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我每个礼拜都要到水牛城一趟,在当地的航天实验室讲课。康奈尔跟这家实验室互有协议,学校方面派人到他们那里,晚上开物理课。这件事原本已有人负责,但由于学生传出不满的声音,物理系便跑来找我。那时我只是个年轻教授,资历很浅,不懂得如何拒绝,便同意了。
他们安排我搭乘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客机。公司名字是罗宾逊航空公司(后来改名莫霍克航空公司(MohawkAirlines))。记得我第一次飞去水牛城时,飞机师就是罗宾逊先生本人。他先敲掉凝结在机翼上的冰块,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总而言之,我一点也不喜欢每星期四晚上到水牛城。
除了基本花费之外,学校还付我35美元的酬劳。我是在经济大萧条年代中长大的,所以早就计划好要把钱存起来,在当时来说,那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是我突然省悟:那35美元的功能,是要使得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而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它花掉。因此我决定,每次飞到水牛城授课时,都要花掉那35美元,享受一下,看看会不会使行程更为值得。
我是个涉世未深的人,要花钱也不知从何花起,于是我请出租车司机带我见识一下水牛城的娱乐场所,我是在机场搭上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车,还记得他名字叫马酷素,驾驶第169号出租车。 他很会帮忙,每个星期四晚上当我飞到水牛城机场时,我都特别要求坐他的车。
那天,在正式讲第一课之前,我问马酷素:“哪里可以找到很热闹、很有趣的酒吧?”我以为酒吧都是热闹有趣的地方。
“阿拉比小馆,”他说:“这是个很有生气的地方,会碰到很多人。等你下课后我带你去吧。”
下课后马酷素来接我,在前往阿拉比的途中,我说:
“到了那儿我总要叫杯饮料。他们有什么好的威士忌?”
“你就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教我。
阿拉比小馆是个蛮高雅的地方,人很多很热闹。那里的女士都穿着毛皮大衣,每个人都很友善,电话响个不停。
我走到吧台,点了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保很友善,很快便找了位漂亮女士坐在我旁边,介绍我们认识。我买了杯酒请她,我很喜欢这地方,当下决定下星期再来。
于是每星期四晚上,我到了水牛城后, 都坐169号出租车去讲课,然后到阿拉比小馆,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这了几个星期后,只要我一踏进阿拉比,就有一杯黑白威士忌及一杯水在那里等着我。“你的酒,先生。”
这成为酒保跟我打招呼的方式。
通常我会把酒拿起来,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镜头一样,一口气喝掉,好让其他人知道我是个真正的硬汉。闲坐20秒之后,我再把水喝下去。习惯以后,慢慢的我连水也不必喝了。
那位酒保总是不会让我身旁的椅子空着,每次都介绍我认识一些漂亮女人。可是到了酒吧打烊时,她们都自行离去。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到了那时,我已醉得很厉害了。
有一次,到了阿拉比要打烊时,那晚的女伴提议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她在那里认识很多人。那地方在一幢建筑物的二楼,从外面看,简直看不出二楼是一家酒吧。水牛城规定所有酒吧必须在两点钟打烊,之后所有人便都被吸引到这里的二楼,一切继续下去——当然,这是非法的。
我常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留在酒吧里看热闹,却又不致于喝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个常来的家伙跑到吧台点了杯牛奶。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患了胃溃疡了——可怜的家伙。我因此想到一个好主意。
下一次到阿拉比小馆时,酒保问:“跟往常一样吗,先生?”
“不,给我一杯可乐,只要可乐就好了,”我说,脸上装出一副很失意的样子。
其他人围过来安慰我:“是呀,三星期前我也不能喝酒。”“这真苦呀,费曼,真的很苦。”另一个说。
他们都对我崇敬有加。我不能喝酒,但仍然有胆走进酒吧里,面对所有的诱惑,只点了杯可乐来喝。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要来看我的朋友。我那样足足装了有一个月之久,真是够卑鄙!
