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第二-2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南怀瑾 本章:为政第二-2

    子夏来问孝,孔子说色难。什么叫色难呢?态度问题,上面讲不敬何以为孝,就是态度很难,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事的时候,像我们做后辈儿女的,看见父母扫地,接过扫把来自己做。“有酒食,先生馔。”(先生是现代的一般称呼,古代对前一辈的人都尊称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给父母长辈吃。“曾是以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为这样就是孝吗?替长辈做了事,请长辈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为什么呢?“色难”。态度很重要,好像我们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给他喝。做儿女的茶是倒了, 但端过去时,沉着脸,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的一搁,用冷硬的语调说:“喝嘛!”在儿女这样态度下,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难过,这是绝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个要敬,这是属于内心的;第二个则是外形的色难,态度的。

    为什么这两节放在这里呢?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种是做人长官,领导人的;一种是做人部下,配合别人的。所以我们谈为政之道,也是“色难”,也是“不敬,何以别乎?”我们爱护部下,态度很难。历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严,有一天他问魏征,为什么这些大臣们,当着他的面都不讲话。魏征就告诉他——也只有魏征敢和他这样讲——陛下自己不知道,因为陛下很威严,大臣们看见你后,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讲不出话来。唐太宗听了这话以后,就去对着镜子学笑,见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态度变得和蔼起来。所以为政之道,也是色难。有时到机关中去,尤其邮政局或银行,许多人怕那里的面孔,譬如到邮局买一块钱邮票,邮局的柜台小姐,忙累得那个样子,给你邮票时,那种好像欠他多还他少的态度,实在叫人受不了。但替他想想也够可怜,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对他还够噜苏。所以领导别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难”——态度不容易作好。内心上更难。 “敬”——真爱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这两句孝道的话摆在“为政”篇中,也就是从政的修养与态度,这是真学问。你说你对部下是最爱护的,可是你对他开口就骂,把脾气都发在他的身上,发了脾气以后,对他再好也没有用了。

    现在接下来讲孔子与颜回的谈话,包括了上面子游与子夏问孝道的,连起来放在《为政》篇里,是臣道与君道的理。

    这一段是没有问题,单独记述出来的。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我们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就是颜回,又叫颜渊,无论在道德或学问上,是孔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经常提到颜回。

    讲到这里,我们说个笑话,我常常说年轻学生们没有办法自己写东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从不写作东西,一个字也不写,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是学生写。像释迦牟尼、耶稣都是自己不写东西,而由学生写。可是中国的两个圣人就惨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学生不大写,都是老师写东西捧学生的。老子也很可怜,只一个学生,也没写,自己写了五千字,这是中外圣人不同之处。今日我们所以知道颜回,也是孔子经常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他这位得意弟子。这一段话,提到颜回。他说,我和颜回谈话,有时谈了一整天,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意思,看起来笨笨的,但当他离开我而单独生活,不在我面前时,作人做事都会自己检讨自己,结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还能更进一步发挥我的意思,由此看来颜回并不笨。

    现在问题在于为什么又把这样一段话,编在这里呢?就是谈到《为政》这一篇书,上面两段的问孝,第一个是“敬”,第二个是“色难”,和臣道、君道都有关。现在以颜回的态度来讲臣道,上面对你讲话都答“是”,都是只有接受、服从。可是,光接受、服从,有时候反而有问题,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有了接受、服从的修养,还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再加以发挥,能够扩而充之,这才是事业的好干部,为政的人才。所以把颜回的个人修养,放在《为政》篇的这一段。

    孔子也会看相

    到了下面,文章就转了,正式谈为政的道理。关于孔子对人的观察。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这两种事,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就是世界各国,有所谓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见任何国家民族,都很流行。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的;还有一种“心相”,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绝对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学),所以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所以,看相是科学。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很宽就是度量大,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来,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是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来的。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气宇”,讲气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这是与文学连起来的,这“气”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什么叫“气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

