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翻雪山到甘孜——刘伯承批判余天云——整顿干部思想——张国焘为南下辩解——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怀疑——争取藏族上层人士——民族关系的改善——红军中的爱情

    按照《康道炉战役计划》，从1936年2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

    这是一次空前艰苦的行军。一路上红军要翻越两座大雪山——夹金山和折多山。算起来朱德、刘伯承等原一方面的同志已经是第三次经过夹金山，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也是第二次了。这次是冬季行军，天寒地冻，比前两次困难得多。红军指战员显示了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又有了一定的经验，一天就翻过去了。下山时连人带马，一齐往下滑，滚得如同雪球一般。折多山位于丹巴至道孚的路上，海拔5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时常发生。刘伯承、李先念率领红30军在前边开路，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红军做好了充分准备，每人带上三天粮食，把一切可以御寒的衣被、毛皮、辣椒、干柴都收集起来，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夜间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红军的衣服都冻成了冰筒子，满头满脸都是冰霜，身体弱些的就爬不起来了。第二天天一亮，红军就向山顶进发，终于在中午前翻过山顶。折多山又被红军征服了。比起北上的中央红军只爬过一次夹金山，四方面军二过雪山，三过草地，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心里明白。同样都是红军，跟着毛泽东和跟着张国焘，命运居然是如此的不同！

    3月15日，红军总部抵达道孚，尔后又进驻炉霍。川军的李抱冰部也是草包，一战即溃。30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川西重镇甘孜。蒋介石封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望风而逃，在瞻化（今新龙）被当地土司俘虏，交给了追击的红4军。这样，到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至瞻化，北至金川的广大地区。甘孜、道孚、炉霍一带是以前红军没有到过的地区，经济状况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

    四方面军本来不打算在这里久住，只想筹足粮食即刻北上。这时消息传来：二、六军团已经转战到滇西北地区，准备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建议：四方面军在现地休整，等待二、六军团的到来，大家一致同意。不料4月1日，林育英突然来电强令四方面军南下。电报说：

    （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川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

    林育英的电报使四方面军领导人感到难以理解。南下明明已经失败了，中央却命令四方面军再次南下。这岂不是要断送四方面军吗？这可能是中央判断张国焘要带领二、四方面军逃亡西昌，其实谁也没有这个想法。权衡之下，朱德下了决心。不改变行动计划，四方面军还是原地休整，筹备物资，等二方面军来会合，共同北上。这样，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地区住了三个多月，在长征中是一段较长的平静时期。

    行军打仗，大家的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一旦闲下来，部队中许多问题就表现得突出了。部队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关系、根据地建设，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妥善处理。

    在鄂豫皖和通南巴时期，张国焘大搞肃反，杀掉了一大批干部。红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干部，几乎被他杀光了。他借口提拔工农干部，搞任人唯亲。只要忠于张国焘，不论能力如何，都可以很快提拔起来。徐以新回忆：“张国焘有个特点，他要奖励哪个干部就用个人名义奖励，找到他那里去，陪他住几天（住在警卫班），出来以后就是提拔。对犯错误也是照这个办法，叫他到那个警卫班住几天，若是好了就从轻处理，若是不好就送保卫局。”这样搞的结果，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打仗勇敢，但作风粗鲁，政治素养差。此时发生的余天云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6年生，1927年参加黄（安）麻（城）暴动，1928年入党。在鄂豫皖时期以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任红4军36团团长。1933年由团长直升为军长。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几次负伤。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讲究战术，就是硬拼。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个人本质是不错，但没什么头脑。南下时指挥31军打了败仗，1935年11月被张国焘撤职，送到红军大学学习，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红军大学的总教官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同时又以作风严谨、治军有方著称，在红军中享有盛誉。张国焘虽然因为刘伯承反对他另立“中央”罢免了刘的总参谋长，但是在军事业务上不得不服刘伯承。他说：“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对此，张国焘是赞成的。鉴于南下失利的教训，所以他希望刘伯承把军事正规化的知识传授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们。

