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第二-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南怀瑾 本章:为政第二-1

    孔子不谈政治

    第一篇《学而》是讲个人作学问的内在修养,接着下来第二篇《为政》则是讲学问的外用。

    不过提到为政,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发现在一些著作中,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站在学术的立场,态度要非常严谨。我们常说一句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学问的立场,就是“在学术面前,态度要非常严谨,服从真理。”孔子只讲“为政”,不谈政治;“政治”如国父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因此第二篇《为政》,也是谈到学问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风范

    子曰: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篇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到现在年轻人一提到道德,都当成讨厌的名词。这是文化思想的演变。所以我们要知道,秦汉以前,德是德;而“道”与“天”,在当时可说是最麻烦、最难于界说的两个字,同样的有无穷意义。有时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个本体的代表;有时候是道路之道,有时候是原则或法则,像《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这个道就是法则的意思;有时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这样,包含有四五个意义之多。在同一本书,甚至在同一句里,前后的道字,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这个好像是中国文化的毛病,其实也是长处,尤其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一个观念用一个字来代表,用刀刻到竹简上,在当时就足以完全表达。

    再说到这个“德”字的意义,过去“德”是表示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古时人解释“德者得也”。因此我们了解孔子讲的“为政以德”,是好行为的成果,也和后世讲的“道德”意义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学校里,就告诉学生,这里的“德”就是“道德”,因为学生不到相当的程度,老师也无法多搬古董来为他们作详细解说。孔子为什么提出这个“德”字,这是第一个问题。 星辰知多少第二个问题说到“北辰”。我们中国文化发达得最早的是天文。过去我们把天体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天文的经纬度。经纬度是西方的划分法。曾经有位天文学家主张,我们自己重新划过,不照西方的度数划,如格林威治时间是英国人划的,与我们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讲自己的中原时间,或以台湾作中心,把经纬度再划过呢?而事实上,我们过去是划分过的。天体的分度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体星座的范围,划分二十八个部分。为什么叫“宿”呢?这是指每天太阳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东方天上是哪一个星座出来,这星座就是“宿”。这出来的星座,每个月不同,每半个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为十二辰,作为时间与天体的关系。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就是现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在夏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银河,在银河的北面,那七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这七颗星连起来,像舀水的瓢,古时叫“斗”。现在的天文学,也没有离开我们老祖宗那个原则。整个天体那许多星星,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众星拱卫着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两颗最亮的星,名招摇二星,它的光最为闪烁,很容易看见。春天北斗星一定指着东方的寅宫。过去做大将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无所不通,才能带兵。因为天文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军来说,如夜间迷了路,即观星斗,不藉仪器,就可辨别出方向来。我国过去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现在对于固有的“天文学”,我们反而一点认识都没有了。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捡回来。

    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听北斗星的指挥,跟着它,绕着它转动。不但一年四季,每个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个天体随时在运转。每天十二个时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变动,而且这是几千万亿年,固定的一种变动,不能错乱,事实上它也决不会错乱。

    对于“北辰”我们了解了,那么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政以德”,内心有道,表现在外的行为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风,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满天无数的星座,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刘备上了曹操的当

    在军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万众一心”以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两句。大家对它的解释也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解释成“千万雄师千万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帅在这情形下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思想问题,思想一定要集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飞所提出的。现在我们如果解释为主帅心计的变通,所谓“山人自有妙计”,那就更糟了。我们研究起来,岳飞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比较恰当。那么“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我们知道,儒道两家的思想,在秦汉以前并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庄道家的思想讲“无为而治”,有些讲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释为在上面领导的人,什么都不管,就是“无为而治”。这完全搞错了,道家没有这个说法,是“无为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制其机先,看起来是没有事。譬如说,一个领导的人,一个主持的人,对任何一个方法,一开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里,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会出毛病,然后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

