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是改造的重点，文艺界也是改造的重点，中文系处于两界的交叉点，所受冲击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文艺界的思想改造是与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同步进行的。还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前6天，即11月24日，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就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作了关于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12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思想改造》，意在将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文艺界。而在这之前半年，则已经进行过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了。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看，此次讨论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评价一部电影的成败得失，而是借此来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毛泽东从电影《武训传》和对于武训及《武训传》的众多歌颂里，看到的是：“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既然文化界的思想如此混乱，当然不是通过一部电影的讨论就能解决问题的。继续寻找题目来做澄清思想的工作，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关于研究问题的讨论，正是毛泽东所抓到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俞平伯本身，而是由于他的《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辨》）是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通过对这本书和作者其他文章的批判，可以打开批判胡适思想的大门，而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正是当时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会为大学刚毕业不久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受到压制而大动干戈。而且，利用小人物来反对大人物，利用青年人来冲击老年人，也是他的一种策略，这一点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只是，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还看不出其中奥妙，难免有些隔膜，行动起来就要撞在枪口上了。
冯雪峰在《文艺报》奉命转载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时，写了一个较为实在的按语，结果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斥责和《人民日报》公开的质问；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站出来发言，指责《文艺报》压制路翎、阿垅等新生力量，结果引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
当然，胡风也不过是以此来作为一个突破口而已，而对胡风的清算，也只是迟早间事。因为胡风在文艺界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确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合的地方，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对于文艺界的这些论争，一向是很关心的，因为它与我们的专业有关。但真正重视起来，则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之后。这篇文章，明显是针对冯雪峰的，因为他是《文艺报》主编。但冯雪峰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艺理论权威，怎么为这一点小事就受到公开质问，而且被撤掉主编职务呢？实在有点想不通。但文艺界将有一个大变动，是看得出来的。待到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之后，特别是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两派斗争的继续。大概正是为了要引起学生们对反胡风运动的重视，市领导特地派了一些作家来做报告，加以引导。我记得其中有吴强和靳以。靳以在复旦中文系教过书，大家都知道，吴强那时还未出版他的代表作《红日》，不太有名，当时会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高高地举起雪亮的小马枪》的作者，但我们大都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对这位作家也并不怎么重视。
而不久形势就发生突变。《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给舒芜的信，标题是《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而且加了许多非常严重的按语。接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来时，标题已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反党而反革命，问题当然是愈加严重的了。接着，就是停课搞运动，并且由反胡风集团进而发展成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我当时很缺乏法制观念，没有意识到这样不经本人同意就将私人信件公布出来，是违反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原则的，而且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着《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去理解问题。虽然觉得有名的左翼作家忽然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很是费解，但既然党中央机关报这样说，总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去怀疑了。只是《材料》里将我们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定为胡风骨干分子，觉得很是吃惊，而且学校里还将四年级的几位同学也牵涉进去，更是觉得可怕。
