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作品及其他

    把一篇作品看做一个引擎，一个轮子，或是一把镰刀都好。

    却不要把它当做装饰，一块会议桌上的桌布，或是办公厅的窗子上的窗帘。

    没有比一篇作品完成时所给我们的愉快和安慰更真实的了。这种愉快和安慰，不是任何怀着甚深的偏见的批评家所能夺去的；也不是任何怀着执拗的成见的敌人所能减少一分的。

    与其穿了不合身材的衣服，还不如赤裸。

    越是对艺术有勇猛的情热的作者，越是欢喜赤裸。

    为什么我们要摈弃说教呢？因为说教常常是装腔做态的，不自然的，虚伪的。

    当你的情感不曾达到完全纯真的时候，是很难产生好的作品的。

    作家和编者之间的互相帮助是：作家能把“好的”稿子给编者，编者能退还“不好的”稿子给作家。

    作家和编者之间的崇高的友谊应该是：作家拿“好的”稿子，提高编者的声誉，编者退还“坏的”稿子，提高作家的声誉。

    当我听一个人发表他对于另外一个人的意见时，我常常注意他心里的活动——即透过他的显得客观的语言，去看他躲藏在背后的真的意见，这样的结果，使我发现：

    能公见地批评人的是不很多的，大多数是狡猾的。

    有些人内心充满嫉妒，外表却假装冷漠。当你问他对于某个作家或作品的意见时，他从鼻孔里哼出冷笑，装出不屑谈的样子，沉默着；另一种人则含糊其词，企图抹煞。

    伟大的艺术品必须蕴蓄一种东西，这就是一个时代为了选择自己的代言人，而托付给作家的东西。

    不朽的作品，常包含一种一切时代所共同具有的人类向上的美的精神——引导人类从琐屑、偏狭、卑污走向善良、宽大、高贵的精神。

    小市民式的自满，是艺术家走向成功路上最可怕的敌人。

    纯正的艺术品和虚伪的制造物之间的距离，凡是有良心的作家自己是很清楚的。

    那些装腔做态的东西，我们常常是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读完它。当读完它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悲哀——这种悲哀，与其说是为了那作品，倒不如说是为了那作者，为了他的那个发表作品的可怜的动机。

    摹仿、抄袭、剽窃，都是缺乏创造力的结果。

    我真讨厌抄袭，当你刚刚用心血创造了一些语言或形象，第二天就看到那些抄袭家们的复写了——那些复写常常显得那样拙劣，他们往往把你原来用苦辛所创造的东西，弄得卑俗化了。

    对于一个作家的要求，不只是文章简洁通顺，这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但我们的很多作家，却连这起码的要求都成了最高的要求了。

    老练的文体，不是困苦的雕琢，和艰难修饰的结果。

    老练的文体，是作者对他所接触的思想情感透澈了解的结果。

    批评家的工作是：发现作家，发现作家对现实的接近和距离，发现作品和现实之间的接近和距离。

    却不是在司令台上喝叱着，发号施令。

    我们的文坛产生了一些文坛掌故家，却很少文学史家，因为我们很多所谓文学史家是以掌故当作史料的，不是以作品当做史料的。

    因此，我们的文坛以谁知道掌故更多就是最好的文学史家；因此，我们的很多批评家，就成天在收集掌故——却很少愿意化精力在研究作品的工作上。

    大多数的批评家不知怎么的，很少能把一个作家正确地反映给读者，好像他们的能力永远限制在运用空洞的术语上，不会用正确的美学观点，有耐心地，具体地去了解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除了文章写得简洁通顺之外，必须在他的作品里包含一种思想。

    所写的人物，必须有社会的根源，人物而没有社会的根源，不能成为典型。

    个人是依附在阶级一起的，批评他应该和他的阶级一起批评。

    他的成功和失败，是联系在他所属的阶级的成功和失败上的。

    为什么写人物呢？写人物无非是通过人物写社会。假使不是这样，那么写的人物是没有生命的，是一种剪影。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现在还只是停留在理解名词和动词的可悲的阶段，对于形容词，副词，接读词之类的苦心，他们是不很尊重的。

    一般地说，文章写坏了，或是写得不通了，作者是不知道的；假如他知道，那一定羞于拿出来发表的；同时编者也是不知道的，要是知道，他也不愿意刊登的。

    这样才显出批评的重要。

    好的批评家不应该先注意作者写什么东西就算完了，更重要的是注意他怎样写——用怎样的态度处理题材，从什么角度看世界，采取怎样的手段……等等。

    高明的理论家不从作品所采用的题材的阶级的区别去衡量作品；而是从作品中所反映的各个阶级的真实，与他们之间的矛盾程度去衡量作品。

    一九四二年立春抄于蓝家坪原载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２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