    讲到这里,说一个笑话,当年抗战期间,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问他:“你们地方上哪来这么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连鹅毛扇都不去拿,不会当军师。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你们原来是这样干的。他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干,是邻县要这样干,把土匪赶来赶去,剿的次数多,功劳多,他们要这样干,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说刘备是曹操培养出来的,假如他不培养一个刘备,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天下事原来如此。现在讲这样坏的一个故事,以解释这个道理——这种无为而治,实在是太不道德。我们在政治学上,军事学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来,所谓“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在军事思想上的意义,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将在那里,敌人就怕了,不敢动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个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谓无为的道理,大致的要点也在此,孔子讲道德的政治,就是这一个道理。

    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这一类的东西呢?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历史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来配合。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譬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则刻板的教条。其实不是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后世矨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春秋》,后来“春秋”成了历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历史,都称春秋。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有人说因为春秋第一句话“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读成一句话,是读错了。所以我们再三讲,读古书要注意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笔,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很艰难,所以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复杂的意义。这个“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为“春王正月”——以此来解释历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这是不对的。

    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讲天文,则中国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而中国的数学,六千年以前,也很发达。这方面等将来有机会谈到的时候,再讨论它。

    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白昼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长,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两个节气,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赤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不冷不热很温和,所以称历史为春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气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吗?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吗?都替你称一称。历史叫作“春秋”就是这个道理。

    从台风了解人生

    我们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孔子在的《系传》上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但是孔子认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庄子说:“飓风起于萍末”,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福建话所讲的台风,现在西方人用中国语音译过去,也叫台风。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时候,只见到水面上的一叶浮萍,稍稍动一下,紧接着水面上一股气流冒上来,慢慢大了,变成台风。道家这句话是说,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国家、天下事都是一样,如果小事不在乎,则大问题都出在小事上。“飓风起于萍末”,大风暴是从一个小风波来的。所以孔子在中说的上面那一段话,说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几乎没有偶然。平常听人说:“这个机会很偶然”,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国文化的道理来说,认为天地间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 譬如有人捡到一块钱,“这多么偶然!”但仔细分析,一点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么?因为他走出门来了,如果没有走出门这个前因,就不会有捡到一块钱的后果。或者说,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这该是偶然了吧?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掉下来的钱,也不会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也是得到这块钱的前因。因此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来者,渐矣。”都是慢慢转变来的。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我们懂了这几句话,孔子著《春秋》,正是赶上那个时代,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当中,社会风气乱得不得了。我们不妨引用下面几个人的话,就可以知道春秋时代乱到什么程度。

    司马光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指赵、魏、韩三家分晋),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分不得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

    又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其不哀哉。”

    顾亭林说:“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邦无完交,士无完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从上面的记载,说明了春秋战国当时社会之乱,变乱是不得了的。当时,大家重视权利的斗争,社会秩序很乱,文化衰败,孔子面对这个动乱,非常担忧,因此他说为政,权力是没有用的,唯“德”而已。

    圣人也势利吗?

    讲到“德”,第三个观念来了,我们看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于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这样推崇?以前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比我大几十岁,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称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当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欢故意骂人,我劝他少骂人一点,不要提倡厚黑学,我说人性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脸厚心黑,但还用一张幕掩盖起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揭开来呢?他说:“揭开吗?你搞错了,我是拉开坏的一幕,教人看后面真的。”李宗吾对历史非常怀疑,他说圣人靠不住,为什么专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没有圣人吗?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对圣人的怀疑”。 这位老兄,专写反面文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老弟,你不知道,我和爱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发明了相对论名闻世界了。我呢?当个厚黑教主还没有当好,所以我非要调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认识他时,他已六十多岁,整天不吃饭,老喝酒,喝酒就饱。精神、道德都很好。

    讲到这里,再回头讲正题,孔子为什么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成果,道与德配合,才叫“道德”。

    历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因为那时谈到“为政”,讲究“德”字,到秦汉以后,只讲事功,所谓“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于此,等而下之,连霸业都谈不上,连事功都没有,光是拿偷鸡摸狗的手段窃国而已。

