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张国焘另立中央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刘统 本章:第十一章 张国焘另立中央

    陈伯钧等人的厄运——反中央的阿坝会议——朱德、刘伯承反对分裂——胡底遇害——朱德顾大局避免冲突——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卓木碉会议另立“中央”——刘伯承烧掉密码——张国焘率部南下

    1935年9月5日,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又潮又冷,令人心烦。驻军查理寺为左路军担任后卫的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接到总部来电,说是噶曲河涨水过不去,要另择道路北上,命令陈伯钧率部向阿坝靠拢。陈伯钧立刻下达命令,第二天行军120里来到中阿坝,与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会合。

    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机关到达中阿坝,立即召集四方面军的各军首长来开会。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几天来与中央和右路军的争执,并借题发挥,说到自会合以来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和打击。这些军长、政委们也不过是些二十多岁、粗通文化的年青小伙,有人听了总政委的话,情绪冲动,说了许多过火的话。陈伯钧坐在一边听这些人骂自己的上级和战友,心里十分难过。他在日记中写道:“听这班同志谈一、四方面军纠纷,深为愤慨。他们的过火态度暴露无遗,我心中十分难过。……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第二天上午,陈伯钧实在忍不住,径直去找张国焘陈述自己的意见。说他“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过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最后,他要求张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扶革命。张国焘耐着性子听完陈伯钧的谏词,显出同情和难过的表情,答复他说事情闹到这一步,其中有很多隐情,不便公开。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亦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陈伯钧立即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党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亦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办法。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张国焘听着陈伯钧慷慨陈词,虽然一直以首长的大度好言安慰,心里却怒不可遏。四方面军中还没人敢如此冲撞他,这个陈伯钧好大胆子。张国焘送走陈伯钧后,便把部下找来,布置把陈伯钧收拾一顿。

    厄运很快降临了。陈伯钧受不了9军的人天天骂中央红军,提出调动请求,连续两天找张国焘,张都推托不见。9月13日晚上,陈伯钧再去总部,一些四方面军领导人已经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场斗争会。他们接连向陈伯钧发问,如对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态度,中央苏区五次围剿和长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农干部等问题,要陈伯钧回答。完全把陈伯钧放在斗争的位子上。

    9月14日是陈伯钧终身难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级通知陈伯钧,调他回总部另行安排。陈伯钧交代了工作正要离开,忽然来了一群传令兵,说奉命来要回9军的东西。陈将9军配给他的两匹马交回,他们还不罢休,说不许陈带走一点东西,只许只身一人走。一阵乱抢,把陈伯钧从五军团带来的马,连同望远镜等通通拿走。陈伯钧气得浑身发抖。“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陈伯钧到总部,向张国焘强烈地反映这些问题。张国焘假意要黄超去追回东西。过了好几天,才给他一匹没鞍的瘦骡子,望远镜就算没影了。陈伯钧被免了职,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与陈伯钧遭到同样命运的是30军参谋长彭绍辉。这位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残了右臂的将领,是从原一方面军六军团调到四方面军30军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后,他怎么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写了一封信给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想到这封信被人送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刚进门,立刻被人围住。一个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上去就给彭绍辉一个大耳光,厉声问他:“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胸口上,进行恐吓。朱德坐在旁边气愤地站起来,上前把枪夺下来,对众人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示意他赶紧离开。张国焘见朱德干预,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绍辉才幸免于难。后来彭绍辉上将每逢回忆起这件事,都要感激朱老总的救命之恩。

    像陈伯钧、彭绍辉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受到如此打击,其余的中下层干部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张国焘认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责任在中央。他想了想,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带走了一、三军团,不过万把人。红军的大多数人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现在没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红军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一边向四方面军的老部下灌输对中央的仇恨,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歧视打击,有不从命者,就用肃反手段处置。

    那几天,朱德和刘伯承忧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冲突发生。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上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罪名呢?原来,胡底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3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上海中央时,为了建立党的情报系统,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李在上海,钱在南京,胡底在天津。有了这三条内线,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知道得一清二楚。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他迅速赶往上海通知了周恩来,当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到上海捕人时,一个个地点都人去楼空。在那次突发事件中,地下工作者为保护中央立了大功。由于顾的叛变,李、钱、胡三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入中央苏区。长征初期,钱壮飞在行军途中遭飞机轰炸掉队,在息峰被地方民团杀害。李克农随中央北上,胡底随总部行动,如今这位功臣居然被张国焘打成了“特务”和“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尽管刘伯承一再交涉,说胡底没有问题,张国焘就是不理。就这样,一个曾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国民党捕获,却被张国焘的亲信毒死了。

    那几天,阿坝充满了紧张气氛,一点小事就可能引起一场乱子,甚至要人的命。9月11日,四方面军侦察科的几个兵在房子下面烧火,卫生部长贺诚在楼上被烟熏得受不了,跑出来训人。这些兵就说贺诚捆了他们的指导员,报告了张国焘。夜里来了一群人,要贺诚出来。贺诚怕遭不幸,关着门不出去,他们就在外面鸣枪恐吓。第二天,张国焘召开大会,名为“解决贺诚捆人问题”,实为向朱德、刘伯承施加压力。朱、刘、贺三人走进会场时,张国焘预先布置的警卫就端起枪,把枪栓拉来拉去。斗争会一开始,黄超就喊打。会场秩序大乱,不像开会,倒像打群架。也许因为贺诚是医生,张国焘还要用他,才免遭监禁和进一步的迫害。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简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33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32军(原红九军团)因驻地较远,没人参加。会场上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标语。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拥护张总政委讲话,痛骂中央。

