正考父的鼎铭为“共（恭）”，——可是过当的恭慎就不是“成人”的气象了。《乡党卜篇写孔子的行为何等恭慎谦卑！《乡党》开端就说：

    孔子于乡党，河村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郑注：便便，辩也。）

    里记他和当时的国君权臣的问答，语气总是最恭慎的，道理总是守正不阿的。最好的例子是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的两段：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日：“言不可以若是其儿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广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儿也。人之言日，‘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他用这样婉转的辞令，对他的国君发表这样独立的见解，这最可以代表孔子的 “温而厉”“与人恭而有礼”的人格。

    《中庸》虽是晚出的书，其中有子路问强一节，可以用来做参考资料：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放？北方之强铁？抑而强％？

    “宽柔可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祛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即是“犯而不换”）的柔道。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当时所谓“南人”，与后世所谓“南人”不同。春秋时代的楚与吴，虽然更南了，但他们在北方人的眼里还都是“南蛮”，够不上那柔道的文化。古代人所谓“南人”似乎都是指大河以南的来国鲁国，其人多是殷商遗民，传染了儒柔的风气，文化高了，世故也深了，所以有这种宽柔的“不报无道”的教义。

    这种柔道本来也是一种“强”，正如惆易·家传》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寄”。一个人自信甚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 “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人。说语》说：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孟子》末篇对这个意思有很详细的说明：

    孟子曰：“……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平？乡原，德之贼也。”’ 万章日：“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嗲耀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日，‘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璃路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闭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日：“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L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创之，无刺也。同手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昏况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日德之贼也。

    孔子曰： ‘恶似而非者。恶美，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这样的人的大病在于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阀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路蹈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他说：

    众好之，必家焉。众恶之，必察焉。

    乡原决不会有“众恶之”的情况的。凡“众好之”的人，大概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另有一条说此意最好：

    子贡问曰：‘步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片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就是说的“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

    《礼记》里有棉行卜篇，记孔子答鲁哀公问棉行》的话，其著作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说儒服是鲁来的乡服，可知作者去古尚未远，大概是战国早期的儒家著作的一种。此篇列举《儒行计六节，其中有一节云：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设如伪；大则如威（畏），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运也，粥粥若无能也。

    这还是儒柔的本色。又一节云：

    懦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人之以和为贵，……举贤而客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考。

    这也还近于儒柔之义。但此外十几节，如云，

    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非时不见，非义不合。

    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过失可微辞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竞信（伸）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

    破厉廉隅。虽分国，如辎妹。……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就都是超过那柔顺的儒风，建立那刚毅威严，特立独行的新儒行了。

    以上述孔子改造的新儒行：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儒”与“道”的历史关系了。同时也可以谈谈孔子与老子的历史关系了。

    “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在《史记》的《陈平世家》《魏其武安俱列传》《太史公自序》里，我们第一次见着“道家”一个名词。司马谈父子所谓 “道家”，乃是一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混合学派。因为是个混合折衷的学派，他的起源当然最晚，约在战国的最后期与秦汉之间。这是毫无可疑的历史事实。（我别有论“道家”的专文）

    最可注意的是秦以前论学术派别的，没有一个人提到那个与德墨对立的“道家”。孟于在战国后期论当时的学派，只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标必归于儒”。

    韩非死在秦始皇时，他也只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那么，儒墨两家之外，那极端倾向个人主义的杨朱可以算是自成一派，其余的许多思想家，——老子，在周，慎到，田骄，骏衍等，────——如何分类呢？

    依我的看法，这些思想家都应该归在儒墨两大系之下。

    宋任、 尹文、 惠施、公孙龙一些人都应该归于“墨者”一个大系之下。宋任（宋针）、尹文主张“见海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他们正是墨教的信徒。这是显而易见的。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又主张齐梁两国相推为王，以维持中原的和平；公孙龙到处劝各国‘堰兵”，这也是墨教的遗风。至于他们的名学和墨家的名学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那更是容易看出的。

    其余的许多思想家，无论是齐鲁儒生，或是燕齐方士，在先秦时代总称为“儒”，都属于“儒者” 的一大系。 所以齐宣王招致稷下先生无数，而《盐铁论》泛称为 “诸儒”；所以秦始皇坑杀术上，而世人说他“坑儒”。脏子·说剑》篇（伪书）也有庄子儒服而见赵王的传说。

    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放天下莫与之争”，“报怨以德”，“强梁者不得其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这都是最极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观。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

    我们试回想到前八世纪的正考父的鼎铭，回想到《周易》里“谦”“损”“坎” “粪”等等教人柔逊的卦交词，回想到曾子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低语》里讨论的“以德报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从这个正宗儒学里淘炼出来，所以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后来孔子渐渐超过了这个正统遗风，建立了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种新气象。说：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于日：“何以报援？——以直很想，以德报德。”

    这里“或人”提出的论点，也许就是老子的“报怨以德”，也许只是那个柔道遗风里的一句古训。这种柔道，比“不报无道”更进一层，自有大过人处，自有最能感人的魔力， 因为这种人生观的基础是一种大过人的宗教信心， ——深信一个 “无力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股”的无道。但孔子已跳过了这种“过情”的境界，知道这种违反人情的极端教义是不足为训的，所以他极力回到那平实中庸的新教义：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种讨论可以证明孔子之时确有那种过情的柔道人生观。信《老子》之书者，可以认为当时已有《老子》之书或老子之教的证据。即有尚怀疑《老子》之书者，他们老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认当时实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实有“以德报怨” 的更透进一层的柔道。如果连这种重要证据都要抹煞，硬说今本《老子》里的柔道哲学乃是战国末年世故已深时来研、尹文的思想的余波，那种人的固执是可以惊异的，他们的理解是不足取法的。

    还有那个孔子问礼于老聘的传说，向来怀疑的人都学韩愈的看法，说这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学，所以捏造‘＊子，吾师之弟子也”的传说。《通论》论《曾子问卜》篇，说，“此为老庄之徒所作无疑”。）现在依我们的新看法，这个古传说正可以证明老子是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

    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传说，约有几组材料的来源：

    一、《礼记》的《俗子问》篇，孔子述老聘沦丧礼四事。

    二、《史记·孔子世家》记南官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一段。

    三、《史记·老在申韩列传》，“孔于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于日……”一段

    四、所记各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