贾植芳先生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不久，就被捉将进去。据他自己后来告诉我，说是党委书记杨西光用汽车送他到高教局里去开会，局里有陈其五等三个干部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贾先生说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态度很笃定，吃过午饭后还在沙发上睡了一觉。陈其五等人说他态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里交代问题，下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这一去，就关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来，仍旧是监督劳动。
“这不是诱捕吗？”我问。
贾先生却说，在家里捕还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杨西光对他还算客气，在去高教局的路上，还送他两包中华牌香烟；到了高教局，陈其五宣布对他停职审查时，杨西光还说：“贾先生，我们学校里缺教师，你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赶快回来教书，我们需要你。”
贾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对他做过一点好事，或讲过几句好话的人，他都记得，永远表示感谢。
他还告诉我，在胡风案子平反之后，有一次章培恒进京开会，见到杨西光，杨西光叫章培恒带话给他，说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杨西光不送，也会有别的人送的；并说，贾先生如果愿意见他，下次到北京时打电话给他，他派车子来接。他还抄了电话号码托章培恒带给贾先生。
贾先生说：“他所说的倒也是事实，不过我没有去见他。”
章培恒当时虽然刚毕业，但已是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各系还未设立总支部，他这个支部书记，就相当于后来的总支书记，就是领导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规格比贾植芳略低一级，是党委副书记王零坐汽车到他家中来接，也说是到高教局开会，是舒文把他留在高教局里写检讨，两三天后，再把他隔离到一个什么地方，——因为车窗挂上窗帘，他也搞不清这是何处，但凭他老上海的经验，觉得这也许是建国西路什么地方，不过十多天后即放回复旦，当然仍是写检讨。他的罪名是给贾植芳通风报信。其实，他只对贾植芳说过：“反胡风是中央的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架势有谁看不出来呢？当然，他还有别的一些可以上纲之事。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在学术上想研究三个专题：一是鲁迅思想，二是胡风文艺理论，三是屈原作品。这第二项，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章培恒虽然担任支部书记，做着政治工作，却是书生气十足，不大能领会政治行情，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声讨檄文之后，他竟然写文章到《人民日报》去与之商榷。文章当然不会发表，但账还是记着的。而且，他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文艺月报》上对于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寄出，但曾与老同学王聿祥说起过，王聿祥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回去讲了出来，有人就写了《感情问题及其他》加以批判，并且赶着加料出了书，这一切很快就反馈到复旦来，都成为章培恒的罪状。后来，王聿祥也因胡风案被关了进去。审查的结果，章培恒不但被撤掉支部书记的职务，而且被开除了党籍，调到校图书馆去工作。
施昌东则是直接从学校里逮捕的。不过公安员还算讲文明，用一块手帕将他手上的手铐遮住，算是顾全他一点面子。但关的时间却很长。听到他回校的消息，我到淞庄宿舍去看他时，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后来他就留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员。把他关得很长的一个理由是，他有托派嫌疑。但是，听章培恒说，那时这个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知道他是冒名顶替，用了一个叫施昌东的人的文凭报考学校，他原名本叫施昌骥，托派嫌疑是文凭的真正主人那一个施昌东，不是他。这样看来，只不过是借着这个因头，把他逮捕，实际上还是要审查胡风案件。章培恒在被审查前是党支部书记，这些事应该是清楚的。我记得在反胡风运动中，施昌东不但没有为胡风辩护，而且在运动初期还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月报》上，影响很大，与姚文元同列为上海的新生力量，但运动一深入，情况就改变了。
另一些受影响的同学，如曾华鹏、范伯群等，则是在学校里审查，他们当时都是毕业班学生，本班同学毕业后，他们还集中在一间平房里学习。曾华鹏在反胡风运动初期，也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很引人注目，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华鹏、范伯群和施昌东一样，都是班上的业务尖子，应该留校做教师的，但因此却被开除团籍，曾、范二位分配到外地去教中学。不过，他们到工作岗位以后，也都恢复了团籍，而且不久，曾华鹏调到扬州师院任教，范伯群调到《雨花》杂志做编辑，后来又到苏州大学任教，都成为很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此乃后话。
我们入学时，54届已提前毕业，55届是三年级生，却算是老大哥了，一些热心的同学常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加以指导，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都与我们较熟，后来我留系任教后，又与章培恒熟悉起来，所以对他们的情况也较为了解。我原以为当年受牵连的大概只此四人，顶多再加上一个潘行恭，他曾以章培恒为模特儿，写过一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大概与他们关系较深。直到近年，我才问贾植芳先生：“除了章、施、曾、范四位以外，你的案子还牵连了多少同学？”贾先生说：“一共牵连了20多位。比如，张德林、陈秀珠夫妇，已经毕业，分配在华东师大工作，也受到审查，陈秀珠是党支部书记，也被撤职，后来又开除了党籍。还有两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定为‘控制使用’，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我是在胡风案平反之后，我哥（贾芝）告诉我的，他是文学所的领导，掌握内部情况。”
复旦凇庄（第六宿舍），和当时其他几个宿舍一样，原是日本占领军的兵营，矮小、简陋、潮湿。1953年我入学时，这里是学生宿舍，前面还住着几户助教。1954年成为教工住房。我在1959年结婚之后，几经周折才分到了楼下一间房子，一直住到1978年。