    谁知余天云偏不信这一套，进了红军大学不久，便公开顶撞刘伯承。张国焘听到的反映是：“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所以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事情并非像张国焘说的那么简单。刘伯承从余天云的傲慢、愚昧行为，看到了流氓无产者习气在四方面军干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的必要性。余天云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所以，刘伯承要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四方面军政治刊物《红炉》第1期上。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刘伯承指出：余天云的错误思想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教育。他说：“只要打得仗就够了，还说什么政治工作政治生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政治文件用不着看，政治军事也用不着学，进学校就是坐保卫局。”所以他入党几年来才参加过一次党会，他在当36团长时骂散过团总支大会，反对政治工作。不知道我们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唯一领导的重要。我们红军更应该加强党的领导教育，以为领导这战争的先决条件。单就上述不说政治，不看文件，不愿学习的现象来说，那党的领导和教育又从哪里去实现呢？

    第二，是随意杀人打人骂人的现象。余天云因为自己反对政治工作，当然是不能在红军内或红军外站在自己阶级立场进行政治工作，来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党政权旨意之下一致行动。所以他极端发展军阀流氓意识，随意杀人打人骂人，以为遂行自己意图的手段。当他杀人打人时，通常骂人是“改组派”和“AB团”。我们红大现在还是发现有这类坏现象的。这些同志以为摆出杀气腾腾的威风，谁敢不听命？而不知随便杀、打正是丧失自己信仰，涣散群众的团结，对于革命是有害的。

    第三，是贪污盗夺行为。余天云纵使交通队在青川装匪，劫人和偷窃部属望远镜。现在我们红大还是有这类坏现象的。各科时常发生偷窃行为，这些由浓厚的私有观念而不顾工农群众的利益、革命的秩序，在红军中绝不应有的。

    第四，是破坏组织的行动和缺乏组织的观念。余天云专注重自己交通及乘马的选择补充，而不愿战斗部队充实。任何人都只能尊敬他的交通队，校政治部主任也不能管理他纵使偷马的马夫。如党会涉及其队部事，则骂为小资产阶级的团体。这类破坏红军组织的违反“司令部为军队服务”之原则的，特别轻视政治组织的行动，实成为红大中最严重的事实。

    第五，是虚诈保守、忌妒狭隘自私的现象。以前余天云说：只有自己经过的战斗才算是可保守的正确战术，现在红大有些学生要保守枪无刺刀的习惯，不愿学刺枪。以前余天云看见同志有长处，就说值“卵子”。现在红大有学生见学得好的同志就忌妒。也有学得好的同志不愿意帮助落后的同志。自余天云时至现在，高指科在党会还着重于自己的马、传令兵、洗面等私事发生无原则的争执，而又互怕批评吵闹起来。对于党的任务则很少讨论。

    刘伯承在文章最后说：“我们农民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伟大的革命力量。然而由于农村政治经济组织的环境而产生的有些弱点，就是或多或少表现在部队中的保守性、迟钝性、狭隘自私性、缺乏全世界性、冷静分析性和组织性。这些弱点很容易发展到上述现象的方向去。因此，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来改进农民落后意识，成为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可以看出：刘伯承与余天云之间的斗争，绝非张国焘所说仅是关于战术之争，正规与游击思想之争，而是关系红军建设的原则问题。是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人民革命军队，还是由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政治头脑、为非作歹的“山大王”领导的武装？是党领导军队，还是长官决定一切？是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还是迁就军阀作风？这些问题不解决，红军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刘伯承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绝大多数人拥护刘伯承，声讨余天云。张国焘也亲自到红军大学讲话，他告诉同志们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地学习正规战术。并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都向刘伯承学习。并表示同意学校对余天云的处罚。但在军队政治思想建设方面，张国焘没说什么。

    斗争的结果，红军大学的学习空气浓厚起来，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是余天云一直情绪消沉。1936年4月，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转移。在途经大金川时，余天云突然从高崖上一跃而下，跳河自杀了。

    余天云之死震动全军。张国焘第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但他又很伤心，余天云虽然“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择手段”，毕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埋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他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

    余天云之死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如果放弃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就要出大乱子，什么样的事故都可能发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对全军政治工作进行了检查，将一度松懈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他在1936年2月写的文章中曾说，南下失利后，“在政治工作方面开始建立了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政治纪律，反对打骂现象，都有了很大进步。在学习方面自开展反余天云的斗争后，不仅红大有了新的气象，在部队中亦有很好的影响。有些军事干部过去根本不过支部生活，不看文件，现在开始转变了”。