    “功名看气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根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昺所注,是专门谈论人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这些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读书不多,但他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几句话,蛮有意思,他说:“上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这可以说是名言,也是他的学问。所以各位立身处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你要讲孝道,在君道上你要爱护他,尊重他。我有些学生,有时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后来他和我谈话,道歉一番,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先不要发脾气,只谈正题,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他就笑了。

    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素书》,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但它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学见解,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他并不是说眉毛长的如何,鼻子长的怎样,它没有这一套,是真正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看相当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当中的“眼科”吧!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说,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了。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还有满清时候,祭孔大典,凡是参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东张西望,或转头回身说话的,否则就犯了“大不敬”,重则杀头,轻则坐牢,至少是免职永不录用。有一次,一位督抚率领部属祭孔,在部属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面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头说话,于是皇帝下命令督抚查明这件事。督抚一接到圣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后从部属中,找来了平日最讨厌的讼棍,被敲了八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字,讼棍还说白送了一个字,共有九个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顾。”这样答复上去,不但没有事,那个原告,也不敢顶上去了。因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规规矩矩不转头,又怎么知道被告转了头呢?有罪大家有罪嘛!一件要杀大官们脑袋的大案,就这样由讼棍用九个字,轻轻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上做工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所以讲到这里,要“视其所以”,看他的动机、目的。“观其所由”,看他的来源,整个行动的经过。“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已满头白发了,读书人,学问蛮好。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读书人本可看书,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躺下来又睡不着——讲到这里,请青年朋友们注意,老年人很可怜,有几件事是相反的:坐着想睡,躺下来却睡不着。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把眼泪笑出来了。讲现在的事,当面讲当面忘,对过去的事,连小时候的都记得起来。讲他好话听不见,骂他的话马上听到了。这是老年人的惨状——因为他太无聊、寂寞,事事无兴趣,只好交了个女朋友,我劝他不必结婚了。他这种现象,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心不能安,这是老年人,但是年轻人也一样。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人作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叟哉!人焉叟哉!”这个叟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作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方面,后面属行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以这三点观人,放在《为政》篇中,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从文字上去解释,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温习过去,知道现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师了。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释,只此而已,实际上我们要更深一步体会。“温故”——说过去的我们要知道,譬如讲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读历史的,目的并不在拿学位,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温故知新”,认识了过去,就知道未来,这样,“可以为师矣”,过去就是你的老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温故而知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前面的成功与失败,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败的,历史上就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很多。刚才和人闲谈,就谈到过,现在这一代青年作学问很难,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过去,也要知道现在社会的新学问,不但是国内的事,国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了解,所以为政的人,更要注意这事,为政到底是要有学问的,所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样才真能师法过去的历史,判断未来新的事物的发展。

    是什么东西

    下面接着是: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面翻成白话就很好笑了——孔子说:“君子不是东西。”提到这个思想,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实在了不起,各个懂得哲学,尤其骂人的时候更是如此。譬如说:“你是什么东西?”拿哲学来讲,我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因为人的生命究竟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

    但孔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样样懂。“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一个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从表面上看,一个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个很好的演员,演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当演工友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扫地倒茶,当演大官的时候,温温和和就是作官,干哪一行就是哪一行。“君子不器”这个学问,就是成功了真正的通才,否则只有变成专才、专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为政》篇,就是说明为政在这方面的道理,换句话说:“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说明。在这里讲到了君子,什么是君子呢?下面提到: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儒家孔孟思想,经常提到君子,什么是君子?将来我们还要讨论到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不发挥。我们这里只讲子贡问“君子”,孔子是怎么答复他的?孔子说,把实际的行动摆在言论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着你说,做完了,大家都会跟从你,顺从你。古今中外,人类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多半爱吹牛,很少见诸于事实;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动上做出来就很难。所以,孔子说,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

    接着下来,对于君子的涵义,又有一说: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是什么呢?周是包罗万象,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圈,各处都到的。他说一个君子的作人处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是说对张三好,对李四则不好,这就不对了,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就对他好,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就对他不好,就是“比”。一个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样,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们对于人,好的固然好,爱他;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必须去爱他,使他好。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比”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字,古写的篆文比字,是这样写的——,象形两个人相同,同向一个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极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这样就不能够普遍。

