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最舒畅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独立思考”的号召，这种方针和号召，切合文化科学工作的特点，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因而激发起知识分子最大的积极性。

    这一年，人民政府实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类地区计算，一级教授的工资有360元，副教授和讲师相交叉的六级工资是156元5角，比原来多出几倍，有些刚工作四年的新讲师就有92元，最低级别的助教也有65元5角。而当时的物价，虽然已经上涨，但还算低廉，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统一伙食标准是12元5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饭是2角钱。所以这次工资改革，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确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本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出现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到得1957年夏天，情况却发生突变。整风运动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鼓励鸣放活动，但当人们经过一再动员，开始鸣放时，却突然一转而为反右斗争，将积极鸣放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且说，这本来就是一个“阳谋”，目的在于“引蛇出洞”。这真使人惊诧莫名，突兀万分。但现实又是这么残酷，这些中计落网者，从此走上了悲惨的人生之旅。

    层层动员，大鸣大放

    虽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变化，但知识分子毕竟经历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仍旧心有余悸，并不是马上就肯大鸣大放。为了造成鸣放局面，上面可以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中央到基层，层层动员，毛泽东还亲自出马，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发表讲话，这才将群众发动起来。

    我们可以排一个大致的日程表：

    1957年2月27日—3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矛盾学说，正式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文艺学术的方针，并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个文件在没有正式发表之前，就破例将记录稿传达到各文化单位，起到全面动员的作用。

    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后来公布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打消顾虑，鼓励鸣放。这是一个中央级的鸣放动员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整风运动指示。

    4月底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动员鸣放。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陈仁炳等都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做了发言。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推进整风运动。

    6月初，复旦党委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动员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有全校性的鸣放会，如6月3日和7日两次教授座谈会，也有党委派人到各系召开的鸣放会，约有几十次之多，有些会议，如物理系、历史系的会议，都有党委副书记王零到场，听取意见。

    这种座谈会一直开到基层。在学生中，各年级党支部也都召开年级座谈会，鼓励鸣放，听取同学对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意见。

    如此层层动员，造成鸣放气氛，许多人终于打破顾虑，直言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每次都作有记录，墙上贴的大字报，也有专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据，实则作为“反攻”时备查之用。这些会议记录和抄存的大字报稿，想来现在应该还是保留着的罢。但是复旦虽说建立了档案馆，而这些40多年前的历史档案却并不开放，所以我只有摘录一些当时校报上的记载和根据对过来人的访谈记录，来说明那时复旦的鸣放情况。

    共六人举行了座谈，党委王零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说：“过去党做错了事，总不肯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是个别的道歉，群众不知道。这就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党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直到碰了鼻子，还说有理，群众很不服气。而且以前一味强调苏联怎么好，怎么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洋教条。”在“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教书，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勋先生到北京去开什么会，也不告诉他一下。他说：“现在有人觉得，国家是党的国家，好像只有党员是爱国的，群众是不爱国的，群众是被雇佣的。……”在回忆历次运动时，王恒守教授说：“有些人无中生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要不得的。肃反后有些人入党，很多人不服气。认为这种人入党，使真正好的人不愿入党了。”他还说：“抓别人辫子打，永不会亏本，打中了得奖受赏；打不中也有奖，这比资产阶级做买卖还‘稳’。”

    6月6日，《复旦》校报以通栏标题《继续“放”“鸣”，揭露三害，提出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报道了各系鸣放的情况。其中报道了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对共产党的指责：“你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法律系教授杨兆龙说：“法律系办得最坏，是公安机关，法院作风。所以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肯定成绩，还检查什么错误。要检查错误，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全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此外，对评级评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认真检查一下，有那么多安排不当的人。”生物系教授刘咸说：“党群之间为什么有墙沟？是因为将全中国看作党天下。希望不只对党员作风检查，同时对国家的科学学术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要作深入的检查。我学的是人类学，冷门的。国民党反动派时，在国内有三个人类学系：浙大、暨南和清华，解放后说人类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我为了这个学科，在复旦倒霉至今。苏联也有这个学科，我们却始终不承认。”

    ……

    从《复旦》校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校内鸣放的一些实况，但是并不全面，而且，有些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论都没有报道。

