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做过考证，不知道当年第一个把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翻译成中文的是谁，不过我可以猜想，这一个“党”字，一定费了一番斟酌。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过洋人的这种“政党”。用这个“党”字，可能是无更合适的词可以套用而采用音译的方式，也可能多数不通洋文的国人更不知其为何物。一个“党”字勉为其用，从此种下百年中国政治家误解西洋政治的根子。

    中国人从来就有“党”——“乡党”、“朋党”、“会党”。一群人聚在一起，或声气相投，或利害相顾，民众之结党，相当于刘关张桃园结义，喝鸡血酒，拜把子结兄弟。

    有这样的“党”，反映了个人在社会上的不安全、没着落，结成一伙才好做事情。这样的“党”必定是内敛的，进则有门槛，须得经过考验，过火，插过刀，一旦进来就是自家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所以也就有了“结党营私”的说法。

    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东西文化也曾有它的相似性。

    在社会演进的进程中，个人都遭遇过残酷的竞争。为了更容易地生存，欧洲也有类似的“拉帮结派”记录，从行业的帮会到黑社会组织，几乎遍布世界的共济会就是其中之一。共济会也传到美国，在美国一度实力雄厚。不仅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共济会成员，美国独立战争还曾得到共济会的有力支持。

    正由于看到过帮派，也看到帮派可能产生的危险性，美国的立国先贤们在政党问题上特别警惕。认为拉帮结派之风气一开，祸害难以估量。因此，美国立国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托马斯·杰弗逊当时说，如果必须和一个党一起才能进天堂，我宁可永远不进去。乔治·华盛顿将军在独立战争一结束，就解散了军队。退伍军官们组成个辛辛那提俱乐部，公推华盛顿为名誉主席。

    1787年5月华盛顿动身去费城开制宪会议，特地托病避开俱乐部活动，将军不想让人们看到他身边有个亲近的小圈子。

    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政治之所以经常败坏人性，和人们在政治中拉帮结派有关。他认为，单独的个人都有一定的道德要求。独立的个人，须对自己的行为主张负责，更容易有道德心。但是，当一些人结成宗派，就会人为制造虚幻正义，把个人的自私，在虚幻正义下掩盖起来，互相提供行为正当性的保证。所以，小宗派的道德水准，通常低于个人道德。单个好人，会在拉帮结派中放任自己的私心，甚至做出坏事来。

    费城制宪会议，开创了在一个幅员辽阔而分散的大国，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先例。互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针锋相对的观点得以妥协，为此后的美国放下了第一块制度基石，被后世称为“上帝亲自干预的会议”。究其成功之原因，其中必有一条：到会代表不拉帮结派，而是一些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政治家个人在参与制度的设计。费城制宪会议是一次秘密会议，为的是不让外界了解会议分歧，不让各地势力影响操控代表。会议规定代表们个人投票不做记录，以便使他们可以无顾虑地改变观点，不受自己先前观点的约束。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大州与小州有矛盾，南方与北方有矛盾，港口与内陆有矛盾，但是这些代表却没有以一己之观点结成派别死党。观点变来变去，矛盾分化瓦解，才达到最终的妥协。然而，当几年后的联邦政府竞选正式开场后，现实证明了完全以个人身份参与民主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尤其对于少数，你必须集合起来，才能争得表达机会。于是美国的政党开始形成。

    正因为对帮派思路有过排斥和反思，故而在二百多年前美国出现政党的时候，已经遵循的是现代政党的概念了。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呢？美国政治理论上是多党制，可实际上能上台的只有两大党。照美国人的说法，凡是投共和党的票，你就是共和党人，打算投民主党票的，你就是民主党人。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你只要去投票，那么你不是民主党人就是共和党人，或者是某小党的“党人”。那么，这样的“党人”是不是该党“党员”呢？

