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在邮给《A.B.C》周报文章的那封信中，包括了一整套法国版印度支那的邮票，上面有不太容易辨认的“重庆”印章，这套邮票寄给你，是想获升值的。这些邮票很有意思，四川人不顾一切地想获得外国邮局的邮戳。如果你也感兴趣，我也可以托人给你寄英国、德国和俄国版系列。我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了。
在中国，签署的条约规定，所有欧洲人的住房拥有外交豁免权，就像法国在国外的使馆和军队拥有的那样。在领事馆这里，就像在法国，不在中国，警察没有任何权力闯入。必须承认，我并不知道这里所有的优势，我的男仆无疑比我更了解这些条约，并从中获利。他在自己屋里开了一家小赌场，自然进入这个小娱乐场所是要付钱的。因为我夜晚从不走出办公室和天井，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时我听见钱币碰撞的声音，还以为是他和同事们在算帐。
昨天，我们在领馆向一位中国官员告别。他是张先生，中方官员翻译，中国非常罕见的天主教官员之一。他传达了我房东的话，警察已经发现了这家赌场，赌博在中国是明文禁止的。你可以想象我回去后发脾气的场面，我从来就没有用过那么大的嗓门，哪怕在我生气的时候。如今，我一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就会蹦起来。如果我抓到一个赌钱的人，就用席子把他包起来扔进警察局，同时，我还要把所有参加赌钱的人开除。
成都，1909年8月8日
亲爱的妈妈：
周五我把信放到邮局还不到一小时，您6月18日的信就来了。信里充满了严肃的建议，正好在这个时候能帮助我看清就要来临的一年。你说您可能不适合指导我。如果不是您的话，那么谁又有这份感情和权力来做这件事呢？ 无论我可能有什么样的坏情绪，从没说过伤害您的话。 如果我这样做了，请求你原谅。我还请您继续这样常常来帮助我：一个人很容易破罐破摔，这里真的是没有任何人来严肃地引领我。在巴黎，我只有您。
晚上，我睡得很香，突然听到门口有敲鼓的声音。是您深情的电报在晚上11点到了。我谢谢您想到了这一点。
周一，9日
周六晚上，我在埃塞多先生和夫人家。他们是我最近的邻居，下班后无论几点，我都时不时地去拜访他们。他们也把我当“邻居”来邀请。我知道我是惟一受到如此青睐的“邻居”，这意味着我没有给社区留下坏印象，我很高兴。中国的街道在夜晚很有意思。除了钱商的店面以外，很少有汽油灯，大多数是普通油灯，更确切地说，是小照明灯。住家也是这样。由于没有窗户，只有活动窗板，就得打开点空儿来喘气。小照明灯挂在天花板上，我看到这些蜷缩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他们在祖先灵位前烧着小香，这种苦味的烟和照明的油烟，餐馆和工厂的炉烟混起来，就像咱们那些卖油炸土豆的商人制造的效果一样。
多罗那少校实际上在成都呆了不短的时间。邦思当第先生经常和我说起他。多罗那写了本书叫做《作为革新者和战斗者的中国》。按照外交家的说法，这本书更多地表达了作者本人愿意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现实。谁对谁错？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这几天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得誊抄两份邦思先生的报告，一共是小圆点稿纸的三十页。热起来的时候真可怕！邦思和他的报告见鬼去吧 。 我在办公室一直呆到晚上6点。可大家还都说外交家无所事事。幸亏邦思已经说要离开整整一个月。
十分温柔地吻您
儒勒
儒勒严格遵守公文写作的规定。他几乎每天都要给众多的通信者每人写一封信，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规划这些通信，尽管他时时要抱怨没有回信。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记录，方便了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还能进入他的日常生活。当儒勒探索老城，品尝新菜，或开始意识到熏肠和奶酪的缺乏之时，邦思当第实现了一个愿望：让儒勒用一架风琴演奏音乐，这架风琴是他在这个世界尽头的成都租到的。