    在占领了道孚、炉霍后，张国焘于1936年4月1日下达指示。其中的《战斗准备时期的政治保证计划》要求部队“组织各级的军政学习小组，目前研究材料以少数民族工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骑兵战术、南下战役的经验，以及西北和西康政治经济情况等问题为主。目前可抽出学习的干部应即送红大学习”。强调“各军特别在31军（余天云曾任军长——作者注）应注意部队分散时的政治工作，克服在粮食困难中违反纪律的行为，及可能发生的失败情绪。在5军（原一方面军红五军团——作者注）应根据总政训令大大进行艰苦奋斗的政治动员与教育工作。如曾提出‘到甘孜去吃大米’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同时下达的《政治保证计划》将张国焘的指示具体落实，指出“提高党团员干部及战士的阶级警觉性，与一切太平观点、过路观点、疲劳松懈与疏忽的现象作斗争。加紧对警卫员及警戒部队的教育，严防番反的袭击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捣乱。各级政治首长应经常注意在各种会议中说明保卫局的任务和意义，动员支部介绍连队中最忠实最积极的党团员作为保卫局工作网网员，加紧在部队及地方上的肃反工作”。四方面军原来很薄弱的政治思想工作，从此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于加强部队的革命性和思想上的统一，无疑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余天云事件由坏事变好事的转化吧。

    南下失利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的路线是否正确，开始怀疑。虽然不敢明说，却在底下议论纷纷。原4军28团政委杨明山回忆，他们在炉霍时，有一天找不到粮食，只吃到一点半生不熟的青稞。杨明山对团长高厚安发牢骚：“张主席领导的真正确啊，领着我们吃青草。”不料传到张国焘那里，杨明山立刻被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夜里他们发现有人盯梢，抓住一个小战士，原来是保卫局派他监视这些干部，如果听到说张主席坏话就报告。干部们都气坏了，找校长何畏算账，这成了轰动一时的红大高级科“闹事”事件。张国焘本想镇压，但朱德、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请他们出面讲话。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眼下我们就要北上了，大家受了一些委屈，但是要讲团结，要顾全大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都是有觉悟的，尤其是你们，都是老同志了，要经得住考验。眼光放远一点，问题就想通了。”在朱德的劝说下，红大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张国焘心里也明白，南下失败，他的地位和威望都发生了动摇。但是他不肯轻易认错，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在道孚，他几次召集干部会议，作长篇报告，继续攻击党中央，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在1936年3月15日的会议上，张国焘作《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时，谈到南下问题说：“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苏区是打退却战。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与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一罪恶行为便减弱了当时的有利条件。”

    张国焘说：“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也同样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坍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了休息与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

    张国焘可能自己都觉得是在瞎吹牛，难以服人，于是话题一转说：“或许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各方面红军是否可能不离开苏区，我想客观上是有这种可能的。”“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和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能够顺利的到达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在百丈决战之前，薛岳就知道红军的分裂给了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张国焘还在鼓吹南下的伟大意义，又能说服谁呢？所以，张国焘也必须承认一些事实。他说：“我们这次离开天、芦、雅，主要原因是敌人有着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去和敌人拼消耗，而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退却的行动，可是这一退却是有秩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张国焘说到这里，语气开始严厉起来：“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又骂了一番中央的“逃跑路线”后，张国焘说：“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一带的地区来呢？难道是我们自己挑选中意了的么？难道不是客观上需要如此么？关于这，有许多同志天天在猜想，非常不安心，到处去打听，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同志们，有意见尽可提出来讨论，为什么要到处去乱说而引起风声鹤唳满城风雨的空气呢？这难道对革命有利益的么？现在有些同志只是准备在革命高潮时工作，在现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下便发生许多错误的偏向。有的在清谈起来，在议论南下对不对，北上是否向毛、周、张、博投降等等。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自由批评只能涣散我们自己，这种现象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最后，张国焘警告大家：“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个同志现在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不要信口开河随便乱谈。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每个党员有意见可事先向领导机关提出，但决定后便要一致执行。故意引起猜疑，类似小组织的活动等等，只是一种帮助敌人损害自己的行为，每个同志应该慎重的来约束自己。”

