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胡适素有“书癖”，一生爱逛书店、跑图书馆，爱买书、收藏书，尤爱搜集古本、孤本、善本书。他的搜集，不是单纯的为了收藏，而是为了考证研究。
胡适一生看书，研究书，谈书，写书。他所谈的书，方面广，数量多。
这里仅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凡三十九篇，编为四辑：一、“前尘书影”十四篇，分别梳理若干古典文学作品的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诗词、小说、戏曲皆有涉猎；二、“文史小集”九篇，凡涉春秋、诸子、释道，大抵为传统读书人关心的话题，亦属文化承传问题；三、“新知叙录”十三篇，为同时代人之著作所写的序言和书评，反映了作者对新思潮的高度敏感以及构建新文化的宽阔视野；四、“余之书癖”三篇，关于觅书、读书的经验之谈，书人之癖，可见自有一趣。各辑的辑名系编者所加。
胡适谈书，形式多样。有读书的心得体会，有对书的考证，有新书评介，有应人之请为新版或重版的书作的序文。
胡适书话，具有专深研究和广博知识的基础，所以他的书话有些是资料翔实、论证严谨、见解独到的学术论文，有些则是叙事清楚、说理透彻、清新活泼、别开生面的散文，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学术性和很好的可读性。
胡适谈中国传统小说，侧重于作者、版本的考证，以及历史故事演变过程的追踪研究。他把一向被视为“小道”的传统小说与传统的经学、诸子学放在同等地位，做同样研究，开创了以科学精神和考证方法来研究传统小说的一代新风。他一生研究，谈，创立了“新红学”，使研究突破了穿凿附会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实证科学的道路。同时，胡适也很重视艺术的赏析，这只要读一读他的《〈三侠五义〉序》、《〈老残游记〉序》、《〈儿女英雄传〉序》、《〈海上花列传〉序》、《〈官场现形记〉序》，即可明了。
胡适谈新旧诗、词、曲和剧本，处处从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着眼，从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活文学必然要取代古文文学、贵族文学、死文学为“正统文学”立论。他要人破除旧观念，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看待、《楚辞》。他高度赞扬花了大功夫搜集整理出版的《宋金元人词》、《宋人话本八种》和《缀白裘》，充分肯定那些新出版的诗集、小说和剧本为创立和发展新文学所作出的贡献。
早年的胡适，立足于时代的前沿，以科学和民主精神来分析和评价图书。
尤其是政治、哲学、史学、教育等方面的书。他为《吴虞文录》作序，毫不含糊地说：“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热烈称赞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他以“疑古精神”和“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来看待一切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他认为整理国故约有三条途径：“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他很推重刘叔雅对《淮南子》一书作总账式之整理，著成《〈淮南鸿烈〉集解》，说刘著此书“最精严有法”，“其成就独多”。
胡适一生提倡写传记和回忆录，以为将来研究历史留下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对张孝若为他父亲写的《张季直先生传记》，十分赞赏，欣然为之作序，并说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人物，“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总之，胡适书话，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他对一些书籍的分析和评价，常常比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分析得更深更广。
他常常以简明的语言，把原作提纲挈领地陈述出来，使读者在一片迷雾中一下子把握了头绪，看清了全局。他或者把原作的深层意思，甚或连作者尚未意识到的意思很清楚地揭示出来，使读者顿晓文中之意，甚至言外之意；或对原作中人物事理的历史背景、文坛掌故、风俗民情，如数家珍地作出交代，使读者在原作之外，又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或在对原书作一般介绍的同时，撷取其中最典型、最精彩的情节，加以巧妙的组合，使人从中直接感受到原作的精妙处；或对原作独具匠心的选材、剪裁、结构，勾魂摄魄的描写，出神入化的艺术语言，加以画龙点睛的评析，使人觉得原来妙在如此！
但胡适生平“对于社会滥用名字的行为，最为痛恨”①。因此，他一生无论是应邀为他人的书作序，或一般地写书评文章，“立誓不徇情面，不说违心的应酬话”，也不说没有研究的空话套话，更不愿用自己的名字去参加“炒”什么的。他对原作中的问题或缺点，向来是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评。
他的批评是客观冷静的，但往往也是很严厉的。
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早期的一位领袖人物，胡适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此，需要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深入研究，这样也才有利于我们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有一种合乎理性的认识。
曹伯言曹杨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日
① 见1921 年5 月19 日日记。中华书局1985 年版《胡适的日记》（上）。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