有一次我进洗手间,有个醉鬼正在小便。他用一种卑劣的声音跟我说:“我很讨厌你这张脸,我想把你的脸按到你的头里去。”
我吓得脸变绿了。但我用同样卑劣的声音回答说:“滚开,别挡我的路,不然我就尿在你身上了!”
他又说了些话,情况愈来愈接近打架边缘。但我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不太知道要怎么打,更害怕会受伤。我只想到一件事,于是赶忙站到离墙壁远一点的地方,否则如果我被打了,背部又会撞上墙壁,那等于二度被打。
突然我感到眼睛有种奇怪的声音,并不怎么痛,我还来不及想,却已回敬了那家伙一拳。我实在觉得很有趣,原来自己不用想就有反应,身体里的机件全都知道该怎样做了。
“好啦,我们一比一平手了,”我说:“你还想打吗?”
他往后退,继而离开。如果他跟我一样笨,也许我们真会把对方打死的!
我跑去清洗一下,双手不停发抖,牙龈里流着血——我的牙龈向来很脆弱,眼睛也痛得要命。镇定下来后,我大摇大摆的跑回去跟酒保说:“黑白,外加水。”心想这会使我平静下来。
我没注意到,刚刚在厕所里挨了我一拳的家伙,正在酒吧的另一头跟三个人谈话。一会儿,那三个又高大又粗壮的家伙跑过来围着我,居高临下、威胁地说:“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跟我们的朋友打架?”
我实在够笨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受人恐吓呢,我只知道是非黑白。我也火起来了,跟他们针锋相对:“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的朋友,是谁开始找麻烦的?”
那些大汉没想到他们吓不倒我,全都楞在当场,随后还转身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家伙跑回来对我说:“你说对了,柯里经常跟人家打架,然后叫我们出面替他摆平。”
“当然我对!”我说。那家伙坐到我旁边,柯里跟他两个朋友也跑过来坐在我对面,隔两个座位。柯里叽叽咕咕的说我的眼睛很难看,我回敬他说,他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继续嘴硬,因为我以为酒吧里的男子汉都那样讲话的。情况愈来愈紧张了,酒吧内的人都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酒保喊:“这里不能打架,朋友!冷静点!”
柯里从牙缝中挤出嘶嘶声,说:“没关系,等他出去再整他。”
突然,酒吧出现了个天才。这人跑过来跟我说:“嘿,丹尼!你什么时候进城里来的?最近好吗?”
然后他对柯里说:“喂,保罗!我来介绍我的好朋友丹尼。我想你们会很合得来。干嘛不握握手?”
我们握了一下手。柯里说:“呃,幸会。”
大天才靠过来轻声说:“赶快溜!”
“但他们说会……”
“走啦!”他说。
我一手拿起大衣,赶忙溜走。一路上我紧靠建筑物的墙壁,以防他们追出来找我。不过半个人影也没有,我就安全回到旅馆了。刚巧这晚是我教的最后一课,往后数年,我也没再回阿拉比小馆了。
(大约10年后,我回去过那里一次,但看到的阿拉比已面目全非。它不再优雅闪亮了,而是脏乱破落,坐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酒保早已换人,我跟他谈从前的日子。
“噢,是的!”他说:“那时候来这里的,都是赌赛马的和他们的女朋友。”我才明白为什么当年那些人都那么友善体面,更明白了为什么电话总是响个不停。)第二天起床以后,在镜子中一看,才发现被打过的眼睛已变黑变肿!那天回到绮色佳,我拿一些文件去院长室,有个哲学系的教授看到我的黑眼眶,大叫起来:“噢!费曼先生!你这不可能是撞到门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我说,“我在水牛城一家酒吧的男厕所内跟人打架。”
“哈哈哈!”
最麻烦的,是我还得照常上课。我走进教室,头低下来看我的笔记。准备好开始讲课后,我抬起头来,直直的看着他们,然后说我讲课前的一句开场白——但这次口气较以前凶悍:“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