    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团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五军团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他们在发言中把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左倾”错误夸张扩大,甚至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红军内部的倒戈给阿坝会议火上浇油,更激起了四方面军中对中央的反对情绪。

    五军团部分干部的转向,使朱德、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在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喊。有的说:“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有的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气势汹汹地问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红军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当众表态反对中央。朱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面色严峻。张国焘对他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面对这些叫喊和辱骂,朱德十分冷静沉着。他知道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张国焘给挑动起来的。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分裂,令他十分痛心。但他不能责怪这些不明真相的部下,要耐心说服,等待他们觉悟。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德说到这里,转身问坐在一边的张国焘: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

    张国焘不回答朱德的问题,仍然要朱德表态说“毛、周向北是逃跑”。朱德严肃地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我绝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上就爆发出一片叫骂声。有人冲到朱德面前,骂朱德是“老右倾”、“老乌龟”。(1937年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克清提及此事,还是满腔怒火)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高声说道:“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下又引来一片叫骂:“好!你把党的会议说成是审案子!”斗争矛头又转向刘伯承。刘伯承看他们不讲理,干脆不说话。有人又对朱德高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你们既然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这些人赶不走朱德,又跳着骂:“你又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人喊:“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张国焘眼看部下闹得差不多了,才出来缓和气氛。他没忘掉自己的身份,只要把底下的人鼓动起来,用不着他在前台骂人。他对今天的会议相当满意,更无所顾忌了。

    朱德和刘伯承从会场出来,心情十分沉重。党和红军中发生了这样的分裂,又是在长征途中,实在令人痛心。朱德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他们丝毫没有埋怨中央抛下他们,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火冲冲地说:“搞几棵枪打起走!”刘伯承说:“你晓得什么,不准吭声!”在这样情况下,除了忍耐,慢慢做工作,等待四方面军同志觉悟,不能采取任何火拼的办法,否则,那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最后通过了决议。以张国焘的报告为主题,谴责中央“右倾逃跑”,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重返四川建立根据地。在通过《阿坝会议决议》的同时,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还拟订了《大举南进的政治保障计划》,与《决议》同时下达到各部队。几天之内,各部队中召集了不同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张国焘的报告和《决议》。

    阿坝会议,是张国焘公开与中央决裂的会议。他把中央内部的分歧完全向红军战士公开,利用红军战士的淳朴无知,挑动红军反对中央的政治路线,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虽然中央在俄界会议上声讨了张国焘,但范围仅限于中央委员和军队首长。张国焘则是一下就把范围扩大到全军,严重破坏中央的威望,这显然是为他日后宣布另立中央打基础,造舆论。

    此时,朱德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在困难的处境下,保持和维护红军的团结,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不受损害。在阿坝会议的那天夜里,刘伯承得到消息,张国焘和他的军长们开了一夜会,讨论如何对付朱、刘和五、九军团。到天亮才决定不杀刘伯承,软禁起来。五军团要根本改造,让黄超去当政委。九军团要撤换一批干部。

    那些日子里,朱德四处奔走,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全大局,在与张国焘作斗争时,注意斗争策略和方式,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尽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

    他对总部3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说:“现在党内发生不幸,出现了暂时分裂现象。”嘱咐伍云甫转告同志们“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最要紧的是工作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不计较待遇。分裂是暂时现象,最后是会在党的正确路线下团结一致的”。他还说,同张国焘斗争“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的,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太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五军团是朱德最为关注的单位。在阿坝会议期间,朱德与董振堂军团长交换了意见。董振堂表示了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作斗争的立场,令朱德感到十分欣慰。对张国焘及其亲信打击迫害五军团同志的行为,朱德都挺身而出,保护同志。一天上午,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获悉,总部来电说五军团一些人抢东西,准备搞反革命叛乱,被四方面军保卫局抓起来了。董振堂指示欧阳毅去处理。欧阳毅先统计了各单位的掉队人员情况,然后去四方面军驻地领人。到那里后,被关押的五军团战士都申述他们是掉队,没搞反革命。四方面军一位首长拍着桌子大发脾气,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老子亲眼看到的,你们抢老百姓的东西!”事情弄僵了,欧阳毅便来总部报告。四方面军那位首长先到,欧阳毅一进门,那位首长便指着他说:“他就是五军团保卫局长。”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站起来骂:“你不听指挥,老子偏要指挥你!你是假革命,反革命!”说着就掏出了手枪。在这紧急关头,朱德制止了这种无理行动。张国焘看部下闹得不像话,才把他们打发出去。由于朱德主持正义,一场危机化解了,欧阳毅领着掉队的战士回到五军团。

