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 本章: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邪里邪气的“文化”与公民精神的文化

    中国这100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或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0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0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外来的话剧,这30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音乐剧都是《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总的说来,这30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嫖妓。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的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树立大抱负,舍弃小吟味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百十来人上井冈,靠的就是大目标、大抱负,没这东西,这小股人马在近代大漩涡里一圈就转没了,连个泡都不会冒。《张学良回忆录》里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共产党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个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木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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