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
一作者刘鹗的小传
的作者自己署名为“洪都百炼生”；他的真姓名是刘鹗，字铁云。罗振玉先生的《五十日梦痕录》里有一篇《刘铁云传》，记叙他的事实和人品都很详细；我们没有更好的材料，所以把这篇转录在这里。
罗振玉的《刘铁云传》：
予之知有殷虚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铁云，振奇人也，后流新疆以死。铁云交予久；其平生事实，不忍没之，附记其略于此。
君名鹗，生而敏异。年未逾冠，已能传其先德子恕观察（成忠）之学，精畴人术，尤长于治河。顾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予与君同寓淮安；君长予数岁。予少时固已识君，然每于衢路闻君足音，辄逡巡避去，不欲与君接也。是时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谓规行矩步者，不与近。已乃大悔，闭户敛迹者岁余。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雀。则又弃而习贾，尽倾其资，乃复归也。
光绪戊子（1888），河决郑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试，以同知往投效于吴恒轩中丞。中丞与语，奇之，颇用其说。君则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声誉乃大起。河决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绩，则让与其兄渭清观察（梦熊）而请归读书。中丞益异之。
时方测绘三省黄河图，命君充提调官。河图成，时河患移山东，吾乡张勤果公（曜）方抚岱方。
吴公为扬誉，勤果乃檄君往东河。
勤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实无一能知河事者。群议方主贾让不与河争地之说，欲尽购滨河民地，以益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将移海内赈灾之款助官力购民地。君至则力争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说。草《治河七说》，上之。幕中文士力谋所以阻之，苦无以难其说。
时予方家居，与君不相闻也；忧当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著论五千余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诸施君，揭之报纸，以警当世。君之兄见而大韪之，录副寄君。君见予文，则大喜，乃以所为《治河七说》者邮君之兄以治予，且附书曰：“君之说与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竞，不意当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论文章渊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妪与小儿语，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为何代人，乌能读扬马之文哉？”时君之玩世不恭尚如此。
岁甲午（1894），中东之役起，君方丁内艰归淮安，予与君相见，与君预测兵事。时诸军皆扼守山海关，以拱京师。予谓东人知我国事至熟，恐阳趋关门而阴捣旅大以覆我海军，则我全局败矣。侪辈闻之，皆相非难。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将语，谓旅大难拔，以为之证。独君意与予合，忧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验。于是同侪皆举予与君齿，谓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
君既服阕，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润），以奇才荐。乃征试于京师，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道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公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书曰：“蒿目时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书曰：“君请开晋铁，所以谋国者则是矣，而自谋则疏。万一幸成，而萋斐日集，利在国，害在君也。”君不之审。于是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
庚子（1900）之乱，刚毅奏君通洋，请明正典刑。以在沪上，幸免。时君方受廪于欧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远害规君。君虽韪之，不能改也。联军入都城，两宫西幸。都人苦饥，道殣相望。君乃挟资入国门，议振恤。适太仓为俄军所据，欧人不食米，君请于俄军，以贱价尽得之，粜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当君说晋抚胡中丞奏开晋铁时，君名佐欧人，而与订条约，凡有损我权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约。及晋抚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罢晋抚，由总署改约。欧人乘机重贿当道，凡求之晋抚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晋矿之开乃真为国病矣。
……至于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则以豪侈不能自洁之故，亦才为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难，有才而不能用，执政之过也。怀才而不善自养，致杀身而丧名，吾又焉能不为君疚哉？书毕，为之长叹。
我们读了这篇传，可以想象刘鹗先生的为人了。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当河南初发现甲骨文字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不信龟甲兽骨能在地中保存几千年之久。刘先生是最早赏识甲骨文字的一位学者。他的一部《铁云藏龟》要算是近年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罗振玉先生是甲骨文字之学的大师，他也是因为刘先生的介绍方才去研究这些古物的。只可惜近二十年来研究甲骨文字的大进步是刘先生不及见的了。