    由于朱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张国焘也奈何不得,于是不断在背地搞小动作,难为朱德。一天夜里,他手下的人把朱德的马偷去杀了。张国焘有七匹马,也不肯给朱德一匹。董振堂知道后,派人给朱德送来一匹马,才解决了朱的行军的问题。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阿坝会议上坚持一言不发,引起张国焘的嫉恨。南下途中张国焘借口调康克清去学习,将他们拆散。康克清气愤不过,要离队去找党中央。朱德劝她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就不敢随便动手。”朱德以一身正气和博大的胸怀,挫败了张国焘一个个阴谋。

    建国后,朱德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我们还有五、九军团和刘伯承同志,反对张国焘。他(指张国焘——作者注)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

    再说右路军,自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后,陈昌浩决心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9月11日,他派通信员骑马给包座前线的傅钟、李卓然送去“特急飞传”的信件。傅钟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傅钟和李卓然也懵了,当天火速赶回巴西。陈昌浩正在召集右路军干部开会,傅钟看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讲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

    几天后,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命令,要右路军从班佑、包座地区南下,与左路军在大金川的松岗、党坝一带会合集结。军令如山,徐向前、陈昌浩率红30军、红军大学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徐向前回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

    9月17日,徐、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重返毛儿盖。张国焘非常高兴,向后方的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王维舟发出了坚决南下的命令:

    (甲)徐、陈率30军于昨晚安抵毛儿盖,4军今晚续到。毛无敌,他们过草地未遇困难。

    (乙)右路已能排除第一道难关,坚决南下,现在就看你们能否速取党、绥、崇、丹、懋。南下打开绥、崇、丹进路,关系全军生死存亡。望用全力完成任务,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的战斗意志。

    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在沙窝会议分兵后的两个月,左、右路军又会师了。但是中央已经不在了。张国焘显得踌躇满志,而徐向前他们却心事重重,笑不出来。分裂的噩梦还在头脑中搅扰。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的负责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

    张国焘接着作报告。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还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倾空谈主义。他们只是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时才来参加革命。(这话后来张国焘还讲过多次)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有鉴于此,张国焘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的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表态。朱德的话虽然心平气和,却是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意思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还是不肯说一句支持张国焘的话,更不肯向张国焘低头。张国焘见朱、刘二人还不屈服,怀恨在心,当众不便发作。在大家发言表态之后,张国焘掏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众人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名单。张国焘的“中央”就这样产生了。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炮制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名单,颇费了不少心机。首先,他要建立一个能让共产国际承认的“正统”,所以尽可能把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排在前面。由于张国焘的闭塞无知,在名单里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原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原闽浙赣苏区特派员曾洪易在此之前都已被国民党逮捕,当了叛徒。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因为在洪湖苏区肃反中大量杀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撤职。原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在坚持斗争失败后,于1935年9月被敌人杀害。张国焘都不知道,把叛徒和烈士一起选进来了。

    张国焘炮制的“中央”,似乎也照顾到不同地区和红军,几方面都拉了些人。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里掺杂了他个人的好恶和成见。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毛、周、张、博不用说,已被他“开除”了。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一个也未选进。刘伯承、董振堂都没选上,仅有个“军委委员”的虚名。

    会议结束后,朱德找到张国焘,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朱总司令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使张国焘无可奈何。没有朱老总,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也不能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所以,朱德决定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和张国焘周旋。

    刘伯承总参谋长彻底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虽然他和朱总司令暂时处于少数,但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张国焘软硬兼施,也丝毫不能动摇朱、刘的立场。实际上从阿坝会议以后,刘伯承的职务就被剥夺了。张国焘只让他教交通队如何打骑兵、放排哨。

    一天,朱德悄悄告诉刘伯承:“有人说你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刘伯承冷笑道:“说那些做什么,杀就杀嘛。”对个人的生死,刘伯承是置之度外的。但有一件大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掌握在他的手里,这件事张国焘还不知道。刘伯承想:张国焘这一搞,说中央是什么“右倾逃跑主义”,谁又是什么“侦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码搞去,把他那一套报告国际,不知要给中国党造成多大的麻烦。张国焘另立中央,使刘伯承下了决心。密码是一本英文的《鲁宾孙漂流记》,在参谋刘绍文手里。刘伯承让刘绍文把密码烧了。这事做得很机密,除了他们二人谁也不知道。刘伯承回忆:“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刘伯承这一决断,真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中央。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控制不了张国焘,张国焘唯一畏惧的就是共产国际。当林育英到陕北后,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对张国焘下达指示。张国焘无法与国际联络,终于接受了林育英的意见,取消了自己的“中央”,再次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师。如果张国焘能直接与国际联络,和驻莫斯科的王明搞在一起,中国革命的前途就难以预料了。从这一点说,刘伯承为党立了大功。

    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劝降”。张国焘说:“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否则,就不行。”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刘伯承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国焘说:“那你马上办交代。”刘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张国焘又要刘伯承作出一个南下行动计划来,限两小时完成。刘伯承说时间太紧,张国焘还是只给两小时。刘伯承知道他是存心整人,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刘伯承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去了。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开始了南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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