    讲到这里,君子的道理还没有讲完: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危险。

    异端与偏激

    接着下来是: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博士,就是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解释了半天,“异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还想出特别花样。但是,异端有没有用处?但是有用处的。举个例子来说,汉朝平定天下,汉高祖说,我不过得到几个人而已。他是指张良、萧何、陈平等,尤其是陈平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计,他只为汉高祖提过六个建议,还是秘密的建议,后世从历史上知道内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么花样,直到现在无法确定。

    所谓奇计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们读了历史也就知道,异端不能乱用,还要以德业为基础,异端多半走入术的路子,术就是方法、权术。权术没有德业为基础,就要不得。所以我们再看历史,《史记》记载很清楚,陈平六出奇计,帮助汉高祖统一天下,但是陈平说了一个预言,他的后代不会太好。人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他喜欢用阴谋,他说:“阴谋者,道家之所忌也。”为天道所忌。果然汉高祖封给他的国,到他孙子手里就亡,他也早知难逃自取灭亡之道。

    这个道理,是说明孔子所说的“异端”,并不是宋儒所指佛道两家而言的异端,而是走偏道,喜欢走特殊路子钻牛角尖的异端。所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跟着下来,什么不是异端呢?什么是作人做事应该的道理?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诲”字下应该有一个小标点,诲是说教育、教诲。“汝知之乎?”你知道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个人要平实,尤其是当主管领导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这就是最高的智慧。换句话说,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则就真是愚蠢。

    关于这一点,几十年来看得很多。这个时代,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很多学问,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们看历史上伟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说:“我不懂,所以要请教你,由你负责去办,大原则告诉我就行了。”说这话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结果一无所成。历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样,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对不起......我不懂。”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礼貌。所以我常对出国的学生们说,有一个最高的原则,也是走遍天下的国际礼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国家说:“对不起,我是中国来的,对这件事我不懂,请问应该怎么办?”万万不要认为这样说是丢人,这是最大的礼貌,不会吃亏,尤其做国民外交更用得着,最怕冒充懂,就会失礼。

    到这里是为政的大原则,下面文章的气势为之一转,而转到另外一个人。

    千里求官只为财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是孔子的学生,他姓颛孙,名叫师,少孔子四十八岁,是位年轻学生。他到孔子这里来是要学干禄的。什么叫“干禄”呢?就是怎样去谋生。古代俸和禄是两回事。“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食物配给。禄位是永远的,所以过去重在禄。“干”就是干进、干求、干禄,就是如何拿到禄位。换句话说,孔子希望弟子们学仁学义,子张这位学生来的时候,大概填志愿表与众不同,直截了当,干脆两个字——干禄;要找饭吃,怎样找公务员当。但是孔老夫子没有气得把他撵出去,反而传授他一套办法说,想做一个好干部,做一个良好的公务员,要知识渊博,宜多听、多看、多经验,有怀疑不懂的地方则保留。阙就是保留,等着请教人家,讲话要谨慎,不要讲过分的话。本来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后根本不通,这就丢人了。如不讲过分的话,不吹牛,就很少过错;多去看,多去经验,对有疑难问题多采取保留的态度。换句话说,对于模棱两可的事,随时随地都用得到古人的两句话:“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见阙殆的意思,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处理,不要有过分的行动,这样处世就少后悔。一个人做到讲话很少过错,处世很少后悔,当然行为上就不会有差错的地方。这样去谋生,随便干哪一行都可以,禄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从这一段书中,我们看到孔子的教育态度,实在了不起,这个学生是来学吃饭的本领,要如何马上找到职业。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统道理,也就是求职业的基本条件,我们为人做任何事业,基本条件很要紧,孔子说的这个基本条件已经够了。