刘鹗先生最自信的是他对于治河的主张。罗先生说他在郑州河工上“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我们读中描写黄河与河工的许多地方，也可以知道他的治河主张是从实地观察得来的。罗《传》中记刘先生在张曜幕府中辩论治河的两段也可以和相参证。张曜即是《游记》中的庄宫保。第三回中老残驳贾让“不与河争地”的主张说：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
刘先生自己是曾在河工上“与徒役杂作”的，所以有驳贾让的资格了。当时张曜却已行过贾让的主张了。罗《传》中的施善昌大概即是《游记》第十四回的史观察。他的主旨载在第十四回里。这回试行“不与河争地”，“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结果是很可惨的。《游记》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在妓女翠环的口里极力描写那回的惨劫很能教人感动。老残的结论是：然则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十四回）
刘先生自己主张王景的法子。老残说：他（王景）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专主“禹抑洪水”的“抑”字。……他是从“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同”“播”两个字上悟出来的。（三回）
这就是罗《传》说的“束水刷沙”的法子。刘鹗先生自信此法是有大功效的，所以他在《游记》第一回楔子里说一段黄瑞和浑身溃烂的寓言。黄瑞和即是黄河，“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渍几个窟窿”。
老残“略施小技”：“说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他说：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他对于此法的信仰了。
我们拿罗振玉先生做的那篇传来和对照着看，可以知道这部小说里的老残即是刘鹗先生自己的影子。他号铁云，故老残姓铁。他是丹徒人，寄居淮安；老残是江南人，他的老家在江南徐州。（三回）罗《传》中说刘先生曾“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雀”；老残也曾“摇个串铃，替人治病，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最明显的是治河的主张；在这一方面老残完全是刘鹗，毫没有什么讳饰。
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购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说他无罪。只有山西开矿造路的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
他的计划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他的老朋友罗振玉先生也不能不说：“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一个知己的朋友尚且说他乌得无罪，何况一般不相知的众人呢？
的第一回“楔子”便是刘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状。
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叙或自传。老残同了他的两个至友德慧生与文章伯——他自己的智慧，道德，文章，——在蓬莱阁上眺望天风海水，忽然看见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那只帆船便是中国。
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
四个转舵的是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二十三四丈便是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东边那三丈便是东三省；还有那东边一丈便是山东。
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些]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们]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老残和他的朋友看见这种怪现状，气的不得了。德慧生和文章伯问老残怎样去救他们，老残说：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
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
这就是说，习惯的法子到了这种危险的时候就不中用了，须有个方针，认清了方向，作个计划，方才可行。老残提议要送给他们“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
但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听见船上有人在那里演说，要革那个掌舵的人的命。老残是不赞成革命的，尤其不赞成那些“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他们跳上船，把向盘、纪限仪等项送给大船上的人。
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
快杀！”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三人垂泪，赶快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刘先生最伤心的是“汉奸”的喊声不但起于那些“下等水手”里面，并且出于那些“演说的英雄豪杰”之口！一班“英雄豪杰”只知道鼓吹革命是救国，而不知道献向盘与纪限仪也是救国，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借债开矿造铁路也是救国！所以刘鹗“汉奸”的罪是决定不可改的了，他该充军了，该死在新疆了。
二里的思想
有光绪丙午（1906）的自叙，作者自述这部书是一种哭泣，是一种“其力甚劲，其行弥远，不以哭泣为哭泣”的哭泣。他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这是很明显地说，这部小说是作者发表他对于身世、家国、种教的见解的书。
一个倜傥不羁的才士，一个很勇于事功的政客，到头来却只好做一部小说来寄托他的感情见解，来代替他的哭泣：这是一种很可悲的境遇，我们对此自然都有无限的同情。所以我们读应该先注意这书里发挥的感情见解，然后去讨论这书的文学技术。
二十回只写了两个酷吏：前半写一个玉贤；后半写一个刚弼。此书与不同：《现形记》只能摭拾官场的零星罪状，没有什么高明或慈祥的见解；《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作者曾自己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始。（十六回原评）