    据一位党政干部向我介绍说，当时鸣放出来的意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党的领导是否一贯正确？

    有人提出，共产党也有错误，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个人崇拜现象？中共受到苏共哪些方面的影响？

    当时图书馆有一份英国《泰晤士报》，教师凭卡可以看，从中陆续透露出不少消息，如波匈事件、铁托在普拉发表的三次演说，这些都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他们提出了上面的问题。

    二、“一边倒”政策是否正确？

    有些教师提出：一边倒倒过头了。大家感触较深的还是学校里的事，比如：对停止学习英语，一律改学俄语的措施，就认为不妥，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而俄语的使用范围并不广，不能用政治倾向来左右外语教学；对学时安排的六时一贯制，也认为学得太机械，没有什么好处。有些教师还从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意见，认为与英美断绝关系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王造时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就比我们高明，印度原是英国殖民地，一向亲英，但他并不一边倒倒向英国，而是走中间路线，与苏联也有较好的关系。这种中间路线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有利的。

    三、对解放后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如何估价？

    这方面老教授的意见相当集中。首先是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很有看法，认为这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拉郎配，使许多学校元气大伤，将有些学校积累了几十年的学术传统一夜之间一扫而光，比如浙大就是如此。其次，对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也有意见，认为学习苏联要有选择，适合我们的才可学，不能样样照搬。而当时则从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科书，一直到学术观点，一律照搬。这很引起教师的反感。还有人对教研室的设置也提出了意见。以前的教师大都是通才，能教各类功课，按照苏联模式的教研室设定之后，就把教师的专业范围限制得死了。比如：周谷城能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后来编在世界上古史组，就只教世界上古史了；陈守实的专长是农民运动史、土地关系史和明史，后来编在中国上古史组，也就只能教中国上古史了；蒋天枢、刘大杰、朱东润、赵景深原来都能教文学通史，后来也各自被固定在先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元和明清的分段文学史上。这种人为的分割，对学术上还不成熟的青年教师，影响就更大了，局限了他们，难以全面发展。

    四、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大。有些教师认为，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谭其骧教授对发动他的弟子来揭发他，特别不满，认为这是道德败坏。有些在国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人，感到不被信任，被看作外人，像个边缘人物。有位在建国前发表了不少文章的教师，说吃不准共产党对他是怎么看的，所以抱定宗旨不再写文章，说是“不留只字在人间”。

    五、对学术批判的看法。

    当时教师们对学术思想批判普遍有不满情绪，但还不敢说不应该批判，只是说批得太粗暴，用政治概念来代替学术评价，乱贴标签，不允许谈不同的意见。批判电影《武训传》时，陈守实教授正在上近代史，——那时他还没有被固定在上古史上，学生要他对武训作出评价，陈守实说：武训的精神是对的，办法未必对。结果受到学生质问：精神对为什么受批判？还有学生问道：你说武训精神好，那么希特勒的精神是否好？问得陈守实大光其火。同时这个批判也牵涉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性问题。许多教师都认为，政治和学术应该分开，在学术界，有些人政治上是跟国民党走的，但是学术上还是有成就的，对这些人，就不能一笔抹杀。

    六、对三大改造运动的看法。

    许多教师认为，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手工业和小商业的改造，到底有多少成绩，有多少缺点，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七、党群关系问题。

    有人说是油水关系，有人说党群之间有沟，有墙，有铁丝网，认为许多党员脱离群众，不是先人后己，而是假公济私，命令主义，盛气凌人，不愿听取不同意见。陈仁炳提出，要反“乡愿”，认为党员干部很欣赏“乡愿”，实际上护了短，掩盖了问题。他还提出要发扬贾谊精神，要敢于给皇帝上书。

    ……

    可见，现在政改和教改中的许多问题，当时即已发现，即已提出。应该说，这些意见，大都是切中时弊的，如果当时能够认真整改，为时还不算太迟。可惜这些意见不但不被接受，而且还要进行反击、批判，于是毛病就愈来愈严重了。