贾植芳先生爱才，而且慷慨大方，颇有江湖侠气，所以许多同学都喜欢与他接近。贾先生也常常请学生吃饭，接济金钱，帮他们看稿，介绍发表之处，接洽出版事宜。然而这样一来，却就成为拉拢学生、腐蚀青年的罪行，有人在全校大会上声讨，有人在报刊上进行揭发。这些文字，就收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一书里。
在复旦，除了贾植芳和他的学生受到拘留和审查之外，作为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曾送章培恒到高教局去审查的校党委副书记王零，他自己在不久之后也受到了审查。据说有一次市高教局召开各校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王零也接到通知，但到得会场，主持人却宣布王零不得参加，这无疑给他当众难堪。王零是因为与刘雪苇的关系而被审查的。他与刘雪苇原是华东革命大学的同事，刘雪苇后来做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曾到复旦大学做过报告，王零略尽地主之谊，请刘到家里吃过饭，为这事就审查了将近一年，但不久也就官复原职了。大概王零与刘雪苇只不过是工作关系吧，否则怕是难以过关的。王零原是新四军军部的作战参谋，一向从事“武化”工作，与文艺界本来并不搭界。不过在“文革”结束，刘雪苇复出并继续研究鲁迅时，却仍找他的老朋友王零帮他查找资料。王零还特地跑到我家来要我帮忙，后来又转来一本刘雪苇的赠书。胡风案平反以后，有一次与王零坐在一起开会，我曾问及此事，王零很超然地说：“唉，那个时候，总要审查一下的。即使没有这件事，也会找别的理由来审查的。”遂一笑了之。
反胡风运动虽然牵涉到很多人，但毕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因为并不是人人都与胡风和“胡风分子”有交往的。接着而来的肃反运动就不同了，它几乎与全校师生都有关系，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先是学习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用以武装思想，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接着就展开检举揭发运动。不但要揭发反革命的事实，而且要揭发反动言论。而这“反动言论”又无明确的界限，于是弄得人人自危了。比如，谭其骧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书时，很受到该系系主任张其盷的器重，有此知遇之恩，自然会说他几句好话。张其盷是历史学权威，尤长历史地理，与谭其骧是同行，他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谭其骧说他是有学问的人，而且对浙大很有贡献。这原本没有错，但张其盷的身份却使这几句话成了问题。盖因陈布雷自杀身亡之后，张其盷接替了陈布雷的工作，做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又一个文胆，后来又担任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这就成为反革命人物，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谭其骧肯定张其盷的学问，就是为反革命分子叫好，这当然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受到批判是难免的。虽然后来并没有给他定罪，但当事者心情是很不愉快的了。
第一教学楼，建于1953年。直到它建成，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教室。由于学生日益增多，有很多课就移到临时搭建的平房里去上。在这幢大楼里，我听过郭绍虞、蒋天枢、刘大杰、王欣夫、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方令孺、余上沅、鲍正鹄、蒋孔阳、胡裕树诸位老师的课；朱东润、赵景深、濮之珍、伍蠡甫、杨烈等老师的课，则是在平房教室里听的。这些课程，为我打下了治学的基础，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更有甚者，则以言论定罪，或以社会关系定罪，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就更是冤哉枉也。当时“肃”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少，比如，中文系的余上沅教授，只不过是杨帆的老师，他做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时，对杨帆这个学生颇为赏识，将他留校工作，后来国民党政府溃败时，教育部指令戏剧专科学校迁至台湾，余上沅在杨帆的影响下，抗命不迁，将学校保存下来，交给共产党的军代表，而且自己也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留在大陆。这些行动，应该说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但潘汉年杨帆事件出来后，余上沅就被作为这个集团的同伙捉将进去，一年之后才放出来，已经是毫无生气了。新闻系的赵敏恒教授，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名记者，曾担任过一家外国新闻社远东分社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许多重要的报道。他留在大陆不走，应该说是一种爱国行动，但却被怀疑为潜伏的特务分子，也坐了很多年的牢。在学生中也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两手残疾的学生，被揪了出来，说他当过还乡团，手持大刀残杀农会干部，自己的手也被砍伤了，因而被关进了监狱。“文革”结束之后重新复查，才证实他的手是患小儿麻痹症而致残，而且那时他才十二三岁，不可能参加还乡团，也并没有杀人，参加还乡团的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他，因而得到平反。但此时他已年老，而且与社会脱节太久，无法正常工作了，听说是让他领退休金了事。
双百方针与向科学进军
但是，到得1956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文艺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学术上应该提倡百家争鸣。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马上抓两个重点：在文科，组织了一场美学讨论；在理科，召开了一次遗传学会议。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又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复旦于当年5月份借校庆51周年之机，举行了第三届科学讨论会。照片上，陈望道校长正在会上作报告。之后各系分场讨论，学生亦有专场，连续数天，热闹非凡。