这段话是的中心思想。清儒戴东原曾指出，宋明理学的影响养成一班愚陋无用的理学先生，高谈天理人欲之辨，自以为体认得天理，其实只是意见；自以为意见不出于自私自利便是天理，其实只是刚愎自用的我见。理是客观的事物的条理，须用虚心的态度和精密的方法，方才寻得出。
不但科学家如此，侦探访案，老吏折狱，都是一样的。古来的“清官”，如包拯之流，所以能永久传诵人口，并不是因为他们清廉不要钱，乃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子清楚明白，能细心考查事实，能判断狱讼，替百姓伸冤理枉。如果“清官”只靠清廉，国家何不塑几个泥像，雕几个木偶，岂不更能绝对不要钱吗？一班迂腐的官吏自信不要钱便可以对上帝、质鬼神了，完全不讲求那些搜求证据，研究事实，判断是非的法子与手段，完全信任他们自己的意见，武断事情，固执成见，所以“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刘鹗先生眼见毓贤、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由清廉得名，后来都用他们的陋见来杀人误国，怪不得他要感慨发愤，著作这部书，大声指斥“清官”的可恨可怕了。
最称赞张曜（庄宫保），但作者对于治河一案，也很有不满意于张曜的话。张曜起初不肯牺牲夹堤里面几万家的生产，十几万的百姓，但他后来终于听信了幕府中人的话，实行他们的治河法子。《游记》第十四回里老残评论此事道：
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这不是很严厉的批评吗？
他写毓贤（玉贤），更是毫无恕词了。毓贤是庚子拳匪案里的一个罪魁；但他做山东曹州知府时，名誉很好，有“清官”、“能吏”之称。刘先生偏要描写他在曹州的种种虐政，预备留作史料。他写于家被强盗移赃的一案，上堂时，玉大人拿了失单交下来，说：“你们还有得说的吗？”于家父子方说得一声“冤枉”，只听堂上惊堂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去！”左右差人连拖带拽拉下去了。（四回）
“站”就是受“站笼”的死刑。
这边值日头儿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条腿，回道：“禀大人的话：今日站笼没有空子，请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听，怒道：“胡说！我这两天记得没有站甚么人，怎会没有空子呢？”
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笼，三天已满。请大人查簿子看。”玉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点着说：“一，二，三，昨儿是三个。一，二，三，四，五，前儿是五个。一，二，三，四，大前儿是四个。没有空，到也不错的。”差人又回道：“今儿可否将他们先行收监？明天定有几个死的，等站笼出了缺，将他们补上，好不好？请大人示下。”
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说道：“我最恨这些东西！若要将他们收监，岂不是又被他多活一天去了吗？断乎不行。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亲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说道：“是还有点游气。”复行坐上堂去，说：“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几十板子，那四个人就都死了。
这是一个“清官”的行为！
后来于家老头子先站死了，于学礼的妻子吴氏跪倒在府衙门口，对着于学礼大哭一场，拔刀自刎了。这件事感动了三班差役，他们请稿案师爷去求玉大人把她的丈夫放了，“以慰烈妇幽魂”。玉大人笑道：你们倒好！忽然的慈悲起来了！你会慈悲于学礼，你就不会慈悲你主人吗？……况这吴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觉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个女人，他虽死了，我还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气呢！
于是于家父子三人就都死在站笼里了。
刚弼似是一个假名，只借“刚愎”的字音，却不影射什么人。贾家的十三条命案也是臆造出来的。故出事的地方名叫齐东镇，“就是周朝齐东野人的老家”。而苦主两家，一贾，一魏，即是假伪的意思。这件命案太离奇了，有点“超自然”的色彩，可算是这部书的一个缺点。但其中描写那个“清廉得格登登的”刚弼，却有点深刻的观察。魏家不合请一位糊涂的胡举人去行贿，刚弼以为行贿便是有罪的证据，就严刑拷问贾魏氏。她熬刑不过，遂承认谋害了十三命。
白耆复审的一回（十八回）只是教人如何撇开成见，研究事实，考察证据。他对刚弼说：老哥所见甚是。但是兄弟……此刻不敢先有成见。像老哥聪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无不利。兄弟资质甚鲁，只好就事论事，细意推求，不敢说无过，但能寡过已经是万幸了。
“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这是自命理学先生刚愎自用的态度。“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是折狱老吏的态度，是侦探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寻求真理的态度。
复审的详情，我们不用说了。定案之后，刚弼还不明白魏家既无罪何以肯花钱。他说：“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人一个钱。”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没有送过人的钱，何以上台也会契重你？可见天下人不全是见钱眼开的哟。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这个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于魏家花钱，是他乡下人没见识处，不足为怪也。
有人说：李伯元做的是，刘铁云做的是做官教科书。其实“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八个字何止做官教科书？简直是做学问做人的教科书了。
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曾批评中间桃花山夜遇玙姑黄龙子的一大段（八回至十二回），神秘里夹杂着不少旧迷信，他说刘鹗先生究竟是“老新党头脑不清楚”。钱先生的批评固然是很不错的，但这一大段之中却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见解，未可完全抹煞。就是那最荒谬的部分也可以考见一个老新党的头脑，也未尝没有史料的价值。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一面要知道古人的思想高明到什么地步，一面也不可不知道古人的思想昏谬到什么地步。