    据当时的校内中层党政干部回忆说，在鸣放期间，上面倒并未打招呼，只是由于他们自身处于被提意见的位置，为要保持一种高姿态，所以不进行辩解，而且那时很强调党内外有别，界线较为分明，党员们认为自己有意见应在党内提，不宜在群众面前提，所以大抵沉默的居多。但也有思想较左的，认为这种鸣放很不正常，说迟早要算账。甚至还有当场反击的，如孙大雨指责杨西光时，就遭到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徐常太的反击。

    那时也有主动进行鸣放活动的，这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活跃分子，他们大抵少不更事，为报纸上的鸣放气氛所感染，也为别的学校的民主精神所激动，所以急欲争相一鸣。

    当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撰文宣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来临；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纷纷发言指责共产党领导的缺失；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敲响了“电影的锣鼓”；文艺界流行着揭露社会弊端的写真实作品；《文汇报》上还发表了与周扬商榷的文章，虽然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关于英雄形象塑造这样的小问题，但敢于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意义却也非同小可；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早已动了起来，物理系学生谭天雄贴出了大字报，自称是《第一株大毒草》、《第二株大毒草》、《第三株大毒草》……而北大学生叶于泩干脆把火烧到复旦，他给复旦学生会寄来一封信：《我的忧虑和呼吁》。在这种形势下，学生怎能耐得住性子呢？

    与北大一样，复旦最先动起来的也是物理系同学，而且还出现了一员女将：马明敏，她非常活跃，勇于挑战，在鸣放会上直指党委书记杨西光质问道：“请你回答，复旦的肃反运动究竟搞错了多少人？”弄得杨西光非常尴尬。当然，后来她就成为极右分子，吃尽苦头。但据她的丈夫张静甫说，马明敏其实并非主要角色，只因为北京出了个女生大右派林希翎，复旦也要搞出个女生大右派来，才能南北相称，所以有意把马明敏抬举起来，作为重点来整，并且还上了《解放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弄得远近闻名。当时在物理系四年级唱主角的是何新民、罗宪祖和张静甫三个人，他们轮流主持鸣放会。大约在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物四同学就对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而对铁托的普拉演说却很感兴趣。党委常委、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吴常铭觉得物四的思想很活跃，可以作为典型来抓，就在这个班级组织小型辩论会，说是真理愈辩愈明。这些学生不知其中厉害，就鸣放了起来，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私人信件能否随便公布？能否据以定罪？肃反运动有没有扩大化？统购统销政策是否好？人事档案制度好不好？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到得反右阶段，这些当然都成为右派言论。

    物理系的鸣放会开得很热烈，吸引了许多外系师生，他们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也有站出来发言的，当然一并被记录下来，秋后算账。中文系的施昌东，就是在这个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因胡风案被拘留审查的冤屈。但他还是很虔诚地将共产党比作父母亲，说是：我是共青团员，好比是党的儿子，小孩子有错误，父母用巴掌打一下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用拳头打得那么重呢？结果却是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接着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黄任轲、张瀛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学生会扣压北大叶于泩同学来信。学生会两位副主席出面进行了回答，说是这封信充满了谣言和污蔑，充满了恶意和推论，公布这样的信对整风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后来终于公布了这封来信，而且开会辩论。

    据《复旦》校报报道，叶于泩的信中说到：“毛主席提‘鸣’‘放’方针之初，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贯彻‘鸣’‘放’方针至今，在省市一级还没有普遍动起来。”“苏联舆论对我国‘鸣’‘放’冷淡。”这些话，虽然说的是事实，但在当时，却算是分裂中央、破坏中苏团结的大逆不道之论，所以有些积极分子就出来反驳。新闻系四年级有一张大字报说：“赫鲁晓夫最近对美国新闻记者说，苏联支持中国的看法。这不是明白地表明叶于泩在无事生非，挑拨中苏关系吗？”这反驳，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违背事实，但在当时却是义正词严的革命言论。

    夹杂着政治因素的辩论，照例不是靠辩论本身所能说服人或被人所说服的。总要等到形势大变，才会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但以势取胜，并不等于真理在握，真理还需要靠实践来检验。不过等到实践终于检验出真理时，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纷纷落网不胜防

    形势的遽变是在1957年6月8日开始的。那一天，《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发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示是内部的，而社论是公开的。这篇社论，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信号。