    这几句话虽然简单,解释起来,却有一大堆的意思,我们把它整个了解了,就晓得它的价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所以有人说要重新编排,他们看看到这里就说:“讲为政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突然讲到文学上去,而讲起诗来了呢?还不是编错了,编乱了吗?应该把它拿出来,照现在西方办法,逻辑的整理一番。”我说:“逻辑?!大概是把它逻过一下,再辑一辑吧?”只好为他们的主张作如是解释。殊不知《论语已经编得非常完整了。

    为什么在《为政》里谈这个问题。

    “诗三百”,是指中国文学中的,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一生劳劳碌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国家、各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有时候是不可对人说,而用文字记下来,后来又慢慢的流传开了。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骚?“其所由来者渐矣!”总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做删诗书,定礼乐。他把中国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个编辑的工作。对于诗的部分,上下几百年,地区包括那么广,他集中了以后,删除了一部分,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 读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现在青年的口语来讲,“追!”追女人的诗。或者说,孔子为什么这样无聊,把台北市西门町追女人那样的诗都拿出来,就像现在流行的恋爱歌“给我一杯爱的咖啡”什么的,这“一杯咖啡”实在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得曲折、含蓄。由此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饭,一定要男女追求,不过不能乱,要有限度,要有礼制。所以他认为正规的男女之爱,并不妨害风化,这也叫“为政”,正规的。 那么他把文王——周朝所领导的帝王国度中,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为什么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

    归纳起来,有两种分类——“风、雅、颂”、“赋、比、兴”。什么叫“风”?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说法国的文学是法国的文风,法国文风代表法国人的思想、情感,所以有《郑风》、《鲁风》、《齐风》等等。“雅”以现代用词来讲,是合于音乐、文学的标准,文学化的、艺术化的,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文学化、艺术化。“颂”就是社会、政府公事化的文学叫“颂”。

    作品另三种型态,一种是“赋”,就是直接的述说。其次是“比”,如看见下大雪,想起北国的家乡来,像李太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因这个感触联想到那个,就叫“比”。“兴”是情绪,高兴的事自己自由发挥;悲哀的事也自由发挥;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过零丁洋》七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零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就是“兴”。他在挽救自己的国家,挽救那个时代,而遭遇敌人痛苦打击的时候,无限的情感,无限的感慨。这也就是真的牢骚,心里郁闷的发泄,就是“兴”。

    诗的伟大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思无邪”。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爱。如果作学问的人,男女之爱都不能要,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所接近的,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样都有,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讲,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问题,硬用思想把它切断,是不可能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讲文学境界的话,要放到《为政》篇来呢?这不是次序乱了吗?一点都不乱,这就是“点题”了,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 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世界上今天须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汇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

    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几句说:“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 记》里面的八书等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篇中国人,拚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

    穷哉法治

    下面提出问题来了: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个“道”是领导的导。刚才我们提出来,说孔子讲的为政,不是谈政治,以现在观念勉强说来,他讲的是政治哲学,或说是政治的原理。他说领导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再用法制来管理,“齐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罚他。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这样一来“民免”,一般人会逃避,钻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他还会自鸣得意,认为你奈何他不了,毫无羞耻心。这和道家老子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一样,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齐之以礼”,以礼教化。这就谈到礼义精神了,大家能自动自发,如果做错了,有那惭愧的心情,这样做到人人有耻,不敢做不道德的事, 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这就是有耻。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过,中国的政治,向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现代一般人看来,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

    车上的一课

    接下来,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似乎有了问题了,因为下面接着是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此一节,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就把它圈断了;这是后人圈的,是不对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结果就变成了教条。其实它是连贯的,也就是前面“为政以德”的引伸发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是鲁国的大夫。当时的“大夫”,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而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勉强比,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通称作“大夫”。“大夫”是官阶,不是官职。中国这些官阶职务,历代都有变动的。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官职的演变、一切的演变,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义思想,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都与“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顺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这一段问答,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或以后说的,就很难考证了。孔子当时在国际——诸侯间—— 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只告诉他“不要违背”。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孔子讲话非常滑头。不要违背什么呢?没有下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接下来,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我们看,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说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

