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与仁慈心

    近代西方二三百年来物质科学之进步，尽人皆知。但人文科学之落后脱节，其弊已显。譬如给小孩或狂人以利刃，固已危险，稍后又给以手枪，现在则给以原子弹，那终非闯大祸不可。此在西方知识界并非不知，无奈他们的人文科学始终赶不上，这也有其原因。在近代科学创兴以前，耶稣教是西方文化的最大骨干。宗教与科学之冲突，最重要者还在它们的方法上。科学须面对事实，在事实上面去求知识，只要事实有新发现，我们的智识便该立刻追随求调整，这是科学修养起码的条件。但宗教精神却恰恰相反，他们在人类之外预先安排了一位上帝，一切人类社会活动，都得推原到上帝，归宿到上帝。尽管人事变了，宗教上的信仰和理论则仍可不变。正因此两方面精神之绝相背驰，而西方人的人文科学，乃于无形中遭遇一绝大阻碍，使他们得不到一个自由的发展。

    正使物质科学急速发展宗教退处一旁，而西方人之人文科学仍将无希望。何以故？因他们常想把物质科学的律则来代替宗教来指导人文，如是则人类社会本身依然无地位、无重量。从前是听命于宗教，听命于人类以外的上帝。现在是听命于物质，依然要听命于人类以外之另一位上帝。其实此乃与科学精神正相违。因科学精神正贵在事实本身上寻知识，但西方人却常想把物质科学的已有成绩一转手用来赠与给人文科学，那又如何可能呢？

    当牛顿时代，西方人几乎全想把数学物理机械方面的原理原则来解释人类社会，来建立人文科学。待到达尔文时代，生物学开始得到注意，于是西方人又想把生物进化的一番理论与法则来运用到人类社会，来建立人文科学。此比牛顿时代，像是进步了。因生物学究竟是一种生命的科学，比较与人文更接近。机械观的人生论，终不如进化观的人生论较于近情。但病根则依然存在。他们总想把研究人类社会以外的一番法则与理论转移过来，运用在人类社会的身上。无论是物质的，或生命的，到底与人文的园地隔了一层或两层的墙壁。如何能通呢？

    人文科学则应有人文科学自己的生命和园地。人文科学家应该在它自己的园地上垦辟，来培植自己的种子。但在西方，那一片园地，却一向荒芜。最先为宗教所侵占，现在为自然科学所攘窃。宗教讲的是上帝，是神，自然科学讲的是物。纵说我们不能舍弃神亦不能舍弃物，纵说神与物全与人类社会有关系，但究竟都不是人类社会之自身。把自然科学的种子移栽在人文科学的园地里，只开自然科学的花，结自然科学的果，与人文科学自身还是不相干。生命科学较之物质科学虽与人类自身较接近，但人类自身的一切知识不能由生物科学来包办。现代的西方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却投入了自然科学的圈套。待他们从自然科学的圈套中逃出，却不知不觉地仍想走进宗教的樊笼。这是近代西方人文科学不能有理想发展的一个最大原因。

    试举一例：心理学乃近代西方人文园地里最先进入科学的一门学问。但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并不能说它是人文科学。它只是由人文科学的园地里割让了，出卖了。最先割让与物质科学，稍后又出卖与生物科学。西方人最先讲心理学，只是讲些物理学，如眼如何能看，耳如何能听。后来讲的，也只是讲些生物学，如制约反应等的实验之类。我们并不说物理学生物学与心理学作不相关，但人类的心理学应该有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以外的自己园地与生命。这一番理论西方的科学界听了，必不会赞成。这倒不在乎。所惜是西方也有赞成此番理论的，却大体是宗教家，不是人文科学家。人文科学在西方，依然是一片荒芜，还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园地。还没有培植上自己的种子。

    上面所论，我们要求对于某项事类有真知识，则必向该项事类之本身去找寻。此乃一切科学最普通基本的则律。达尔文的生物学，不能乞灵于牛顿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我们要建立新的人文科学，自然也不该乞灵于牛顿与达尔文，更不应该乞灵于上帝或神。就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而言，生命是沿着一条路线而演进的，因此生命有阶级，有等差。白鼠、兔、狗等等的心理，有些和人类心理相同，但究是有些而已。把人类较之白鼠、兔、狗，其间等级的差异，是不该忽视的。即就人类论，初民社会，低级浅演的民族，较之高文化的社会，其间亦有很显著的阶级等第，也同样不可忽视。即在同一文化社会之内，个人间的差别等级，仍不该忽视。即就幼童论，他们尚未经社会种种陶冶，但他们间已尽有差别，有的是天才，有的是低能，这些尽人皆知，因此研究人文科学，决不比研究物质科学。物质科学可以一视平等，无差别。水是水，石是石。但人文科学则不然。人文科学不仅与物质科学不同，并与生物学也不同。生物学在类与类之间有差别，在同类间则差别甚微。人文科学又不然，虽说人与人同类，但其间差别太悬异了，不能不有一种价值观。抹杀了价值，抹杀了阶级等第而来研究人文科学，要想把自然科学上的一视平等的精神移植到人文科学的园地里来，这又是现代人文科学不能理想发展的一个原因。

    再次，人类研究物质科学以及生命科学，研究对象，都不是人类之自身。但人文科学则不然。研究的对象，便是他自身。至少他自身乃紧属于这一对象之内。因此物质科学家乃至生命科学家，可以是纯理智的，不动自己的情感，而且也应该纯理智，应该不夹杂丝毫情感的。但若研究人文科学，又如何能纯理智？又如何能不羼进自己的一份情感呢？非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人文科学家不应该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对他研究的对象，只发生兴趣，而没有丝毫的情感，如自然科学家般的冷淡和严肃。所贵于人文科学家者，正在其不仅有知识上的冷静与平淡，又应该有情感上的恳切与激动。这并不是说要喜怒用事，爱僧任私。只是要对研究的对象，有一番极广博极诚挚的仁慈之心。牛顿发明万有引力，不必对一切物具仁慈心。达尔文创造生物进化论，也不必对一切生物有仁慈心。但将来人文科学界里倘有一位牛顿或达尔文出世，他也为人文科学惊天动地创造新则律，那他非先对人类本身抱有一番深挚纯笃的仁慈心不可。若他对人类极淡漠，极冷静，只用纯理智的头脑，将决不会深切透进人类之内心，而为人类社会创辟新道路，指示新方针。那便决不能成为一理想出色的人文科学家。

    以上两点，一是价值观，一是仁慈心，此乃建立人文科学所必备的两要件。但若把此番话向近代西方沉浸于自然科学极深的学者们讲，他们自将不肯领受。这还不要紧，可惜西方人领受此一番理论的又必是一位宗教家。如此则又会把人文科学领回到上帝去管束，则人文科学仍不得如理想般建立。

    要寻求一种心习，富于价值观，又富于仁慈心，而又不致染上宗教色彩的，而又能实事求是向人类本身去探讨人生知识的，而又不是消极与悲观，如印度佛学般只讲出世的，那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现代人都知道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同时又说它不是科学。其实儒家思想只不是自然科学、物质科学与生命科学，却不能说它不是一种人文科学。至少儒家思想与我们理想中要建立的人文科学很接近，它已具备了想要建立人文科学所必需的几个心习。儒家的很多理论，将来必为新兴的人文科学所接受。我们现在正一意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我们也应该就我们所固有的来试建人文科学，庶乎我们也对西方人有了一番回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