    而在这之前，形势就有了变化的征兆。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说了几句看似平常，实则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最后还强调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各报对这几句话的重视程度不一，版面安排的位置也很不一样。姚文元大概已从柯庆施—张春桥这条线上得到了消息，就写了一篇杂文《录以备考》，对《文汇报》在排版上不突出毛泽东这几句话的重要性，提出了批评。姚文元的杂文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实在缺乏政治经验，敏感性不足，一时还觉察不出形势的变化，继续大鸣大放。中文系二年级黄任轲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6月11日上午贴出来的。

    但这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各报一律转载，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理论根据。但这次正式发表的文章，与几个月前传达的讲话记录稿，却大有区别，侧重点已转移到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这一点上来了。除了语气和侧重点的不同以外，文章里还特别提出了区分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是原来讲话稿中所没有的。这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虽然没有说明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所写，但口气之大，一看便知来头不小，决非报社的秀才们所能写得出来的。从这篇文章中，谁都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阳谋”云云，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透露出来的。

    复旦的反应相当迅速。

    6月18日，全校同学在登辉堂集会，“痛斥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这是展开反右派斗争的全校誓师大会。

    6月21日，校行政会议会同各民主党派复旦支部，协商后决定，从24日起停止一切教学活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认真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展击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从此复旦的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

    复旦多名人，自然也会有许多出名的大右派。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杨兆龙、陈子展、王中……都是报上点名批判的人物，很为复旦扩大了影响。虽然后来也搞不清到底是因为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而显得战果辉煌，还是因为这些大右派的名气为复旦增辉生色。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罪名虽然一律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具体情况却大不一样。

    孙大雨和王造时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过贡献，但也与共产党产生过一点误会，或者有过一点过节。

    孙大雨在解放前是大教联（大学教授联谊会）中的头面人物，做过代理主席，在开辟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战场上有过贡献。1949年以后，仍想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也是人之常情，但原大教联干事中的共产党员李正文随军回到上海之后，主持大教联改选，却把民主同盟的一些人从领导岗位上选了下来，孙大雨也从代理主席降为候补干事，从此孙大雨不满于新的现实。恰恰李正文又担任了接管复旦大学的军代表和第一任党委书记，摩擦自然难免，后来由于工作安排等问题，意见更大。鸣放活动一开始，孙大雨倒不需怎么动员，就带头鸣放起来，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由于一直不肯屈服，还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孙大雨发言批评党委时，中文系教授徐澄宇说了一句“快人快语”，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见孙大雨问题的严重性。但孙大雨却很顽强，受尽磨难而仍活到92高龄，晚年仍致力于莎士比亚研究。但大概因为得罪的人太多之故，反革命平反、右派改正之后，仍未能按照惯例，回到原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却为华东师大所罗致。

    王造时是位政论家，曾经写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锐利文章，又是为坚持抗日而下狱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可以说是民主阵营中的风云人物。但1949年以后，却一直不被重视。七君子中除邹韬奋病故，李公仆被刺，其他几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均任中央要职，只有王造时被投闲置散，虽然在华东局和上海市挂了几个委员的虚衔，但是并无实职，他提的建议也无人理睬，使他郁郁不得志，所以朋友们说是“盖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后来还是陈望道校长爱才，亲自登门，请他到复旦大学做教授，但在官本位的中国，这也是一个不被看重的位置。据说其中的过节，是出于对苏联的态度上。盖因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宣称“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在苏联，据说是一种外交策略，而对于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特别是条约所附《宣言》中说“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主权来做交易，更加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救国会的同仁为此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以示抗议。但在当时，凡对苏联有意见，即被认为是反苏，而反苏即是反共，所以算是一个大问题。但救国会是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能不加以团结，于是责任就落到这封信的执笔者王造时身上，从此对他就有了看法。虽然史良曾经提出，这是大家的责任，不能由王造时一人负责，而且王造时也对周恩来作过解释，但看法既已形成，就会有一种思维定势，要改变也难。所以在反右运动中他本来就在劫难逃，再加上他在各种座谈会上又鸣放出不少意见，便都变成严重的右派言论。