    但是，蓄积已久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张国焘一席话就能解决的。来来回回地爬雪山，南下血战的失败，重新退却到人烟稀少的藏族区域，头脑再简单的人也要打个问号。人的情绪一低落，什么事都没心思干。部队纪律和管理都出乱子，完全不像当初南下时“到成都吃大米”那么士气高昂了。4月1日，张国焘又召集机关活动分子会，发表长篇讲话。先说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意义，再说与中央的路线斗争，又谈少数民族政策问题，最后一部分是谈部队内部的一些问题。张国焘列举错误行为说：“第一，不顾一切的乱搅，有一部分竟发展到类似土匪的行为。第二，轻视地方机关，以‘老革命’自居。第三，没有阶级友爱的精神，争水磨子，吃不完的粮食便随便抛弃。第四，认为要筹粮便只有胡乱搅一顿。第五，自私自利，只顾满足小部分的要求，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对工作消极。这一切的错误倾向，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将造成一种极大的罪恶，丧失党、政府、红军的威信，削弱我们自己的团结，断送群众。……更有一种罪恶的行为：我们的通信连，又没有发现反动，便随便打了80颗子弹。9军卫生部为了抓一条猪打了许多子弹。同志们想想，我们的子弹并不充足，我们的子弹是要去打敌人的，为什么要浪费子弹？难道准备打完了子弹去当土匪，去做老百姓么？真是糊涂至极！”

    “再其次，在我们部队中，要加紧反对打骂现象，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表现在执行命令的精神很差，这可以使我们自觉的铁的纪律松懈与堕落下去。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我学习不来，我不能艰苦斗争，晓得哪天打死了，‘革命’便成功了啊！同志，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醉生梦死的大傻瓜，绝望哀号的可怜虫。”

    “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个别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懈怠，不遵守军事秘密，把我们在军事上的秘密到处乱说乱谈，表现小团体的观念。一切一切的怪现象，都在这需要艰苦斗争的时期中暴露出来了。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不刻苦耐劳，向困难投降，悲观失望的一种露骨表现。重复的再说一次：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顺利的执行。”

    此时，张国焘已经和陕北中央、林育英恢复了频繁的电报往来，并达成了妥协方案。在大方针渐趋一致的形势下，本应停止争端。但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干部大会上仍然一再攻击中央，岂不是出尔反尔，毫无道理的举动吗？其实这是张国焘内心虚弱的表现。南下失败，是张国焘政治生涯的转折，连在草地时忠实于他的干部都在怀疑，张国焘与中央的对抗究竟对不对？这种怀疑终究要表现出来。积极者如陈昌浩，越来越明确地支持朱德的主张。消极者就是如张国焘所说的情绪低落，工作起来没有兴趣。但是大家尽管有疑问，还没有公开反对张国焘。因为大家毕竟对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不了解详细情况。至于林育英的来往电报，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所以张国焘在大会上一喊，大家也就不吭声了。四方面军内部的思想动荡渐渐平静下去。

    四方面军再次回到川西藏族区域，民族关系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在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日子里，阿坝、毛儿盖地区藏民武装不断袭击红军，给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和生活的困难，令人记忆犹新。这里固然有国民党当局和藏族上层贵族的挑拨和鼓动，但是红军对藏族民俗不了解，与民争粮造成的种种冲突，也是导致红军与藏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红军来到道孚、炉霍、甘孜，是一个以前未曾涉足的新地区，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意搞好民族关系。

    红四方面军在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过程中，也是一路打过去的。四川军阀李抱冰的部队，不是红军的对手，见红军前来，很快将部队收缩到康定，不敢露头。倒是诺那和格聪两个活佛负隅顽抗。红30军88师向炉霍进军时，诺那和格聪在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组织1500多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诺那到寿灵寺讲经时，带去100枝步枪和近万发子弹。但在红军到达前，诺那却借故溜了，格聪活佛指挥喇嘛抵抗红军。88师包围寿灵寺后，遵照上级的指示，围而不打，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但是格聪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与红军对峙10天。附近藏族武装前来增援，格聪派寺内喇嘛组成“敢死队”，企图里应外合，打败红军。88师勇猛战斗，将喇嘛和藏族武装击溃。这时，李先念率89师前来增援，决定智取，撤围隐蔽。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放松了警戒。李先念出其不意，率红军夜袭寿灵寺，除格聪带少数喇嘛逃走，大多数做了俘虏。