    “樊迟御”——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樊须,字子迟,小于孔子三十六岁,是年轻的一辈。“御”是驾车。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问题,孔子说“不要违背”,就只有这么一句话。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因为请不起司机,都是学生来服务。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不像现在的汽车,孔子那时坐的是马车,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很不容易的。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开动了车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人,而且在当时政界来讲,还算好的一个人,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便只称他的号。孔子说,他问我什么叫作孝,我答复他“无违”,不要违背。“樊迟曰:何谓也。”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学生正在前面驾车,静静的,没有开腔,而老师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告诉他,刚才答复孟懿子问孝的经过,樊迟一听,回过头来说,老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现在的疑问一样。“无违”,不要违背,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孔子说,没有什么,很简单。“生,事之以礼。”这个“事”字是古人以下对上而说的。孔子说,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孝敬他——“事之以礼”。怎么叫以“礼”事之呢?很难说了,这个礼不是说见到父母行个礼就叫孝。礼是包括生活上的照应、爱护。(这一切道理,将来我们还有专门讲“礼”的机会,在这里暂不详述。)又说:“死,葬之以礼。”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看到这个礼字,绝不能作狭义的礼貌解释。去世以后则“祭之以礼”。我们研究这一段,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又把这一段问答记到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为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再看下一段,然后综合起来作研究。

    下面跟着记载的,是孟武伯问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何许人也?就是刚才所讲的孟懿子的儿子,他是“世家公子”。这又牵涉到什么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现代两样,尤其在春秋时代,与印度、欧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谓“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官作,不过是长子继承这个官位,即所谓的封建时代。但是与欧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谁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国这样传下来的家庭叫“世家”,长子有继承权,第二以及第三、四、五个孩子都是另外在一边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是正统的世家公子。父亲刚刚问了孝道,(当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过编书的人——孔子的学生们,硬要把它编在一起。)儿子孟武伯也来问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亲的是两样的。 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就是说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种忧愁、担心,多么深刻,你要去体会这种心境。

    孔子这个答复有多妙!这句话,我们要这样说,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体会出来。这种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里钱又不够,小孩病了,坐在办公室里,又着急,又出汗,又不敢走开,可是心里记挂着。这种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孔子对孟武伯就是说,对父母能付出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那种程度的关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这两段话都是大问题,现在我们转回来谈第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起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等于西门町太保打架,打起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气来了,真是勇敢,视死如归;假如给他五分钟时间去想想看该不该死,这就要考虑了,“从容”——慢慢的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

    因此,孔子答复孟懿子的话不同,孟懿子是从政的人,孔子相当尊敬他,答话就比较含蓄,只说:“不要违背”,不要违背什么呢?不违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须大孝于天下,就是这个道理。他知道这样的答复孟懿子也不一定懂,这种说法,土话名之为“歇后语”、“隐语”,像“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瞎子吃汤团——肚里有数。”都是“歇后语”。讲了半天,后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为什么这样答复?意思是说,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从政的人,对天下人要负公道的责任,视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这是大臣的风度。所以“无违”,就是不可违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与樊迟的一段师生对白是“打丫头骂小姐”的用意,知道樊迟也一定不懂,不懂让他不懂,慢慢去传话,作间接的教育,所以等学生驾车时有这段对白。这种间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个人的孝道,能做到对樊迟所讲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对国家大事,能够做到“无违”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对孟武伯这位世家公子的问孝,答复就大不同了,他说孝道很简单,你只要想到当你病的时候,你的父母那种着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个人而言——所谓孝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你只要记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么着急,而以同样的心情对父母,就是孝;换句话说,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将来一定会当政的。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不知民间之疾苦”。所以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间疾苦,晓得中、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那里。所以爱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你将来从政,必须记住这个道理。这两段穿插在《为政》篇中,用得很妙。