    现在看来，王造时的一些意见，实在算不上尖锐。例如，他在5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云：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又如，他在复旦历史系鸣放会上说：希望共产党不要吃老本，老本是要吃完的；基层也应搞大鸣大放。这些话都成为右派言论，上纲为攻击党的领导、火烧基层论，等等。

    由于王造时敢于在批斗会上据理争辩，立即被斥为态度恶劣，遭到围攻。在市政协政法组、在复旦登辉堂，都出现了围攻场面。虽然报纸上把王造时描写得狼狈不堪，但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说，他倒很佩服王造时的镇定，有政治家的风度。王造时抗议道：“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周总理也不是这样对待我的。”但那时正是大家竞相表现革命积极性的时候，这些话当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王造时因为前不久刚与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谈过话，受到周恩来的鼓励，认为周恩来能够理解他，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诉说家庭的不幸和目前的处境，并表示愿“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之后，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此信真是写得“哀而动人”，但仍无济于事，王造时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政协政法组和复旦的批判会不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对他进行揭发。7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抹黑文章：《请看伪“君子”的嘴脸！》，副标题是：“王造时，太臭了。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群起揭他的皮，他如果不举手投降，还要更臭更臭”。

    在历次运动中，凡是要打倒一个人，总要动员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来编造材料，落井下石，不但弄得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而且还泼他一身粪水，弄得臭名远扬。尽管这种做法很引起正直人士的反感，但后来不但不改，反而愈演愈烈。在这次反右运动中，报上就发表了许多右派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的文章。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王造时的小女儿王海容，不但不肯揭发父亲，而且还公开宣称：“我是非常爱我爸爸的。揭发他的那些邻居、亲戚都不是好人！”她当时是复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与其父亲同在一校，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结果，她是以同情右派父亲，划不清界线罪，再加上还曾帮助父亲抄写过鸣放文章，于是也一并被打成右派分子，——此事说起来还有一点戏剧性，有一个星期天，王海容的男朋友来找她出去玩，恰好报纸催索王造时的鸣放文章，急着发稿，这一对情侣就留下来一人帮他抄写半篇文章，结果是双双被打成右派。王造时后来死在看守所中，王海容则因心情抑郁得了癌症，也很早就过世了。王造时的前妻在反右前一年去世了，两个儿子和大女儿则因患精神病而亡，全家只剩下一个后来续娶的妻子，景况实在凄惨。

    杨兆龙是法律系教授，从法制的观点来看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他在5月9日《新闻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文中说：“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有人用‘法制’这一名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他指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某些方面进展得慢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在我们中间对这种工作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或片面的看法”，并列举了10种看法，如：“认为自己有一套”；“认为中国的情况特殊”；“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认为在国内外现阶段的动荡局面中，政府应该有可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局面，现在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等等。

    现在看来，杨兆龙的意见是何等正确呀！“文革”以后，经过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出现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得领时代之风骚，其实，却只不过是重复了杨兆龙的意见而已。但杨兆龙的意见，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右派言论，而遭到狠狠的批判，不但杨兆龙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连复旦的法律系也一并被端掉了，——现在的法律系，是“文革”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

    杨兆龙从法制的观点质疑历次政治运动的合法性，要求处理问题应有法律依据，而不能光凭政策行事，可悲的是，他这回所遇到的是更大的政治运动，他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却仍然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政策条文。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总共只有一千多字，条文订得非常笼统，执行起来伸缩性很大，加上本人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就必然带有很多的主观随意性了。