他母亲对成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教团感到好奇，刺激这好奇心也让儒勒颇有成就感。他不停地向我们显露出他性格的一部分：“我没有对大事吃惊的习惯”。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平静融入了这不平凡的新世界。他向我们证明他敏感到这种平静。他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解释：“我内心有愉快的底子，可能还有一种真实的能适应的天性。它使我成为社区里的小丑，课堂上的讲师，中国的外国人，领馆里的外交官。哎，可是，它现在不允许我显露出文人气息”。就像他后来在其他机会表达的一样，儒勒认为自己没有具备作家的素质。他注入了很多心血的通信，则是一种不同于文学家的工作。是的，他通信中的文学效果较弱，或许看起来他不像他的法国同胞一样有才华，既没有写一本巨作的雄心，也没有丰富文学史的愿望。他只是在私密的场合，在和他的通信者特殊的对话中，谦虚地讲述着他的日常生活。不时显露出记者的重现真实的功力，诗人的敏感和小说家的想象力。历史，就这样在字里行间重现。
上海的报纸让儒勒了解了克莱芒政府垮台的消息，而北京的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吵翻了中国。自从光绪和慈禧去世以后，1908年，中国的政权掌握在一个3岁孩子——溥仪的手上，而实际是掌握在他父亲的手上。1900年，光绪挑选的一个继承者和小皇帝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儒勒说过这会“对中国变得很严重”。因为这继承人的父亲是义和团的头脑，外国势力曾施加压力阻碍法令的颁布。然而九年以后，那个错过机会的候选人又到朝廷生事了。
1901年1月，一个关于“新政”的庞大计划出台，在呼唤儒家道德的同时，想要改革中华帝国的体制。所以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颁布了一系列想要国家现代化的政策。教育体制改革了，行政措施理性化了，各个部成立了。在军队方面，传统的体系被一支“新军”代替，它是由帝国直接统管的，省级议会也建立起来，代替了传统的自治。而且就是在1909年，第一批议会在各省召集，儒勒向他母亲透露了他对中国这场“现代化”的怀疑。
给您讲个让你欣赏这“革新的中国”的故事。如今，人们尽在谈宪法。人们都谈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老太后在临死前，签发了一道政令，计划了十年之内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要有议院和一系列重要的设施。每年都要有实际进步。今年我们开始了，我们提名一些“自治”参议员来给省长建议。市和市以下的政府都聚集民众，向他们解释要做什么。注意了，只有一次选举，所以只是人口中的上等人才能参加。那么，在湖南省，你知道谁得票最多吗？一个湖南歌女！这之后，我们就能真的开始对多罗那先生来说如此亲切的革新中国了。
这个儒勒多次提及的多罗那少校是一个自视对中国和它的变化了解很多的人，他似乎总是受到驻华外国人的嘲笑。邦思当第也对这种现代化进程持保留态度。他在1909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在一些新思想影响下而发生的演变，在这里处处导致了一种混乱和天性中的不适应，这将引起严重的忧虑”。摄政王的努力和现代化的发肇，并不能产生效果，更不能挽救满洲王朝。
帝国气氛又紧张起来，儒勒在他的领馆中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几乎在第一线，因为“革命”的浪潮基本上是从四川掀起的。
成都，1909年8月13日
亲爱的妈妈：
我真欣赏那些甚至在成都也会觉得无聊的人。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么充实过，这不只是因为领事馆的事，更因为自己的事儿。大清早，一睁眼我就开始写，从中午到2点，在去领事馆上班之前，我又在写。晚上6点半或7点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写呀写到睡着或是手痉挛起来，这也难免。我的通信伙伴不像我责怪他们一样怪我。我平均每天寄一封信，规格像你的一样，纸大字小。而且，我越来越感到写信的魅力，向这人那人讲述的东西尽量不重复，常常令我自己都吃惊。十五个通信人的信件被我小心地放在一个大夹子里，我还把每次回信的内容在卡片上作一个小摘要塞进去，以免我三番两次给人家写同一件事。其他不太忠实的通信人，被放到普通的一堆信件中，标上“其他”，并有一张记录信件达到日期的表格。惟一不幸的就是，如果需要，我还会继续让人做特殊的（放信）格子，我的抽屉已经满了。除非你（抄我信）的本子特别厚，它也很快就要达到这种状态了吧。
