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诗集

    一康白情的《草儿》

    在这几年出版的许多新诗集之中，《草儿》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了。白情在他的诗里曾有两处宣告他的创作的精神。他说：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

    他又说：

    我要做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

    随做我底对的；随丢我底对的。

    我们读他的诗，也应该用这种眼光。“随做我底对的”是自由，“随丢我底对的”是进步。白情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旧诗如“贰臣犹根蒂，四海未桑麻”（1916）；如“多君相得乘龙婿，愧我诗成嚼蜡妪”（1917），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这种旧诗体的束缚的，故他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作的《除夕》诗，（页301—304）便有“去，去，出门去！围炉直干么？乘兴访朴园，踏雪沿北河”的古怪组合。“干么”底下紧接两句极牵强的骈句，便是歧路的情境了。笨的人在这个歧路上仍旧努力去做他的骈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后便是《草儿》（1919 年2 月1 日）的时代了。

    自《草儿》（页1）到《雪夜过泰安》（页48），是一九一九年的诗。

    这一组里固然也有好诗，如、《送客黄浦》、《日观峰》、《疑问》；但我们总觉得这还是一个尝试的时代，工具还不能运用自如，不免带点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谁遮这落日？

    莫是昆仑山的云么？

    破哟！破哟！

    莫斯科的晓破了，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哟！

    又如：

    你（黄河）从昆仑山的沟里来么？

    昆仑山里的红叶，想已饱带着一身秋了。

    这都不很自然。至于《桑园道》中的山哪，岚哪，云哪，霞哪，半山上的烟哪，装成了美丽簇新的锦绣一片。

    现在竟成了新诗的滥调了！

    自《朝气》（页49）至《别少年中国》（页286），共二百四十页诗，都是一九二○年的作品。这一年的成绩确是很可惊的。当时我在《学灯》上见着白情的《江南》，就觉得白情的诗大进步了。《江南》的长处在于颜色的表现，在于自由的实写外界的景色。我们引他的第三段：柳桩上拴着两条大水牛，茅屋都铺得不现草色了。

    一个很轻巧的老姑娘，端着一个撮箕，蒙着一张花帕子。

    背后十来只小鹅，都张着些红嘴，跟着她，叫着。

    颜色还染得鲜艳，只是雪不大了。

    这种诗近来也成为风气了。但这种诗假定两个条件：第一须有敏捷而真确的观察力；第二须有聪明的选择力。没有观察力，便要闹笑话；没有选择力，只是堆砌而不美，白情最长于这一类的诗，《草儿》里此类很多，我们不多举例了。

    平心而论，这一类的写景诗，我们虽承认他的价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这一类的诗最容易陷入“记账式的列举”。“云哪，山哪，岚哪”，固然可厌：“东边一个什么，西边一个什么，前面一个什么”，也很可厌。

    南宋人的写景绝句，所以不讨人厌，全靠他们的选择力高，能挑出那最精彩的印象。画家的风景画，所以比风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为画家曾有过一番精彩的剪裁，近日许多写景诗，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为不懂得文学的经济，不能去取选择。

    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中国旧诗最不适宜做纪游诗，故纪游诗好的甚少。白情这部诗集里，纪游诗占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这是用新诗体来纪游的第一次大试验，这个试验可算是大成功了。我们选他的《日光纪游》第六首：马返以上没有电车了，我们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油纸背在背上；颗颗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路赤脚的女子笑着过来了。

    油纸背在背上；“下驮”提在左手上；洋伞撑在右手上；颗颗的雨直淋在绣花的红裙上，他们看了我们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们看了他们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过幸桥，过深泽桥，我们直溯大谷川底源头沿上去。

    我们不溜在河里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这种诗真是好诗。“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这是白情评我的诗的话，他说这是美国风。我不敢当这句评语，只好拿来还敬他这首诗，并且要他知道这不是美国风，只是诗人的理想境界。

    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这三十七首诗须是一气读下去，读完了再分开来看，方才可以看出它们的层次条理。这里面有行程的纪述，有景色的描写，有长篇的谈话；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庐山纪游》。自十六至二十三，纪五老峰的探险，写的最有精彩，使我们不曾到过庐山的人心里怦怦的想去做那种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里说：山阿里流泉打得钦里孔隆地响，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动，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兰式的茅店，风吹得凉悠悠地，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动，我就去歇憩。

    这就是“我要做就是对的”。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庐山时的精神。我们祝福他们在诗国里永远保持这种精神。