    陈子展在1949年以前原是个左翼作家，革命教授。他20年代在湖南自修大学里与毛泽东、谢觉哉、李维汉等有过革命友谊；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等人并肩战斗过，在文化界很有些名气；40年代在重庆差一点被国民党CC派从大学里除名。但是，他有一股湖南人的犟脾气，所以与新当权者难免有所冲突。最初是为“公馆派”的事。所谓“公馆派”者，是指当年时常进出于校长章益公馆的一批人，而章益与国民党CC派有关，所以陈子展与之斗争甚力。后来，章益虽然调走了，而围绕着章益的一批人又围绕着军代表、党委书记李正文转了，这使陈子展很愤愤，又重新展开新的一轮斗争，这就与新的领导对立起来。其实，鲁迅早就说过，旧的猛人倒掉之后，包围着这个猛人的一批人，必然会去包围新的猛人；猛人可倒，而包围者是不会变的。陈子展之所以愤愤者，是由于他对世情远没有鲁迅参得透的缘故。但这样一来，他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其实，陈子展在1957年并没有参加鸣放，因为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之后，就拒绝到校上课，同时也不参加任何会议。但学校却并没有放过他，派了一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去逼他到校开会。那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狐假虎威，对他申斥道：“我代表党，通知你到校开会。”这很激怒了陈子展。因为陈子展一向很看不起此类溜须的人，现在此人居然以“党”的名义命令他，他不禁脱口而出：“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句话应是指这个人所在的党派，不料此人汇报上去，成了陈子展骂共产党是狐群狗党了。这当然是十足的反党罪行。但陈子展根本就不承认他是右派分子，也仍然不到校开会上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学生逼着到校。

    王中的革命资历虽然没有陈子展那么老，但他是随军南下干部，是接管上海报业的军代表之一，也算是老革命了，而且还做着现官：复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副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听说复旦党委并没有主动想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而是由于外界的压力太大，不得不打。王中之所以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由于他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以后，矢志搞新闻改革之故。他提出报纸的二重性理论，即认为报纸既有宣传性，又有商品性，所以办报必须照顾群众的口味。他批评《解放日报》一片机器声，一副寡妇脸。他还带了一批人到各地去进行新闻改革的调查，准备写作《新闻学原理》；同时也一路做报告，宣传他的新闻观点。他的新闻观点，在鸣放期间当然是受欢迎的，而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为众矢之的。有家权威报刊，竟然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复旦大学虽然并不是主动发起者，但批判起来，却也毫不手软，校刊上做出通栏标题：《坚决和右派分子王中斗争到底！》。在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还配以漫画，其中有四幅连续画给人印象甚深，题目是：《剥开右派分子王中的四层画皮》——1.革命十年的招牌；2.反教条主义的幌子；3.学术问题的外衣；4.自由主义的帽子。这就是说，王中的问题，决不是学术问题和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而是挂着老革命的招牌，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这种将批判人物漫画化的做法，在复旦，大概就是从王中开始，至少在正式的印刷品上是如此。

    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在上海，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左派们打得上了瘾，只想再打些大的。历史系有些党员就提出了要打周谷城，理由是：周谷城在各种会议上鸣放出来的材料，不比那些右派少，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他一句都不批右派，却大谈什么发展学术的大好时代，这说明他对反右运动有抵触情绪。于是他们整理好材料，上交党总支，总支书记不敢定夺，直接向党委书记杨西光请示，杨西光笑笑，也不表态，说要请示一下市委。一周以后，他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找到历史系总支书记，说：你们想搞大人物呀？算了罢，市委的意思是不要动他。这事也就作罢了。

    基层党员毕竟政策水平不高。他们没有悟到，既然右派分子的划定，不是根据法律条款，而是根据政策，那么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当然可以打一些，也可以保一些，不可能一律平等。这层意思，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点透了。连彭真所说的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都被批为资产阶级观点，更何况是在法律面前或是在政策面前要求平等呢？

    听说，杨西光在“文革”以后曾多次对复旦的教师说，他是懂得办大学是需要很强的师资力量的，所以在反右运动中还是保了一些业务骨干。这话不假，复旦的确没有像华东师大那样，将一大批骨干教师都打成右派，打得元气大伤；复旦虽然也损伤不少，但毕竟还保存了相当的实力，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但右派分子是有指标的，保了一个，就得用另一个去填补。比如，杨西光保了蒋学模，保了苏绍智，却把洪文达顶了上去。其实，就资历和业务水平而言，洪文达与蒋、苏都是同一档次的。洪文达的罪状是，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笔谈，说是“几年来，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结合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声威，浩浩荡荡，大有罩盖一切之势”。这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看法，其实并非洪文达的发明，原是最高领导的意见，但后来又说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所以洪文达的话就是右派言论，洪文达也就成为右派分子。