邦思先生在一个卖欧洲货的商人那里租来一架漂亮的风琴（日本或美国生产的）。作为家具实在不错：胡桃色的木材，大碗橱的形状，还有放小玩意的架子，一面镜子等等。像严先生这样一位聪明人，也告诉邦思先生，说他看见了一件非常方便实用的家具，有可以写东西的斜桌，还有可以梳妆的镜子。谢谢，我有一架风琴了，不过这可不是为了给我或别人刮胡子用的。租金可能是20几个法郎一个月，邦思先生送我的一份好礼物。自然而然，现在，早早晚晚，只要干完了挣营生的活儿，我就会被请求弹奏一首。我即兴演奏了各种葬礼进行曲（因为它们节奏都很慢，我有足够的时间想下面怎么弹）。我可不能总给他弹赞美诗，我的曲目一点也不丰富。他觉得这样很好。
8月16日
你问我，和我在法国信仰的天主教信仰相比，这里的天主教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当我告诉你，没有不同，你可能会蹦到天花板上去。可这是真的。首先，你知道我的性格，从不会为大事情吃惊，从这点来看，是我作为比利时人的好的方面。可说到底，有什么可惊奇的呢，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人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说，我没有做好在中国碰到传教士的准备，因为我有一张具体介绍他们的卡片。如果我在旅途上没有找到教堂，可能会感到激动不安，然而：
在柏林，我去了。
在华沙，我去了。
在莫斯科，我知道那儿有。
在北京，我也去了。
在汉口，我去了
在宜昌，我去了。
在万县，我看到了。
另外还有一两个地方，我看到过。
在成都，我去了。
所以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如果回到巴黎，在巴黎中心，在塞古街看到一个清真寺或佛塔，我会更加吃惊。因为这会是一个“惊喜”。和你可能会想象的相反，我没有找到让我吃惊的东西。
告诉那些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变化的人，我觉得没有。还是老样子，只是头脑里有了更多的回忆而已。当远方的人把我当成英雄来看时，我觉得受宠若惊。实际上我不像英雄，只是温柔的感情让你觉得我是。你觉得我是英雄，是因为你在巴黎，还并不真正了解我。那时，我确实也从没经历过沉船，哪怕是在布罗涅森林的小湖上！
重要消息。一个王爷造年轻皇帝的反，皇帝的父辈摄政。这将会带来什么呢？
成都，周五，1909年8月20日
亲爱的妈妈：
起事者总是制造声势，然而中国如此之大，四川如此偏远，以至于起事者闹了六个月，这边也丝毫没感受政变的气息。不过，这边有一个“新军”的分支，是多罗那少校谈起“革新和战斗的中国”的原因。老笑话！为了派遣两个三百人的队伍，要准备一个月。因为战斗的中国忽视关于医疗卫生的服务，四分之一的人已经患上痢疾，而且，一半的患者已经死亡。
还有革新的中国！我们这里有一位周先生是个真诚的进化论者。他有一天突然想在城墙上方修一个水库。人们搭起引水设备，小心翼翼地往上引。只是周先生忽略了压力问题，他用竹子做水管。他们的第一次建设自然在水压之下坍塌了。周先生紧接着又想给我们用电力照明。他为此买了一个便宜的德国发电机。机器送到时，不能发动，他也不知向谁求救。我想是木雅克博士被征召了。周先生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汽船航运公司，跑从宜昌到重庆，甚至到Souéifou 的水路。大家登记了股份，可是投资是分开进行的，人们不再对新的资金需求的召唤有回应。计划进行了改良，可是这种改良没有考虑税务的上升。盐税已经从18块升到60块一升了。人民还有什么救？ 在我们北边，是甘肃省，三年干旱，处处饥荒。省长大人根本没向朝廷汇报。如今，到处都有为饥民做登记的部门。那些只知道与巴黎同名的街道，丝毫不了解中国的巴黎人，还要跟着说，真是胡说八道。无论如何，中国还是在创新和战斗的。
周一，23日
