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帝国体系的大厦颓然倒地，鼠奔狐窜，我记得头些时看一篇谈19世纪末泰国脱离中华体系、扎英国怀里的文章，悲凉之情油然而生。传统决堤般流失，多少精金美玉失而不可复得，西方什么样的瘪三都来大摇大摆地登门入室。弱国不单没有外交，也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艺术，甚至没有男人。20世纪末以来保守主义情绪潜滋暗长乃至起家树誉，无论哪种版本，的确都有可同情之处。应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算水分很大），毕竟为重新看待自己、看待西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敢定睛看看过去，才敢放开胆子想想中国和人类的未来。

    回首整个20世纪，我们大部分时间混得跟无照摊贩似的，东投西靠，哪儿有现在这条件？现在想想林琴南、胡先啸他们对西化发了点牢骚，其实也不算怎么过分，竟被仁人志士围殴痛歼。我怀疑英文法文中是否有“遗老遗少”这样的词汇，我想即便有，也没有现代汉语中那种活人穿寿衣的感觉。这是失败者的命运，不怪抱朴守拙的一方，也不怪激进奋发的一方。今天看到一些人宽袍大袖粉墨登场，无论是祭孔还是什么“汉服”运动，觉得好玩之余，也未尝不感到一分欣慰，因为中国总算有了摆弄这些的国势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这100多年的现代化的确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强加给我们的，为此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同时，也要承认，光靠传统我们走不出近代大危机，还要靠现代化。你喜欢柏油马路也好，不喜欢柏油马路也好，那是必由之路，花蹊柳径是走不出去的。数理化谁爱学啊，但你得揣上它，这样才走遍天下都不怕。另外，我们也要承认，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符合人类绝大多数包括中国人对舒适、清洁、快乐、富裕、健康、长寿、便捷这类古老而恒久的价值追求。坦率地说，没有西方扩张，我们或迟或早也要走上这条路。头些日子翻阅《厕所的历史》，非常有趣。按照当时西方游记的说法，清代的北京是一座臭烘烘的城市（巴黎、伦敦也好闻不了多少），抽水马桶以及城市排污系统的普及，欧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确是得益于工业文明的欧风美雨，虽然鸦片炮舰也是那阵风雨送来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了不起的。因为了不起，他就唯我独尊，就多吃多占，就欺压其他民族和文化，这样就引起后者的反抗。这反抗包括了学术、文化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这批判的基本立场和大方向是对的：自由落体运动放之四海皆准，但你西方的社会人文经验包办不了全世界的事，还差得远呢，别太膨胀了！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如果因为批判“西方中心论”而不分青红皂白，把科学、理性也一网打尽，那你是走不了太远的。毛泽东早说过，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很多事情的确需要两头想，多想俩来回。

    关于西方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技术跟中国传统知识中相关部分（以及世界其他各处的所谓“民族科学”或地方性知识）的关系，我曾跟友人讨论过中西医的例子。友人认为中医的思想方法属于整体论，应高于尚处在原子论的西医。我理解他的出发点，但觉得这样的说法失之偏颇轻率。其实世界各民族前现代阶段的知识，都有整体论的倾向。西方的医学知识走出这种整体论，应该说一种提高和进步。偶尔读到上世纪60年代出的《医学常识问答》。问：民间“十滴血一滴精”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答：没有，因为根据化验，精液的成分基本为水，余下为少量蛋白质之类，因此“纵欲伤身”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

    那时的西医的确停留在原子论的初级阶段。但今天的西医已经不这么看问题了，它找出了精液与免疫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房事过度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这样的西医知识，便与瑞大叔、西门庆这路人活不长的民间经验握手言和，尽弃前嫌了，而且是在一个更高或更深的认识层次上。

    关于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说法，似是而非。这个现象今天与其说是医学认识上的事实，不如说是医疗体制上的事实。一个患者左手发麻，西医会让他查神经，查颈椎，查心脏，查脑血管，而不会攥着他的手不放——会攥着他的钱包不放。心脏虚弱，西医也会把原因找到两三尺之下的腿部肌肉。由于分析多了，分析深了，知识就从经验上的简单相关升级到复杂的因果联系。原子主义或许仍是今天西医的现状，但肯定不是它的趋势，它的趋势是从原子论走向更高的整体论。相比之下，中医的“整体论”因为没有经过一个非整体论的过程，基本还在《金匮要略》那儿原地踏步，屈指一算已踏了近两千年了。“文化保守主义”老前辈陈寅恪说中医“有可验之功，无可通之理”，应是平允之论。物理学进步了，化学进步了，生物学进步了，但都没有深化中医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它还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那一套。由于“理”停滞不前，它在某些“功”上相对于西医的优势迟早也会丧失。总之，应该对中国与西方、对传统与现代化做新思考，但一定要守住“实事求是”命门，不要把这100多年辛辛苦苦取得的进步都思考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