    张国焘、徐向前听说30军拔掉了寿灵寺这个钉子，立即打电报指示在前方的陈昌浩：“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30军除了获取寺内大量粮食、羊毛以供军用，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和炉霍藏民的拥护。

    1936年4月初，红30军88师占领甘孜，进军到与德格交界的绒坝岔。德格土司怕红军入境，派头人夏克刀登带领2000藏族骑兵前来阻挡红军。88师郑维山政委命令265团坚守不战，争取和平解决。藏骑几次冲锋，都被红军的火力打回来。晚上，藏人都搭起帐篷睡觉，郑维山命令邹丰明团长抓几个俘虏来。265团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藏人营地，一直摸到了夏克刀登头人的帐篷里，把头人活捉过来。藏骑群龙无首，无力进攻红军。李先念接见夏克刀登，向他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夏克刀登感激红军，给德格土司写信请求停战。德格土司授权夏克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红军不进德格，德格土司也不与红军为敌。夏克刀登还参加了红军的地方政府，为红军筹粮，直到送红军北上。

    红军在西进途中，很好地注意了民族政策，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支持和拥护，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瞻化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打红军，反戈一击，生俘诺那交给红军。陈昌浩在甘孜接见诺那，告诉他红军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保护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诺那的思想起了变化，愿与红军友好相处。负责看管他的王维舟夫妇对诺那照顾得体贴周到。后来诺那患伤寒去世，红军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

    红四方面军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后，鉴于以前的教训，特别强调民族政策。在1936年4月1日的干部会议上，张国焘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番民极迷信宗教，他们信奉释迦牟尼的喇嘛教。番人不管有什么事，不管是下种、牧畜、疾病、婚丧、生儿育女都要去找喇嘛。于是，喇嘛的无上权威便在番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了。无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经书，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要和你拼个死活。”

    “当我们打下道孚时，灵雀寺的喇嘛都跑光了。及后喇嘛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经堂、经书、菩萨毁了，他答应送我们的马，一个人送一匹。可是当喇嘛的代表进了灵雀寺，看见我们已经捣坏了他们的经书、菩萨时，他便溜之大吉了！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笨事呢？一定要去捣毁经书、菩萨？为什么我们有马不晓得要？偏偏要去断送群众？这真是糊涂极了。同志们，到了此地，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你有一匹马，好像是讨了一个老婆一样！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张国焘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大笑。

    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下达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强调“对土司、头人采取更宽大的政策”，“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强调“必须再一次的提起全体战士的注意，特别是关于粮食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及宗教等问题。必须坚决纠正那种借搜山、收集粮食等名义擅入民家乱翻、乱拿、乱捉人、烧房子的行为，这样自然使群众越跑越远，使我们一切宣传都成了白费力气。对于这种行为，不惜严厉制裁直至枪决”。

    总政治部还将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的要求，编成歌曲，歌词内容是：

    藏民工作中注意的事情，努力执行四要六不准。

    努力大宣传我们的主张，对待藏民兄弟一个样。

    细心来调查藏民的情形，号召藏民一起回家庭。

    不准说“蛮子”，说话要注意，免得引起他们的误会。

    不准乱抢不准乱没收，不准乱拉群众的牛羊；

    不准毁坏经堂和神象，不准拿经书擦屁股。

    不准乱屙尿，十项大家要记牢。

    经过各种形势的宣传教育，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有了很大提高。民族矛盾和冲突比第一次进入藏区时大有改观。这是四方面军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为四方面军在这里休整和筹备北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道孚、炉霍、甘孜驻守时，张国焘恢复了他的“西北联邦政府”。并在下面建立了几个小小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在1935年11月南下之前，在绥靖县（今大金县城关）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还建立了县、区地方政府。范围大致包括绥靖、懋功、丹巴、大、小金川、阿坝等地区。红军南下之后，留守后方的金川省委仍然继续开展工作。

