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难未已，国难又起，二十六年，“八一三”的前夕，我从杭州赶到福州去教书。未闻火药气味，亦无炮声震耳，与其说是逃难，不如说是为谋生计。因我仅靠稿费糊口，已有一年之久，抗战军兴，势难再以写稿为职业。遂限学校内迁，溯闽江而至永安；美其名曰深入农村。山高水急，非不可玩，隐约感到探险意味。以文庙为校合，古色古香。虽属将就，也还可以将就。建设临时省会，永安成了敌机轰炸的目标。校舍连中七弹，跟着学校再迁到离城二十里的山乡去。抱着孩子跑山路，爬上一坡又一坡；弄得汗流浃背，口渴肚饥，精疲力竭，这才真像是逃难。临时校舍是祠堂屋；连搁铺板的凳子都没有，晚上着地而睡，这才真像是难民。但照一般本地人看来，我们所吃的，可以说是天天在过年。他们饭中拌上红薯丝，配饭的，餐餐以蕹菜为主体。我们餐餐白米饭；一块钱老秤六斤的猪肉，六十元一个月的国难薪，不妨天天买得吃；两块钱请客可以全鸡全鸭的大嚼。

    过着难民生活，竟有人在羡慕；这于哭笑不得之余，不能不深深的感动。许多住在永安山乡的同胞，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一百多斤的重担，在崎岖的山路上一天挑走一百来里路，吃的只是拌着红薯丝的饭和一些蕹菜之类，无怪脸上大概带着菜色。可是，一到阴历年底，祀神，祭祖，这就热闹起来；认真，用劲，过年是很像样的。如今还把锅子叫做鼎的永安山乡，据说犹如浙江的天台和四川的荣县，还是保守着许多古话的。似乎人情也还比较的朴厚，虽然把我们当作天天过年的看待，也当作难民的同情我们，而且认作教师的尊重我们。“先生”一声，叫得这样恳切，好像还是怀着“天地君亲师”的观念的，农村的街上不容易买到鲜菜，因为农家各自种着菜，无须上街去买，就随时送菜给我们吃，邻居又分地让我们自己种，帮助我们种。到了年边，拔得大蒜和菜头送给我们，自家磨豆腐的就送豆腐给我们。不但物薄而情厚；在他们，大蒜豆腐并不是薄物。深居高山，肉类以外无所谓年货，大蒜煎豆腐，也可以算一碗菜。──趁热吃，味道也委实不错。

    可是还得吃年饭。自家不过年，邻舍办年饭来邀，盛意难违，而且这已有了义务的性质。

    好意来请，如果不去，认为看不起；非万不得已是应该应酬的。左邻右舍，前前后后，去了这一家，不能不也去那一家。年菜照例是六色；同样的做法，同样的味道。说起来，名目并不错，有鸡，有鱼，有猪肉；还有海味。不过鸡，只小小的几块，一人一块，照例由主人或其代表用筷子挟到各人面前的调羹里。鱼大概弄了碎，见不到整块的，实在并不多，薄薄的混在卤汤中，胡椒香菜配得好，气味还不错就是。猪肉堆起高高的一碗，可是干巴巴的，因为油汤，煮了又煮，早已当作补品喝了。真可以叫做走油肉，吃了以后嘴巴不会腻。所谓海味，无非是紫菜蛏干羹，也是薄薄的，你一调羹，我一调羹，大家吃得滋滋有味。山中缺少碘质，患甲状腺炎的人很多，菜确是贵重的食品。四方的桌子，每面可以并坐三个人，不用圆桌面，每桌可以坐十二个人。可以大口一嚼的是每人一个蛋，也由坐主人的用筷子挟送。

    其余的菜一碗碗的吃，吃了一碗才吃第二碗。每碗开始吃的时候大家擎着筷子接连点筷头。

    “请请请！”互让首先下筷，显得很客气。吃到末了的卤脚，照例倒在下一碗吃的菜上。倒了以后碗沿留着的卤滴，就顺手把碗拿到嘴边去呷干。所谓碗，许多家实都还是用四角方方的木盘的，口大底小，好像是魁星斗。尖尖的角棱兜得很整齐。每次见着，我总觉得古代木工的巧妙。无论是木盘，或者陶器的碗，散席的时候总都是光光的；如果还剩着东西，那就是团子。散席以后不至于饿肚子，也是靠着团子的。这里并不舂糕裹粽，糯米团子，当天做起来得很多；吃饭以前先当点心，溅一点糖水或者盐水，盛在木桶里尽量吃。喝了酒以后又同猪肉装出两大碗来。用糯米团子代替拌上红薯丝的米饭，这就算作了过年。吃了这种年饭，才明了说我们天天过年的意思。团子我爱吃；不一定要到过年，平常请客，规模较大的，也大概用这个。但被邀请吃团子，总要防过“红菇关”。永安出产香菇，也多红菇。本地人喜欢用红菇，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红血血的颜色很美丽；但怕中毒，我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来。

    不吃要被责问“为什么这样客气？”吃了以后又要把卤脚倒到第二碗的菜上去，这在我是很窘的。

    原载1949年2月1日第1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