埃塞多家的晚餐很好。我觉得特别可口。为了尝尝鲜，我吃了像榛子一样的莲子：一般般，不好不坏。吃完饭我们坐到露台上，谈话中，我发现和埃塞多夫人有一个共同的悲哀，就是想吃布里的香肠和奶酪，想得要死。要死当然太夸张。奶酪，当然不可能。然而香肠呢？把它们用锡纸包上，好好地封在白铁盒子里？我觉得这个新年礼物将会是……美味的！你看看这是否可行。
周日，我出发去探索鞑靼“城”，那里住着两百年前为朝廷征服这个省而来的满族人。他们以征服的名义烧杀掳掠，以至于现在四川境内的中国家庭几乎都没有两百年以上历史的。如今这些鞑靼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的城更像一个公园：所有的住宅都在花园里。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显得清新，悠闲，人烟罕至。这个城中之城也有围墙。出入通过不同的门。我出来时以为又到了平安桥后面。可我离那儿实际非常远。总之，我就此仔细地探索了一下城市，现在，我知道它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从头到脚。再进入平安桥的时候，6点晚祷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我今天白天一定走了二十多公里。晚上真是累极了，什么也没写就睡了。因为我没收到任何人的来信，十分气恼。
在我的远行探索里，我重新路过了杂市。它值得被再评论两句，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设计它的中国人的骄傲，特别是成都道台（已经受命的），它的始作俑者。杂市是一种在楼里的街道：一层和二层都只有出售欧洲货物的小店。从系带皮鞋到制服领，到带罩的落地灯到29元的小雕像等等……电力部也在那里。甚至还有一个“欧洲”饭店。这条街比较长。然而，从建筑角度来说，只有街道入口有两道相对的楼梯。如果起火，二层的人要么跳到一层的店里摔破脑袋，要么就会被烤熟。一家比较流行的报纸的编辑部也在那里。总编的思想非常现代。证据是：这个出色的爱国者从领馆收取一笔比较高的秘密资金，一个月10块大洋。这里，我同意多罗那少校的说法：中国正变得“文明”起来。
吻你
至今为止，儒勒已经在领馆工作两个月了，他迅速地掌握了要点，并且领会了法国在这个地区出场的原因。1908年，法国政府的一份记录表明了这个省份对法国的吸引：“四川，五千万人口，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与西藏接壤，中国最保守的地区之一，欧洲人尚未开发此地，完全保留着古老的中国精神”。两个月之中，他完全了解了这种富饶和潜力，邦思当第的经验当然帮助了他。所以，他在1909年9月写给母亲的信里，全面地向她呈现了四川的风貌，从物产经济，到地理政治。这种介绍饱含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激情和好奇。在这世界尽头的成都城里，儒勒如此舒适自在，在年底他给外交部的汇报中，是这样总结经验的：“（这是个）希望继续留任的职位”，然后又格外加上一句，“在四川很幸福，不希望改换到别地工作” 。
而现在，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成都领馆的现实问题上，因为邦思当第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他担心他这位上司如果离任，将导致自己职位的变迁。重庆的博达尔将来代替邦思当第，而他就得下到重庆去。
重庆领事阿尔伯特·博达尔是一个和儒勒“同途殊归”的人。他第一位夫人安娜·玛利曾这样对他说：“您还是位急功近利的人，您奴颜婢膝，您虚荣。总是引起别人的抱怨。失去了任何精致微妙的考虑……”。实际上，两个人的事业相似演进，都是在20多岁从中国四川开始外交官生涯，只是儒勒最终成为一流的领事，博达尔却成为亚洲公使。儒勒并不缺乏雄心，只是不会制造让上级部门注意他的效果。他在社会里是谨慎的，为了给他的实际工作带来好的效果，只要他能够自由地写信和保持快乐心情，他就尽量维持规则。他不是个事业至上的人，从不孜孜以求地设计谋略或吸引大人物的注意以攀升。他的女儿玛利讲道，他曾经拒绝会见鼎鼎大名，但进行秘密武器贸易的法国探险家。也就是说，他其实总是拒绝牺牲自己的生活准则，来为事业野心服务。而他母亲玛利亚也总在提醒他这种家族和心灵的准则。
成都，1909 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