    当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间之疾苦,往往是失败的,我们看到晋惠帝当天下大荒年的时候,太监对他讲大家没有饭吃,他说:“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吃得到比饭更不容易的肉糜。这就是不知道民间之疾苦。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得到一个结论,凡是创业的帝王,都了不起,两三代以后的皇帝“长于深宫寺人女子之手”,连米从哪棵“树”上长出来都不知道的这一类皇帝,我代他创造了一个名称,叫他们为“职业皇帝”,他天生的一定当皇帝。这些“职业皇帝”往往犯一个心理毛病——自卑感,他们非常自卑。所以历史上“职业皇帝”非常糟糕,对于文臣,反感他学问比自己好,对于武将,他也要反感,觉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职业皇帝”往往是做出杀戮重臣、罢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败。

    同样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们做任何一个主管,对于大小事情都应该知道, 尤其对于下层的事务,更是不能马虎。

    然后,我们要讨论到一个孝道的大问题。中国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与欧美各国都不同。所以这几天,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大谈欧美情形,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我告诉他们,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国为对象,美国立国还不到两百年,谈不上什么,要从整个欧洲去看;而研究欧洲文化,必须研究希腊文化,从雅典、斯巴达两千多年以前开始。同时要知道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以后,再回头来看中国,中国以农立国,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三代以后,由宗法社会,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讲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国的封建,把中国封建的形态,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搞错了。中国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为宗法的社会,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汉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围缩小了,但精神是一贯的。这个孝字,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扩充,把中国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晋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我们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然后该“如何如何”提出建议,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我们关起门来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谁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们看历史,经常可以看到有个因果律,如清朝,孤儿寡妇率领三百万人,入了中原,统治了四万万人,最后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儿寡妇,夹了一个皮包,回到关外去了。一部历史,怎么样开始,就是怎么样结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几乎完全是跟着循环往复的因果律在演变。清朝孤儿寡妇入关以后,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不过这是清朝一个大疑案,有一说顺治没有死,出家去了,这是清人历史上不能解决的几大疑案之一。接着康熙以八岁的小孩当皇帝。到十四岁, 正式亲政。老实讲,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要统治这样庞大的四万万人的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康麻子——康熙脸上有几颗麻子的——十四岁开始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康熙八岁当皇帝,十四岁亲政,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的人太多了,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学说上所作反清复明的工作,实在太可怕了。结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清兵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哪三部书呢?满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还不是《三国志》,在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第二部不是公开读的,是在背地里读的——是《老子》,当时康熙有一本特别版本的《老子》,现在已经问世,注解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当时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老子》,揣摩政治哲学。另一部书是《孝经》。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历史上只用八个字说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 《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进了,尤其提倡孝道。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的运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作的。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的时候,又特别命令陕西的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李二曲。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李二曲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去探病。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于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的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否则,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则非杀李二曲不可。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有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为照顾李二曲。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权术上去了。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实在讲,孝道的精神绝对是对的,要说它对的理由,很多很多,现在是讲,不在本题外说得太多,只在这里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扩而充之爱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更深处,我们再看一下《孝经》,就了解了。

    晚娘面孔难为人

    再下来是: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是字,少孔子四十五岁。他问孝,孔子讲解很明白,他说现在的人不懂孝,以为只要能够养活爸爸妈妈,有饭给他们吃,像现在一样,每个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给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还有许多年轻人连五十元也不寄来的,寄来了的,老太太老先生虽然在家里孤孤独独,“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但看到五十元还是欢欢喜喜。所以现在的人,以为养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马皆能有养”,饲养一只狗、一匹马也都要给它吃饱,有的人养狗还要买猪肝给它吃,所以光是养而没有爱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于养狗养马一样。

    这里我们看出来了,孔子对学生讲孝道与答复从政的人讲孝道完全两样,所以我们证明孔子前两段话是歇后语,用隐语的。

    至于接着下面讲孝道: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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