    我曾向美国朋友问过这个“中国问题”，得到的是一张困惑的脸——没听懂是什么意思。他们没有东方意义的“组织”观念。民主党、共和党之间没有门槛围墙，是否为“该党成员”的问题就没有意义。在大选中，你同意它的诉求，赞成它的治国方策，投该党一票，你就是它的“党人”，无需申请批准。明天你若改变观点，不投此党一票了，你就不再是它的“党人”。改变主意和进进出出都是当然权利。

    美国政党是议会的产物，是宪政的产物。这种政治体制下的政党，就是相同政治观点的人，集合在一起，以便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观点能够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而通过选举得以实践。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提出重要妥协方案的罗杰·谢尔曼说，“如果你是少数，争取多多发言；如果你是多数，专心一意投票”。原来并无奥妙，如此而已。

    但即便如此，在竞争竞选的刺激下，人在扎堆之后的弊病还是会自然流露。政治党派中的私心膨胀，在竞选中将正面阐述观点的“多多发言”，变成对竞选对手的负面攻击，这些都在美国政党活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百年前，以托马斯·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和以约翰·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人，不仅分歧浮出水面，而且争斗激烈。在理论上依然厌恶政党争斗的托马斯·杰弗逊，不仅集合共和党人，登上政治舞台，而且不乏私下的小动作。他在1800年大选中击败联邦党人的亚当斯，当选为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杰弗逊发出呼吁：“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也都是联邦党人。”可是仍然无法改变这样的历史事实：那年的总统大选演变成个人恶意中伤，成为美国历届大选中最负面的一个例子。立国先贤尚不能免俗，州一级的竞选则更甚，以致有了我们都熟悉的马克·吐温的讽刺名篇。

    虽然我们看到，理论和反省并不能就坚实地阻挡实践中的踩线越界。可是，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和有没有反省意识，得出的结果却是不同的。若认定“党”即为“帮派”的扩大翻版，那么，对内争斗除奸、以求一致，对外老谋深算以及虚虚实实、兵法三十六计就可视作正常。而在现代政党政治体制下，循着宪法规定的分权制衡体制，有政治道德的定位，有追求个人自由意志的价值观，有历史记录为公众提供的反省资料，民众有将政治讨论公开深入的习惯，如此等等，一个国家就有能力逐步克服自身在政党政治中表现的人性恶习。

    美国的政党产生于议会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而不是之前，从一开始就是议会党，而不是暴力斗争的党。两百年过去了。美国搞了五十几次大选，五十几次中期选举，无数次的地方投票和公决，不管是否能真正做到，但他们推崇的是开放的政党政治，对拉帮结派保持高度警惕，以负面竞选为耻辱，以兵不厌诈的用计用谋为耻辱。这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够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

    美国人在2004年正值大选之际，“民主党”、“共和党”的竞选战备，成了每天报纸上的重头新闻。布什总统的局面，很像八年前的克林顿总统，虽然有明显的种种麻烦，却在本党内是无争议的候选人。而民主党在戈尔宣布不参与竞选之后，就呈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一开始美国人甚至在流传这样的笑话：“一半的民主党人都是候选人，可是没人能记住其中的任何一个名字。”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重量级的候选人。所以，在克拉克将军突然宣布参选的时候，以其在军方亮丽的履历，曾让民主党人精神一振。

    可是，相比其他候选人，克拉克将军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他的党派立场似乎数度改变。在美国，个人的投票倾向是隐私，自己不宣布，根本无从查起。可是克拉克自己承认，他曾至少投票选过两个共和党的总统：尼克松和里根。

    有人还说他选过小布什总统的父亲、也是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克拉克对此也没有否认。他虽然宣称，后来他投了民主党的克林顿和戈尔的票。但是在此之后，他又有过赞同某些布什总统政策的讲话。此时，他堂而皇之地出来宣布要竞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正表现了这种政治轻松的一面。没有听到一个共和党人出来骂他是“叛徒”。因为民众认为，假如共和党有人出来开骂的话，失分的将不是克拉克，而是共和党——大家已经习惯：改变政治观点，不仅是人的基本权利，还是美国的寻常风景。