里最可笑的是“北拳南革”的预言。一班昏乱糊涂的妄人推崇此书，说他“关心治乱，推算兴亡，秉史笔而参易象之长”（坊间伪造四十回本钱启猷序）；说他“于笔记叙事之中，具有推测步算之妙，较《推背图》《烧饼歌》诸数书尤见明晰”（同书胶州傅幼圃序）。
这班妄人的妄言，本不值一笑。但这种“买椟还珠”的谬见未免太诬蔑这部书了，我们不能不说几句辨正的话。
此书作于庚子乱后，成于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乱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说拳祸，只是追记，不是预言。他说革命，也只是根据当时的趋势，作一种推测，也算不得预言。不过刘鹗先生把这话放在黄龙子的口里，加上一点神秘的空气，不说是事理上的推测，却用干支来推算，所以装出预言的口气来了。若作预言看，黄龙子的推测，完全是错的。第一，他只看见甲辰（1904）的变法，以为科举的废止和五大臣出洋等事可以做到一种立宪的君主政治，所以他预定甲寅（1914）还有一次大变法，就是宪政的实行。
“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消灭。”这一点他猜错了。第二，他猜想革命至庚戌（1910）而爆发，庚戌在辛亥革命前一年，这一点他几乎猜中。然而他推算庚戌以后革命的运动便“潜消”了，这又大错了。第三，他猜测“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直至甲子（1924）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这一点又大错了。
总之，的预言无一不错。这都是因为刘先生根本不赞成革命，“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运动革命的人“不有人灾，必有鬼祸”，——他存了这种成见，故推算全错了。然而还有许多妄人把这书当作一部最灵的预言书！妄人之妄，真是无药可医的！
然而桃花山中的一夕话也有可取之处。玙姑解说“攻乎异端”一句话，说“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她批评“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的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禅，就算是圣人之徒。……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九回）
这话虽然表示作者缺乏历史眼光，却也可以表示作者怀疑的态度。后来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有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双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子平默无以对。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辗转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睢》序上说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九回）
这是很大胆的批评。宋儒的理学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滚出来的。中古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排斥肉体，禁遏情欲，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宋儒用人伦的儒教来代替出世的佛教，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宋儒在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中古禁欲的宗教的影响，究竟脱不了那排斥情欲的根本态度，所以严辨“天理”“人欲”的分别，所以有许多不人道的主张。戴东原说宋儒的流弊遂使后世儒者“以理杀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礼教”的名言，这都不算过当的判断。刘鹗先生作这部书，写两个“清官”自信意见不出于私欲，遂固执自己的私见，自以为得理之正，不惜杀人破家以执行他们心目中的天理：这就是“以理杀人”的具体描写。玙姑的一段话也只是从根本上否认宋儒的理欲之辨。她不惜现身说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这虽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的话，然而在这一方面，这位老新党却确然远胜于今世恭维宋明理学为“内心生活”、“精神修养”的许多名流学者了。
三的文学技术
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的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写宋江在浔阳楼题诗一段要算很能写人物的了；然而写江上风景却只有“江景非常，观之不足”八个字。写西湖只说“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与描写风景也都只是用几句滥调的四字句，全无深刻的描写。只有的第一回里有这么一段：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在旧小说里，这样的风景画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了。旧小说何以这样缺乏描写风景的技术呢？依我的愚见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旧日的文人多是不出远门的书生，缺乏实物实景的观察，所以写不出来，只好借现成的词藻充充数。这一层容易明白，不用详细说明了。第二，我以为这还是因为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写一个人物，如鲁智深，如王凤姐，如成老爹，古文里的种种滥调套语都不适用，所以不能不用活的语言，新的词句，实地作描写的功夫。但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人类的性情本来多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既有这许多现成的语句，现成的字面，何必不用呢？何苦另去铸造新字面和新词句呢？我们试读第十七回贾政父子们游大观园的一大段里，处处都是用这种现成的词藻，便可以明白这种心理了。
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刘鹗先生是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的文学见解也很超脱。《游记》第十三回里他借一个妓女的嘴骂那些滥调套语的诗人。翠环道：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过往的客人见的很多，也常有题诗在墙上的。我最喜欢请他们讲给我听。听来听去，大约不过这个意思。……因此我想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罢了。