    到这一节为止,上面都是讲为政中关于作人处世的部分,

    下面高峰突起,就正式讲到政治问题。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

    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孔子自己祖国的君侯,孔子忠君爱国之心是很强的,自己国家的领袖问他怎样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这个“服”字,含义可说是服从,也可以说绝对服了,不敢反抗,这是重点。以鲁国的国君,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大笑话。在中国政治的道理,所谓服与不服,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顺服,才是王道。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你说孔子怎么办?他很婉转的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毛病而来。举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圣贤、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这样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举枉错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而把好人打击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这人人都懂的话去告诉他,就好像说当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了那个权位的情况,就很难讲了。譬如我们平时常会说,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绝对公正。人总会受人情的包围,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觉得蛮舒服的,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种最高的修养。像唐朝的历史中记载,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同样的道理,看戏容易作戏难,所以我们批评历史容易,身为当局者时,就真不容易了。因此我们知道孔子答复鲁哀公的话,虽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难做到的。

    下面接着是季康子的问话,我们曾经提到过,季家是鲁国的权臣,后来鲁国就是亡在他们手里,季康子问什么呢?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使民,就是怎样使用群众的意思,在为政的道德上而言,这个动机就有问题,要想使用别人就已经是问题了,他还用了一个当时蛮流行的口头语,敬啊!忠啊!这些都是老子当时所骂的假仁假义。(其实老子并不反对仁义,只是当时社会普遍流行谈的仁义,变成了虚假无实的名词,所以老子反对。)他提到敬与忠两个字,是大问题。敬是尊敬人,忠是忠于事,劝是教导的意思,等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孔子对于季康子所提这几个大问题,没有批评不对,认为都对。但是孔子告诉他,不要只是空洞的宣传,口头话没有用,天下人的聪明相等,口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所以他告诉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内心要有真正的庄严情操,百姓对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对人敬礼,只是表面的动作,而内心却是不诚,则敬礼的姿势都不对的,这样的敬礼有什么意义?要内心真正的庄严,尤其对部下、对群众,有发自内心的庄严情操,部下对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则忠”,真正爱人,人对你自然尽忠,一个人对部下与群众,付出爱儿女一样的心肠,付出了真情,则没有不收到忠的反应的。如果没有这种慈孝,光是劝导教化是没有用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对善的奖励提倡,不作官样文章,诚恳的举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并不讨厌他,教他,因为你要作之君,作之师,等于他的长辈,既然作长辈,就是作老师,尽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这里看到答复国君的问话与答复权臣的问话不同之处;都在《为政》篇中,连起来文章又转了一个味道了,所以连贯起来看文章的编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几句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说的,把它连贯起来,而仍能成为一篇曲折有致,蛮讲究结构的文章,它的文学价值,也实在不简单。

    治国难!齐家更难!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对孔子说,你吹了半天牛,说了许多为政的大道理,头头是道,你自己怎么不出来为政呢?你自己来干嘛!讲到这里,我要特别提醒诸位,以前我们说过《为政》这一篇,被大家解释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不大对的,因为孔子不讲政治,只讲为政。拿现代政治哲学来讲,是大原则,并不是政治的一种方法。所以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他引用了《书经》里的话解释说,《书经》里不是讲过孝道吗!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人、朋友(社会关系),这也就是政治了。有朋友说自己不得志,我说你有什么不得志?不是员,就是长,他说没有什么长在身,我说你至少是家长呀!这个资格还真不容易,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何必一定要出来从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下面讲为政的原则。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叟,小车无叟,其何以行之哉?