    1936年4月，红军在道孚建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国道孚县独立政府”。5月1日，来自德格、道孚、炉霍、甘孜等地的代表在甘孜举行波巴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了波巴共和国中央政府。虽然这些“自治政府”和党团组织是临时搭起来的架子，形式大于实质。但或多或少地起了一些作用。例如，它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帮助红军筹粮，宣传红军的政策等等。张国焘还将藏民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革命军”、“自卫军”和金川、丹巴两个独立师，配合红军进行筹粮、肃反、站岗放哨等任务。一大批藏族青年就是在那时参加红军的。天宝就是当年从独立师转入红军的，建国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为我军中少有的少数民族将领。

    总的说来，四方面军第二次进入藏区，在民族政策上比前一次有了改进，缓和了红军与藏民之间的紧张局势。所以，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甘孜的日子，过得相当平静。不像前一次与一方面军在一起时，到处遭到藏民的袭击，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之中。这三个多月是四方面军长征中少有的一段安宁的生活，一旦摆脱了战争，人们心中最纯洁的感情——男女之爱，悄悄在军营中复苏了。

    当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一位美国医生马海德目睹了当时的盛况。他惊讶地发现：红军中居然有一些怀孕的女战士。1984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上采访，向很多当年的长征老人询问这个情况。在美国人眼里，这非常浪漫，又有些不可思议。长征中那样艰苦，活下来都很不简单，怎么会有时间谈爱情呢？遗憾的是，没有人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没有理由说马海德大夫在说谎，恰恰相反，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段富有人情味的故事。

    在长征红军各部队中，四方面军的女兵是最多的。1933年在通南巴时期，就成立了妇女团。张琴秋回忆说：“四川的妇女是很受压迫的，男人在家抽大烟、管家务，女人担负主要劳动，且大部分为童养媳。她们参加革命队伍很踊跃，斗争地主也很积极。”“我去时已经有两个团的编制，说是让我去当政委。这次成立后，担任过许多艰苦的战勤工作。”妇女团的主要任务，是做战地运输和勤务工作。如挖工事，当警卫，运送伤员、弹药和粮食。还要经常派公差。当时红军男战士都要上前线打仗，妇女团上千战士解决了后方人力不足的问题。四川女子力气大，能吃苦，很受上级赞扬。她们平时和男兵一样，剪短发，穿军装，背枪扛刀，几乎与男儿无异。所以，她们跟随大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征。

    本来，四方面军中是严禁结婚的。在北上南下的战斗生活中也的确无法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当他们在道孚、炉霍、甘孜过上了一段安定生活后，年轻人的心就开始活动起来了。

    恋爱和婚姻是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开的头。陈昌浩政委与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曾是留苏的同学。当时张琴秋与沈泽民（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结为夫妻，一同回国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红军撤出鄂豫皖时，沈泽民因病（也是因为和张国焘对立）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不久病逝。陈昌浩一直爱慕张琴秋，又是同在总部工作，朝夕相处，两人便产生了爱情。没举行什么仪式，平平静静地成了一家人。

    陈伯钧从红军大学调到4军任参谋长。他去时许世友军长调去组建骑兵师，由王宏坤继任军长。从1936年4月到6月，他们一直住在瞻化。从陈伯钧的日记里看到，这段时间他喝了不少喜酒。

    4月13日，“是晚，宏坤同志与办事处之冯明英同志正式结婚，我们也趁此机会大笑一场”。

    4月23日，“中午，在政府吃明英同志的回门酒”。

    6月1日，“晚，洪（学智）主任与军供给部张兴侧同志结婚，我们在政治部吃喜酒、打牌”。

    6月3日，“晚，去四科吃四科科长李定灼同志与张大义同志的喜酒”。

    6月5日，“晚，去卫生部吃何辉燕、张清秀两同志的喜酒”。

    6月初这段时间，是四方面军中结婚的高潮。陈伯钧记的仅是4军军部和直属队的情况，其他部队想来也是如此。口子一开，上行下效。陈伯钧觉得这样下去部队就不好管了，便去找政治部主任洪学智。

    6月7日，“上午上课。归来与主任谈及部队中的婚姻问题，实在影响不好，当即决定设法制止”。

    虽然下达了禁止结婚的命令，公开喝喜酒的场面不见了，但是私下的往来却是禁不住的。四方面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一直不允许结婚。男女之间的约会却逐渐成了半合法的事情。以后虽然没闹出什么大麻烦，但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引人注目地增添了一些小孩和孕妇。