奉劝世间许多爱做诗的人们，千万不要为二十里铺的窑姐所笑！
刘鹗先生的诗文集，不幸我们没有见过。《游记》有他的三首诗。第八回里的一首绝句，嘲讽聊城杨氏海源阁（书中改称东昌府柳家）的藏书，虽不是好诗，却也不是造谣言的。第六回里的一首五言律诗，专咏玉贤的虐政，有“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的话，可见他做旧律诗也还能发议论。第十二回里的一首五古，写冻河的情景，前六句云：地裂北风号，长冰蔽河下。后冰逐前冰，相陵复相亚。河曲易为塞，嵯峨银桥架。……
这总算是有意写实了。但古诗体的拘束太严了，用来写这种不常见的景物是不会满人意的。试把这六句比较这一段散文的描写：老残洗完了脸，把行李铺好，把房门锁上，也出来步到河堤上看，见那黄河从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河]的湾子，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两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论，也不过百把丈宽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拦住，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他，只挤得嗤嗤价响。后冰被这溜水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去。
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结满。冰面却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像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过去的冰挤的两边乱窜。那两边平水上的冰被当中乱冰挤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远。许多碎冰被挤的站起来，像个小插屏似的。看了有点把钟工夫，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
这样的描写全靠有实地的观察作根据。刘鹗先生自己评这一段道：止水结冰是何情状？流水结冰是何情状？小河结冰是何情状？大河结冰是何情状？河南黄河结冰是何情状？山东黄河结冰是何情状？须知前一卷所写是山东黄河结冰。（十三回原评）
这就是说，不但人有个性的差别，景物也有个性的差别。我们若不能实地观察这种种个性的分别，只能有笼统浮泛的描写，决不能有深刻的描写。不但如此，知道了景物各有个性的差别，我们就应该明白：因袭的词章套语决不够用来描写景物，因为套语总是浮泛的，笼统的，不能表现某地某景的个别性质。我们能了解这段散文的描写何以远胜那六句五言诗，便可以明白白话文学的真正重要了。
里写景的部分也有偶然错误的。蔡孑民先生曾对我说，他的女儿在济南时，带了去游大明湖，看到第二回写铁公祠前千佛山的倒影映在大明湖里，她不禁失笑。千佛山的倒影如何能映在大明湖里呢？即使三十年前大明湖没有被芦田占满，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大概作者有点误记了罢？
第二回写王小玉唱书的一大段是《游记》中最用气力的描写：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
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
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做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稍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
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这一段写唱书的音韵，是很大胆的尝试。音乐只能听，不容易用文字写出，所以不能不用许多具体的物事来作譬喻。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都用过这个法子。刘鹗先生在这一段里连用七八种不同的譬喻，用新鲜的文字，明了的印象，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象的音乐的妙处。这一次的尝试总算是很成功的了。
里写景的好文字很多，我最喜欢的是第十二回打冰之后的一段：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
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么来了。
这种白描的功夫真不容易学。只有精细的观察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底子；只有朴素新鲜的活文字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工具。
民国八年（1919）上海有一家书店忽然印出一部号称“全本”的，凡上下两卷，上卷即是原本二十回；下卷也是二十回，说是“照原稿本加批增注”的。书尾有“著述于清光绪丙申年山东旅次”一行小字。这便是作伪的证据。丙申（1896）在庚子前五年，而著者原序的年月是丙午之秋，岂不是有意提早十年，要使“北拳南革”都成预言吗？
四十回本之为伪作，绝对无可疑。别的证据且不用谈，单看后二十回写老残游历的许多地方，可有一处有像前二十回中的写景文章吗？看他写泰安道上——
一路上柳绿桃红，春光旖旎；村居野妇联袂踏青；红杏村中，风飘酒帜；绿杨烟里，人戏秋千；或有供麦饭于坟前，焚纸钱于陌上。……
列位看官在前二十回里可曾看见这样丑陋的写景文字吗？这样大胆妄为的作伪小人真未免太侮辱刘鹗先生了！真未免太侮辱社会上读小说的人们了！
四尾声
今年我作序的时候，前半篇已付排了，后半篇还未脱稿。
上海有一位女士，从她的未婚夫那边看见前半篇的排样，写信来和我讨论的标点。她提出许多关于标点及考证的问题；她的热诚和细心都使我十分敬仰。她的未婚夫——一位有志气的少年，——投身在印刷局里做校对，所以她有机会先读亚东标点本的各种小说的校样。她给我作了许多校勘表。我们通了好几次的信。六月以后，她忽然没有信来了。我这回到了上海，就写信给她，问她什么时候我可以去看她和她的未婚夫。过了几天，她的未婚夫来看我，我才知道她已于七月八日病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好几天不愉快。
我现在写这篇序，心里常常想到这篇序作成时那一位最热诚的读者早已不在人间了！所以我很诚敬地把这篇序贡献给这位不曾见过的死友，——贡献给龚羡章女士！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作于上海
《胡适文存三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