    这节很重要。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中国历史,对于从政的人,始终要注意一个道理,所谓“百年大计”。一件事情,一个政策下来,要眼光远大,至少须看到百年或几十年以后的变化与发展,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没有一个完整无缺的法律或完整无缺的办法。天下事一定会变,而且时时在变,这张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后就不新了。不新了该怎么办?今天就要预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后应变的方案。我们看小说,诸葛亮给人补救的方法,都是“锦囊妙计”先放在那里。对为政来讲,这个“锦囊妙计”就是百年大计。不可只顾目前,如只顾目前,事情因时间的发展改变而情况不同,就变成言而无信,结果就是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认为不对,去赶快改过来,究竟哪个对?老百姓搞不清楚,这就是大问题。所以孔子说作人、处世、对朋友,“信”是很重要的,无“信”是绝对不可以。尤其一些当主管的人,处理事情不多想想,骤下决定,以致随时改变,使部下无所适从,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輗和軏两个字,是古代车子上的车杆子。大车是牛车,輗就是牛车上一根用来套在牛肩上,中间的大梁子;小车是马车,軏就是马车上挂钩的地方,这都是车子上的关键所在。他说作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关键。有如大车的横杆,小车的挂钩,如果没有了它们,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讲到这里,本篇快近尾声。子张,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来问谋生办法的子张,现在提出一个大问题: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现在说十世的问题。先说世,什么是世?西方的观念,一百年为一世纪,西方文化以耶稣诞生那一年(约在我国汉朝的时候)开始为纪元——第一年。现在为一

    九七四年,又称二十世纪。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西元,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事,一个当祖父的,不应该与孙子平行,不应该把自己的历史抹煞,这实在痛心。这暂且不提,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为一世纪,而中国文化过去的世,小的单位以三十年为一世,这是一个时间的代表单位,后来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单位了。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说到“世”的问题,常以“十世”表示久远。唐代以后,佛学进了中国,又有“三世”之说,什么叫“三世”呢?过去、

    现在、未来,就叫“三世”。几千万年前是过去,前一秒钟也是过去的;现在就是现在;未来,此后的一秒钟是未来,以后的千百万年也是未来。这就叫“三世”——是佛学的名称;儒学则称之为“十世”。这里上的十世,等于说千秋以后将来的世代。

    子张问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预言将来怎么演变,孔子在这里讲到夏、商、周三世,只是引用过去以代表将来。子张问孔子将来时代的演变知不知道?孔子说知道。怎么会知道呢?孔子说殷商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变而来。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减损了,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减损也好,总由前面的历史迹象而来,必须要变才变。殷商以后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从殷商渐变而来的。我们现在说传统文化,所谓传统,就是这样在一个系统中渐变传下来的,并不是顽固得一定永远保留原来的样子,才叫传统。所以周朝就因为殷礼——殷商的文化,演变成周朝的文化。那么从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对与不对,而有所改变。“其或继周者”,孔子是东周时代的人,这意思就是说,周代的文化也是要变的,而将来的历史演变,不必说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千百万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可以知道。孔子并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换句话说,是他要人凭借智慧,多读历史,就知道过去。既然用上述的法则,循历史的轨迹就可以知道过去,用同一法则,也就能知道未来。以前提到过,温故而知新,也是这个道理。历史的演变,不会突然的,都是渐变而来的。所以将来的历史,未来的时代,明天怎么样?几乎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下一段把为政的道理讲完了,每篇都有一个结论,但是本篇的这个结论,非常有意思。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做为《为政》篇的结论?而且为什么提到鬼呢?中国文化讲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这里,不是一般人讲的魔鬼,而是祖宗的灵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还是拜别人的鬼呢?这句话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远,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马屁(谄媚),不知从何说起才对。

    因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质。但是殷也尚鬼,那时社会的风气,每个人都诚恳老实,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则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这是上古历史文化演变有名的转捩点,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到鬼以后,第二句就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看到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没有勇气。没有智、仁、勇就无法从政,换句话说,也不应该从政。

    历史上有许多人是见义不为,对许多事情,明明知道应该做,多半推说没有办法而不敢做。我们作人也是这样,“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譬如抽香烟,明明知道这个嗜好的一切害处,是不应该抽,这是“看得破”,但口袋里总是放一包香烟——“忍不过”。对于许多事,理论上认为都对,做起来就认为体力不行了,这就是“想得到,做不来。”对个人的前途这样,对天下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为政就是一种牺牲,要智、仁、勇齐备,看到该做的就去做, 打算把这条命都付出去了。尽忠义,要见义勇为。所以把这句话加在《为政》篇的最后,这是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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