    白情的诗，在技术上，确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说：总之，新诗里音节底整理，总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为标准。

    这一层，初看来似是很浅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许多诗人“鄙漂亮而不为”！

    但是，我们很诚恳的盼望这些诗人们肯降格来试试这个“读来爽口、听来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二俞平伯的《冬夜》

    平伯这部诗集，分成四辑。他自己说：“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辑里的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第三辑的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四辑……有几首诗，如、《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有平民的风格。”

    平伯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假如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读他的诗，那就不能不说他大失败了。因为他的诗是最不能“民众化”的。我们试看他自己认为有平民风格的几首诗，差不多没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篇中的刀口碰在锄耙上，刀口短了锄耙长。

    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山坳里有坟堆，坟堆里有骨头。

    骏骨可招千里驹；枯骨头，华表巍巍没字碑，招甚么？招个呸！

    这决不是“民众化”的诗。《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诗，但也不是“民众化”的诗：

    好花开在污泥里，我酌了一勺水来洗他。

    半路上我渴极了。

    竟把这一勺水喝了。

    ……

    请原谅罢，宽恕着罢！

    可怜我只有一勺水啊！

    这首诗虽不晦涩，但究竟不是民众能了解的。

    所以我们读平伯的诗，不能用他自己的标准去批评他。“民众化”三个字谈何容易！十八世纪之末，英国诗人华茨活斯（ordsh）主张作民众化的诗；然而他的诗始终只是“学者诗人”的诗，而不是民众的诗。同时北方民间出了一个大诗人彭思（Burns），他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至今还是不朽的民众文学。民众化的文学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勉强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页217），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无钱莫想他”四句，译为五十行的新诗；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词句虽多至数（十）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明白的例证吗？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诗。第四辑里，如《所见》一首：骡子偶然的长嘶，鞭儿抽着，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鞭丝拂他不去的。

    又如《引诱》一首：

    颠簸的车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细发拂着，于是我底头频频回了！

    这种小诗，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爱做小诗，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有许多人嫌平伯的诗太晦涩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颇替平伯辩护，他说：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诗集里，平伯自己也说“《春底一回头时》稿成后，给佩弦看，他对于末节以为颇不易了解”。（《雪朝》页61）这可见平伯诗的艰深难解，自是事实，并不全由于读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释是“表现力薄弱”。这虽是作者的谦辞，然而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真实。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本是极平常的道理，他偏要进一层去说，于是越说越糊涂了。平伯说。

    说不尽的，看的好；看太仔细了，想可好；花正开着，不如没开去想他开的意思。

    这正是我说的“进一层去说”。这并不是缺点，但我们知道诗的一个大原则是要能深入而浅出；感想（impression）不嫌深，而表现（expression）不嫌浅。平伯的毛病在于深入而深山，所以有时变成烦冗，有时变成艰深了。

    我们可举《游皋亭山杂诗》的第四第五两首来做例。第四首题为“初次”：孩儿们，娘儿们，田庄上的汉儿们；红的、黑的布衫儿，蓝的、紫的棉绸袄儿，瞪着眼，张着嘴，嚷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远啊，不唱戏，不赛会，没甚新鲜玩意儿；猜不出城里客人们底来意。

    他们笑着围拢来，我们也笑着走拢来，不相识的人们终于见面了。

    ……

    说到这里，很够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学调子的话；他想拿抽象的话来说明，来“咏叹”前面的具体景物，却不知道这早已犯了诗国的第一大禁了。（看页77）第五首为“一笑底起源”，这题目便是哲学调子了！这首诗，若剥去了哲学调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绝妙的诗：我们拿捎来的饭吃着，我们拿痴痴的笑觑着。

    吃饭有甚么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们中间的一个——她，忍不住了，说了话了：“饭少罢，给你们添上一点子？”

    回转头来声音低低的，“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

    这种具体的写法，尽够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

    九句：

    一笑的起源，在我们是说不出，在他们是没有说。

    既笑着，总有可笑的在，总有使我们他们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罢了，可笑便是可笑罢了，怎样不可思议的一笑啊！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他又在“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的后面，加上了十三句

    咏叹的哲理诗：

    是简单吗？

    是不可思议吗？

    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吗？

    ……

    他们底虽不全是我们底，也不是非我们底，……

    他这样一解释，一咏叹，我们反更糊涂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诗，夹在二十二句哲理的咏叹里，就不容易出头了！

    所以我说：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这不是讥评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