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策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趋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着《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 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杰杰、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也是二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等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快捷方式”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让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十九岁时（一八七六），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一八八二），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菁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着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 “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害”。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十九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十二岁“进学”，十七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一八八八）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时康有为三十三岁，启超十八岁。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点钟）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十九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掘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远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 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经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 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毗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