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唐德刚 本章:第6章 “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乃至今日的邓小平和“民运人士”了。康有为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既然是传统儒术中的“今文学”;但是今文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康子这两部大着,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作导论;也为一般读者作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谈起“今文学”,我们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同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们的简体字隶书。统一后乃悉废大小篆(包括秦人专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订“隶书”。六国既被它统一了,秦政府也尽废六国之古文,一律改用隶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东亚大陆上的东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统一列国(前二二一年),七国文明的分别发展,已长达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语言各异,再加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也颇有差异:晏子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也。所以各国虽共有《诗》、、《国语》和诸子百家之学,彼此之间,“大同”固有,而“小异”亦多多也。(请参看现代白种人的欧洲诸国之间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异”者,不徒文字书法之不同,义理之间亦每有严重区分也。如今尽废各国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间的区别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争,本来就呼之欲出了!这一情况,在中世纪欧洲,和东西罗马的“圣经学”中,也闹得很厉害。最可笑的莫过于今日的国共两党之争。它们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渐引起“繁体字”、“简体字”之争了。余于大陆上曾闻有“代表代表”的笑话。今日不加澄清,则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势将解为“代表之代表也”;“简文家”就要释为“带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来也不是请客。你麻烦你的,我麻烦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烦可也。但是麻烦之间要牵涉到政权问题、饭碗问题、砍头问题,那么问题就大了。

    秦始皇搞“书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统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来个“焚书坑儒”并下“挟书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书,看情节之轻重,就要被“黥为城旦”(脸上刻字、下放劳改)、砍头,甚至“族诛”。这一下便把东亚太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筒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下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两千年来论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是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牵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政客。他说服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和国立中央“太学”,而当“太学生”(也就是所谓“博士弟子”)则是入朝为官的终南快捷方式。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专治《春秋?公羊传》,可说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议设立的“太学”,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学:五经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经了。董仲舒这批“斯大林主义者”,既然把持了党校,左右了党的“意蒂牢结”,操纵了入党做官的“仕途”凡数十年也就罢了。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托派”来。这一托派的首领,便是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奉命整理燔余残害的刘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图书馆里的编审和管理人员。二人都写了不少卷有关“目录学”的名著——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目录学。刘歆显然比他爸爸更有学问、更调皮。他在这些残书中却偏偏看中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

    汉初今文学家治《春秋经》原只有《公羊》、《谷梁》二“传”(“传”在欧西“圣经学”中叫做commentaries)。刘向原也是专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儿子忽然凭空突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而这《左氏传》的史学内容、文学光彩和哲学义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传要高明得多。原发现人刘歆乃奏请皇帝(汉哀帝),把《左传》以及和它类似的古文经《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颁入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汉哀帝当时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倒颇有持平之论,但是纵是皇帝也别不过把持党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们坚决反对把古文经列入官学,并说古文经,尤其是《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终两汉之世,官学始终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间,办办私立大学,不能入党做官。——谁知刘歆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运。在公元九年时西汉王朝就被王莽篡夺了。王莽篡汉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国。王莽和刘歆是少年时期的好友,又是个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变旧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学里的学制。因此他就任用歆为“国师”,来个经学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经师”赶掉,而代之以“古文经师”。不用说《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等,都变成了新朝的官学。其余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并列而以古文为主了。这些古文经,尤其是《左传》,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学伪经”了。(康著《新学伪经考》就是用全力来说明《左传》是刘歆拼凑的“伪经”。」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几年就亡国了。公元二十四年,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之后,汉宫旧仪,全部恢复。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罢禁。因此东汉二百年中官办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经”独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学”之所以能独霸两汉四百年坫坛的道理,实在是“政治挂帅”有以致之。它既变成政客党棍的衣食父母、利禄工具,则“今文学”便和现在的“毛选”和“遗教”等等一样,也就离学术愈来愈远了。而潜心学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田,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

    而清初的“朴学家”,干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让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下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6.4 “我们安徽”的“干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宋(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纲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干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选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近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6.6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亲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土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齑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诏。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没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下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总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 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前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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