    谈家桢因受到毛泽东的眷顾，属于保护对象之列，但他的学生就不受保护了。他有一个从浙大带过来的得意门生，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被打成了右派。此人骨头很硬，从不买账，监督小组的人与他谈心，他说：我现在所有的，唯有一张床而已，不怕失去什么；帽子嘛，戴着不感冒，不摘也罢。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出国留学，学的也是遗传学，有些美国教授解答不了的问题，还是父亲为之解答。美国的教授知道后，大吃一惊，说中国有这样高水平的教授，真了不得。然而，这位了不得的高水平人物，现在是老病缠身，拄着拐杖走路，走十多步就气喘不止。

    既然政策条文富有伸缩性，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保，那么也就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打，其中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了。政治课教师朱元寅先生是因为有点抗上思想而被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复旦开党代会选举党委委员，杨西光没有获得全票，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很愤愤地说：有人竟不投西光同志的票，党性到哪里去了？朱元寅也是党代表，他说：我是选杨西光同志的，但有人不选也是可以的，这是他的权利，无可指责。主任认为他的党性不强，立即对他进行帮助，但朱元寅那时年轻气盛，偏要认死理，不肯认错，而且还辩论起来。这种抗上思想在当时是一大忌，也就种下了祸根，反右运动中就被罗织了罪状，加以批判。尽管在他的五六条材料中没有一条够得上划定右派标准的，而且他所属的党总支里，也有几位委员不赞成将他划为右派，但上面执意要划，他也就终于被划为右派了，那几位持反对意见的委员，还吃了批评，说是思想右倾。

    但对持反对意见者这样批评一下，而没有撤职查办，还算是轻的。我有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在别的高校读书，做了年级党支部书记，在当时算是很突出的人物，因为对同班同学深有了解，在打右派时有点手软，即被批评为“同情右派”，在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叫她留下来办学习班，也被定为右派，再遣送出校门。

    那时，不但教师中打出许多右派，而且在学生中也每个班级都有右派名额。北大学生中打出了谭天雄、叶于泩，人大学生中打出了林希翎，都具有全国影响，复旦自然不能落后。首当其冲的是物理系四年级（57届），何新民、张静甫、施伟达、马明敏、王海容等12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班总人数36名的三分之一。毕业之后，还要留校考察，亦即劳动改造，分为一年、两年、三年三等。马明敏是考察三年，但实际上直到1961年才分配到上海科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被剃了阴阳头游街，弄得她几乎自杀；王海容分到华东师大二附中教英语；张静甫先是在电光源实验室劳动，后来分配到复旦附中；施伟达则一直没有分配，在实验室里做一些打杂工作，每月发生活费30元，直到右派改正。

    其次就是中文系二年级（60届）的黄任轲、张瀛等人。黄任轲是烈士遗孤，父亲为共产党打天下而牺牲了，母亲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员。黄任轲受批判时，他母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儿子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并要求儿子认真改正错误，文章写得很有感情，令人看了着实感动。却不料这封信受到中二左派的轰击，说她在包庇儿子，弄得黄任轲的母亲非常尴尬，还作了检讨。黄任轲成为右派之后，被押送到复旦的下放劳动基地葑溪乡从事体力劳动，与我和其他两位教师同住在一个房间，由一位党员负责监督。我们有半年时间的接触。我看他是书呆子一个，根本不懂政治。据说他是因为从小喜欢读鲁迅著作，读得对现实不满起来，而且对现实批评得非常尖刻。但那时他已不读鲁迅的书了，劳动之余，在看钱钟书的《谈艺录》。他劳动很认真，不久便成为一名强劳力。后来调回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他母亲对此事很伤心，而且由于感情上的需要，又认领了一个干女儿。黄任轲是直到右派改正之后才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但似乎已没有先前那股灵气了。张瀛的命运更惨。他是公认班级中古典文学基础最好的学生，深受蒋天枢教授的赏识，但毕业后分配到边远省份，又处于基层，不但没有发挥专长的余地，而且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议论林彪的短长，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实在受不了折磨，据说在一次劳动中跳进烟囱自杀了。哀哉！