    倒是有民主党人出来提出疑问的，质疑的并不是他能不能改变党派立场，而是他是不是真的改变。也就是怀疑克拉克是看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已被布什稳占，因而谎称观点改变，以投机手段，试图在大局未定的民主党获取竞争总统的机会。也就是说，假如他是真心“弃此党而投彼党”

    的话，民主、共和两党，美国上上下下，都认定这是天经地义、不足为奇的事情。

    经过一番竞选，民主党候选人方定下大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民主党候选人之间，除了陈述政见的“正面竞选”，也有不少被称为“负面竞选”的“厮杀”部分，那就是相互检查和提出对方在过去的问题。但是，这必须讲究分寸，警惕私人攻击，不搞人身攻击。一方提出问题，另一方公布材料，颇有章法。这也是因为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恶性攻击的负面竞选已经被民众所不齿。因此，在涉及“负面竞选”范畴的时候，各方反而非常谨慎。以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在两党竞选中也是同样。例如民主党发现，布什年轻时，在加入得州航空国民兵期间，有一段缺席记录，因而指责他曾经开小差。布什总统立即下令，公开自己的全部军中记录，声明那段时间里，自己是被暂时调往阿拉巴马服役。在这样的过程中，首先要排除的是争吵开骂；民众也很平静，他们已经习惯于静待事实出来说话。

    两百年来，美国政坛之所以没有成为政客的天下，美国民众对拉帮结派保持警惕，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以及经历长期演进的有序竞选中，民众的情绪也相当平稳。共和党、民主党，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都不过是一套观点，就像饭店里的套餐一样，从伊拉克战争、国际政治，到税收政策、经济方针；从医疗改革、社会福利，到枪支管制、禁绝毒品，以至同性恋婚姻、合法堕胎等等。每个人有自己最关注的价值观，每个人有涉及自己利益最深的关切点。有些人最关心战争和国际政治，另一些人最关心宗教道德、社会风气。美国的家庭、朋友之间的政治观点不同十分常见。可是，几乎没有什么情绪过度亢奋、泛政治化的现象。因为政治竞选虽然重要，对美国人来说，仍然只是生活改变的一个分量有限的筹码。大家知道，在大局不变的情况下，选举之余，人人还有自己需要承担的一份社会职责。这份职责的分量，并不更轻。

    不难看到，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相当脆弱，风险极大。民主选举承认私利，承认表达和争取私利是正当的。而政党的上台下台，取决于选票。选票不承认质量高下，只承认数量多寡。道德被潜隐于后，不管什么人，都变成了“一”—— 一张选票。如此一来，选举制度本身，必是对机会主义政客的极大诱惑，因为这也是政客露头的舞台、滋生政客的温床。在选举制度下，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什么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什么是可以放弃的枝节？什么是自己从政的理念？什么是临时策略性的权宜之计，退一步放弃一点只不过是为了实现长远的理想。

    凡以一次选举结果为惟一目标的政客，必定拉帮结派、事分内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统一行动。行动统一了，才有战斗力，才便于操纵舆论，诱骗民意。政客和政治家不同的是，政客是以成败为导向的，而不是以大众利益、大众意愿、国家之长治久安为理念。政客竞选，不论过程的善恶，只讲手段之结果。

    这样看下来，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党”和“党人”与英国的“辉格”、“托利”，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的不同就更清楚了，他们不是西洋政治中的所谓party。

    “党”和“党人”，听起来就有嗖嗖的金属声，令人想到金戈铁马、翻云覆雨、恩报相传，以至“打天下者坐天下”。

    而大洋那边的“party”，则红绿彩旗、气球腾空，竞选的喧嚣甚嚣尘上，来时热热闹闹，选完一哄而散。真是各有一番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