美学讨论是由朱光潜的自我检讨开始的。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否定了自己原有的美学观点，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在对朱光潜的批评中，形成不同美学见解的争鸣，有主张美在主观的，有主张美在客观的，朱光潜也参加争鸣，他提出了新的美学见解，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还有人从苏联引入新的理论，强调美的客观性在于它的社会性，一时间争得很是热闹。我们系的蒋孔阳先生也参加了讨论，在复旦带动起一股美学热。后来蒋孔阳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时，他就转入美学，特别是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复旦中文系的文艺学学科形成一种特色。听说组织这次美学讨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后来对《美学概论》编写组的人说过：让他们主观客观地争论去，反正不涉及现实问题。他无意间透露了百家争鸣的底线：不能涉及现实问题。可见，文科学术研究之脱离现实，实乃有意为之，是一种政策导向。而胡风、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之所以受到批判，就是因为现实性太强之故。一方面批评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另一方面又深怕别人接触现实问题，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而大学教师之受到责备，实在是冤哉枉也。
遗传学问题，与复旦关系更加密切些。因为这里有个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教授。在“一边倒”年代，我们对学术问题的看法也是紧跟苏联的。苏联学霸李森科将遗传学分为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对立的学派，认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而基因学说更被说成是捏造的伪科学。复旦生物系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入室弟子，曾经从事果蝇种系进化和亚洲瓢虫色斑变异研究，提出了“异色瓢虫斑镶嵌显性遗传理论”，在国际遗传学界很有影响，现在当然是首当其冲了。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就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1952年，国内生物学界又一再强调坚持米丘林方向，公开批判摩尔根学说，这对谈家桢形成很大的压力。1952年5月27日《复旦》校报上登有一张谈家桢看显微镜的照片，文字说明是：“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学习米丘林学说研究遗传学。左图为谈教授用显微镜观察果蝇。”这显然是对外界压力的一种应付，因为从照片上，实在看不出来谈家桢是用米丘林学说来研究遗传学，还是用摩尔根学说来研究遗传学，反正顺着形势来说就是了。
1956年8月间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在苏共20大之后。那时，苏联已经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以斯大林为靠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扶植起来的李森科，也开始遭到苏联科学界的清算。这不能不对中国生物学界产生影响。所以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摩尔根学派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对于谈家桢说来，无疑是一次精神解放。次年，毛泽东又两次接见，鼓励他把遗传学搞上去。有毛泽东撑腰，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复旦在1959年成立了遗传研究室，后又扩建为遗传研究所，终于在遗传学上搞出了成绩来。
抓重点是为了推动全面。那一年知识分子特别兴奋，觉得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都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印象较深的有：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引起了持续数年的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王中在新闻系提出新闻改革的观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我们中文系，一些曾经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批判的观点，又提出来讨论，如写真实问题，文学的艺术特征问题，蒋孔阳还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提出了一篇长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当然，这与苏联文艺界的新变化也不无关系。这年的科学报告会，办得特别热闹，不但教师提供论文，学生也另辟专场。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持续了很多年。应该说，这对复旦的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可惜到得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就在无形中中断了。后来虽然恢复，可已不再有当年的盛况。
那时，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领导上还提出要鼓励“独立思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本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正是知识分子创造性工作的基本要求，在1949年以前，复旦学子还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写入校歌。而百家争鸣与独立思考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独立思考，何来不同意见的争鸣？既然要百家争鸣，当然需要独立思考。但在多年强调思想统一、形成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这种精神已经失传了，现在重新提出独立思考问题，的确是鼓舞人心。当时不但领导上鼓励独立思考，而且教授们也都现身说法，强调独立思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复旦》校报上还登着一大篇郭绍虞教授谈独立思考的讲话，很具说服力。
但是，“独立思考”的口号，与“驯服工具论”却是针锋相对，不能兼容的。要独立思考，就不可能盲目地服从；要做驯服工具，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两者冲突的结果，当然是“驯服工具论”取得胜利，凡认真进行独立思考者，无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