    与黄任轲一起押到葑溪乡劳动改造的，还有物理系的一些右派。其中有一位曾经逃跑，于是领导上发动同系的下放干部回市区追捕，偌大一个上海，怎么能追捕得到？后来听说他冲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但却被当作暴徒，通过外交途径要了回来，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反右运动时，我们是中文系四年级，党支部书记是同班同学唐维生，他是一位南下干部，学历不高。进城之初，领导上要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就调了一批人入学读书，先从工农速成中学读起，再进入大学学习，叫做工农调干生。老唐就是一名调干生。他本来跟班就有一定困难，后来又忙着谈恋爱、结婚，学习成绩当然不是很好，班级工作也时有疏忽，在鸣放时难免被同学提意见。但老唐为人善良，胸襟也很开阔，对这些意见不以为意。反右运动开始后，他认为本班没有右派分子，只有些错误言论。至于对他个人的意见，他觉得都是善意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不料这样一来，却受到低年级左派们的攻击，说中四如果不打右派，我们就要来冲，我们就不相信中四没有右派！结果中四党支部只好自己动手，打出了叶鹏、王禹之、冯可文三名右派。叶鹏是我们班级的才子，在读书时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又与低班女生相爱，才子佳人，同进同出，很受人注目，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河南山区教小学，三年灾害时差一点饿死，不过总算挺过来了，80年代当了洛阳师专校长，退休后重理旧业，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王禹之志在研究古典文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上学时就买了不少线装书，还自己带来一张小书桌，放在拥挤的宿舍里，认真地在那里做学问，当然也谈恋爱，但不问政治。他是独生子，母亲是寡妇，本应照顾在上海工作的，但打成右派之后，还是分配到外地，后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病得差一点死掉。后来平反、改正，回到上海，他来看我，坐下来就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那位爱人的下落。我虽然也多年未见那位女同学了，但情况是知道的，就如实告诉他，这位女生早已结婚生子，他听了很失望，只好颓然而返。冯可文一向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谈，不知何以也有右派言论。至于唐维生，大概因为右倾，毕业后也留校了一段时期，但因为出身成分好，而且还有革命经历，所以没有打成右派，但档案里还是塞了材料，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之后不久，就被定为右倾分子。

    以政策来代替法律的做法，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然而，何以在1956—1957年间，政策会如此多变，而且变动的幅度又是如此之大，却是值得思考之事。

    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进入了解冻时期，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动向。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是历数斯大林的罪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在西方，有许多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在东欧，则产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即所谓“波匈事件”。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思考。

    对于国际上的这场变动，毛泽东曾以很轻松的口吻，引用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句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实际上，他对苏共20大以后的国际变动，特别对于波匈事件，是极其重视的，深虑这股风吹到中国，将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会激起巨大波澜。后来他又将文化界的改革分子们比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即是这种意识的表露。

    他必须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设法寻找自己的路径。前者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缺点，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者则针对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而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量存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什么都归结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上去。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是，要通过鸣放、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行。而如果只把民主当作是一种手段，而否认它作为制度的重要意义，这就会使得双百方针从根本上就无法实行。同时，在波匈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潮，也难免使他忧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势力。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就有些自由主义者出来提倡第三条路线，也就是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第三种政治力量，颇有问鼎之势。1949年发表的五评《白皮书》文章中虽然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敲打了一下，但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还是要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现在，政权已经稳固，而自由主义者的潜在威胁还很大，就准备对他们放手一击。否则，万一形成波匈事件，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他之所以不惜用“阳谋”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者，即为此之故也。

    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几个头面人物身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几乎渗透到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看作修正主义温床的缘故。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那篇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把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称作万恶之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斗争指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这场运动的打击面会这样广，而后来仍要不断地寻找题目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缘故了。

    然而，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正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批判了个性主义，打击了自由思想，也就扼杀了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反右运动之后，学校风气大变。民主思想受到打击之后，群众再也不敢向领导提意见了，失却监督的权力自然会更加霸道。人与人之间也失却了信任，不敢再讲真话。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教师不敢倾诚相教，生怕被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以打小报告为晋身之阶的左派积极分子。反右运动以前，我们这些学生是常常到老师家去聊天的，在闲谈中所受到的启发，往往比课堂中听课得益更大。反右之后，教师对学生不得不加提防，师生关系一直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密切程度。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大受摧折，这也影响到社会正义的培养。这些变化，正应该深入认真地加以总结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